【專訪】陳韜文:中國隱瞞疫情是制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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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元專訪】大紀元記者吳雪兒香港報道/SARS在中國從去年十一月爆發後,已經近半年,但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布倫特蘭最近表示,中國大陸仍未進入高峰期,相信這跟中國在疫症開始的時候隱瞞疫情,未能及時採取適當措施控制疫情,以至疫症一發不可收拾很有關係。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教授陳韜文博士認為,當局隱瞞疫情是制度的問題,相信隱定壓倒一切,層層在隱瞞、封鎖。

整個制度都在隱瞞

談到北京當局為甚麼要掩蓋疫情,陳韜文分析,「因為它(疫情)發生的時候,他們(北京當局)只是按照常規來處理,認為這件事情會引起社會動蕩和不安,引起社會不穩,穩定壓倒一切」,他指出,隱瞞是整個制度地做,「層層都隱瞞,因為地方政府認為發生了疫症是不好的事情,反映治理能力有問題,他們(地方政府)害怕如果我這裡發生疫症,上面又追究下來,每一層都是這個考慮,所以將資訊官僚化,為了自己統治的原因,將人命關天的消息封鎖、隱瞞。」

陳韜文表示,國內在過去每一次發生事情都是用隱瞞來處理,從唐山大地震開始,那個時候更嚴重,到現在南京中毒案也是這樣。「因為從舊的觀念來講,如果可以隱瞞的話就穩定,那些人就不會恐慌,而且(人民)會對政府比較信任,因為他們以為沒有事情發生,事情過去以後就算,這就是傳統的想法,基本上是(當權者)對中國社會權力的信心不夠,如他們有信心的話就沒有所謂。」

在疫情發展到後來,301醫院老醫生蔣彥永,把北京疫情公開的事件,陳韜文指由於老醫生「願意具名來揭露這個情況,這個影響很大,如果不具名的話,影嚮沒有那麼大,紙已經包不住火。」最後迫使當局不得不公開疫情。

控制資訊難令社會隱定

陳韜文認為如果要做到不隱瞞的話,那麼就要改變現時的制度才行,容許比較大的新聞自由,可以報道真相,同時,他認為,當權者應該改變控制數字就可以使社會隱定這種想法,其實控制數字反而會令社會不隱定。

關於國內人民對媒體的信任,陳韜文說,曾經做過一些調查,問新聞工作者,問他們理想中的媒界,大多數記者和市民都會覺得海外的媒界值得信任,黨的媒界沒有那麼受人信任。

謠言和真相混在一起

另外,一個則面的反映,就是銷售量,陳韜文說:「愈是代表黨的媒界,機關報,那個銷量愈低,愈是寬鬆,如《南方周未》,銷量會好一點,也會受人尊重多一點。……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感到底有多強,可能也要視乎甚麼內容而定,如他們都懂得在字裡行間讀出另外一種聲音,有時如果讀到「我們要團結一致」,實際上就是不太團結,或是「我們完全控制了」可能就解讀成不是太控制得了,市民也有其他渠道得到消息,如上網,口語、短訊,但謠言和真相都混在一起。」



陳韜文認為,一般在敏感議題上,人們對政府的信任感不強,就是因為這樣,鳳凰台的空間比較大一點。當然鳳凰電視台本身是有問題,為何有(指蔣彥永事件)資料交到手上都不報。

他續說:「它(鳳凰台)也說明自己會看中國的新聞檢查尺度來衝衡量自己的新聞,……但在中國時,它並不強調這一點,在中國時,它就強調自己是香港的媒界,所以他才有點自由度,……,原因是. 他們自稱是香港媒界,(國內對)香港媒界就是外事外辦,外來的事物就是外來的處理,說自己是香港媒界就會多一點自由度。」

對於香港不敢報道關於中國敏感消息的原因,陳韜文分析,「自我審查的情況是有,可能在不同媒體中的程度不一樣,在訪問一些新聞工作者的時候,問他們在批評中國時有沒有顧忌,結果有百分之二十幾的人表示有顧忌。這是一個情況,另外一個情況是中國往往對一些媒體進行統戰,或是籠絡,向(媒體)老闆或高層人員施以團結,統戰,甚至施以壓力,這樣做成一些人有一種恐懼的心理,因此避免得罪中國。」

港聞失自由中國無進步

他續說:「中國在理念上和法律上是容許新聞自由,當然作為統治者,他有他的喜惡。作為香港愈不說出真相,愈是順著中國來說話,將會令香港很多事情慢了,猶疑不決,甚至對香港不利,而對香港不利最終對中國是不利,香港喪失了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對中國來說,她不會進步,沒有對比,中國只會更滿足現狀。香港作為比較開放的地方,無必要走倒退的路。」

保護政權是跟本

陳韜文指出,「一件事件對一個制度的沖擊有多大,我覺得不同的人會用這件事件作為改革的跟據。目前他們(中國當權者)對事件的總結,相信他們會傾向認為是好事,……胡上了台以後中央電視台的新聞是有了變化。」,不過,他不認為當局「會容許很大的新聞自由,因保護政權仍然是跟本;開放得太快時,他會覺得對政權的沖擊太大,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會保留。」

不過,陳韜文認為,國內現時內在有壓力令它開放,「一是商場壓力,中國內部社會開始多元化,社會力量、民間力量;蔣彥永代表了民間力量。除了要發揮民間力量之外,就是全球化,當中國與世界駁接一起時,若維持以往的做法是不行,變了它不能和世界接軌,(開放的)關鍵是轉變的手法是激烈還是溫和。」

對於香港在這次SARS報道上,陳韜文認為,「特區政府在資訊控制方面是很絕烈,為了香港的經濟和形象,可以去否定一些事實,這是很不好的做法。九七之前也有資訊控制,但主次不會這現在一樣,所謂主次就是人命比較重要還是訊息比較重要。」

他又說:「長遠來說,就牽涉到23條(《基本法》)。……知道中國是隱瞞疫情,夠不夠膽去揭露?因為是國家機密;301醫院裡面的動態可否報?因為文件上已經蓋上「國家機密」。你拿到了中國有關SARS在國內情況報不報? 因此23條將引起了寒蟬效應」。



陳韜文分析,「中國和香港的關係是密切得很,中國有SARS,香港也有影響,香港的媒體仍然有一個自由就是可以去追尋資訊,但是否去追尋那就是媒體的責任。有了23條,又或是他本身自我設限,不去發掘中國資料,是香港媒界要考慮的問題,也是23條要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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