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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6日訊】今天是2003年5月5日，從4月23日得知住宅樓有一位女士被确診為“非典”之后，我只下過一次樓，是到銀行支取這個月的生活費。今天上午是第二次下樓，并且騎自行車去了市中心。不是為了散心，也不是為了獵奇，而是為了到地安門的同仁驗光配鏡鼓樓分店取眼鏡。

眼鏡店的打印票据上注明的取鏡日期是2003年4月20日，我4月22日已經專程取過一次，得到的答复是沒有配好，原因是度數高，拿到上海去配制了。這樣的解釋實在有些勉強，一副眼鏡還要從北京拿到上海去配，眼鏡店也就沒錢可賺了，再說即使拿到上海去配，也不該在約定的時間不能交貨。住家在四環之外，手頭又正好在忙著一件事情，進市區一次是需要下很大決心的，本想与眼鏡店的小姐們交涉几句，看到偌大一個眼鏡店只有我一個顧客，几天前到這里配鏡時看到的熱情周到已經蕩然無存，留在店員小姐臉上的只是無精打采。“非典”肆虐，國難當頭，連天災人禍都沒有人負責，這等小事實在沒有辦法認真計較，只好灰溜溜地出了店門，按照妻子的吩咐到不遠處的金象大藥房購買預防“非典”的藥物。

与眼鏡店的生意冷淡大不相同，藥店里當時熙熙攘攘，衛生口罩脫銷，俗稱病毒靈的鹽酸嗎胍片脫銷，84消毒液脫銷，連維生素C、E之類的輔助藥物也買不到了，我此時才意識到北京人生命意識的強旺和自己書齋生活的遲鈍。回到家里從妻子那里得知，住家不遠處的億客隆超市發生了搶購現象，連方便面都被搶光了。

妻子丟了工作，日常生活品的采買由她包辦。第二天她出去買菜，回來說几乎所有的新鮮蔬菜都翻了一番，雞蛋也由5塊錢一公斤漲到8塊錢一公斤。當天的電視新聞用特殊的語調和方式證實了這一消息，說是北京設立了專門的辦公室，各种用品貨源充足，不會再發生脫銷和漲价現象。這种電視新聞的目的并不是證實已經發生的事情，而是要發揮喉舌的作用，告訴人們政府有絕對“代表”的能力，正如張文康和孟學農被免職以前的電視新聞里，一直在強調党和政府“代表”全國人民控制了“非典”疫情一樣。

我盡管從來不相信中央和北京電視台發布的各种新聞，對于中央和北京政府以高度集權的力量保障物質供應的能力卻還是基本放心的，雖然由于在附近菜市場買不到鮮肉，害得一家人連續吃了几天素食。几天后，妻子還在溫家寶總理親自視察過的物美大賣場買到兩副据說是18層的口罩，回到家里數了又數也沒有數到18層。昨天也就是5月4日的央視”u28966焦點訪談”u20013中，播放了山東口罩村用極不衛生的方式生產銷售的大批口罩，妻子擔心購買的口罩是山東生產的，非要我今天取眼鏡時再給她和儿子買回兩副口罩來。

來到眼鏡店，依然只有我一個顧客，店員小姐依然是無精打采，延期10多天連一句道歉的表示都沒有，頗有點代表顧客權力的“三個代表”的風范。出眼鏡店再到金象大藥房，4月22日沒有買到的病毒靈和維生素C、E依然沒有貨，衛生口罩倒是有，是南昌某醫藥器材厂生產的，上面沒有按規定標明多少層，連負責銷售的女店員也說不上有多少層，能不能夠預防“非典”只是強調說是昨天剛到的貨。我問她電視上不是一再宣傳貨源充足，全國各地都在支援北京嗎？回答是電視上有的貨她們也是在電視上看到的，她們藥店沒有貨。至此我更加真切地體會到“三個代表”的高明處，他們和他們的喉舌把什么都“代表”了，留給小民的只有听天由命和任人宰割。

在今天的央視“新聞頻道”里，看到一條關于“非典”謠言的新聞：江蘇省鎮江市一位姓張的教師，在网上發布當地已經出現“非典”病人的消息，說是從一個醫生朋友那里知道的，警察把他逮捕后他又說是妻子在醫院看病時听別人說的。另有一個四川人在网上發布了北京市通州區有1000多名非典患者的假消息，同樣以制造”u38750非典”u35616謠言的罪名被逮捕。這條新聞后面，還專門介紹了國務院頒布的”u32593网絡管理辦法”u30340的處罰規定。

比起“网絡管理辦法”，1989年9月1日起實施的《傳染病防治法》具有更高的權威性，其中第22條寫道：“各級政府有關主管人員和從事傳染病的醫療保健、衛生防疫、監督管理的人員，不得隱瞞、謊報或者授意他人隱瞞、謊報疫情。”已經被撤職的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以及他們的上級領導，不僅在最關鍵的時刻制造了已經控制“非典”之類的“非典”謠言，而且在他們應該行使“代表”權力的時候，根本沒有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非典”的大爆發，從而犯下了不作為或不“代表”的嚴重罪行。別人在网上隨意發一條假信息就要逮捕處罰，張文康之流難道僅僅免職就可以過關了嗎？！張文康之流的上級領導和他們所領導的公眾媒體迄今為止依然在制造的諸如貨源充足、措施得當、万眾一心、眾志成城之類的“非典”謠言，又該由誰來承擔罪責呢？！

几天前在网上看到胡佳和汪永晨兩位先生發布的消息，說是他們得知建工出版社因為“非典”死了人，已經發燒的病人家屬又被醫院拒絕收治，便主動向有關單位匯報情況，遭遇到的卻是應該負責的有關單位和有關人士態度惡劣的不作為。我自己并沒有這樣的遭遇，不過，在同一棟住宅樓已經出現“非典”病人的10多天里，見到的只是有人到樓道里噴過兩次藥，而不是電視上所顯示的煽情場面。我擁有房產權的住宅樓下面的圍牆內，出現了許多修路的民工，新修路面离牆體只剩下不到兩米的距离，在明顯受到嚴重侵權的情況下，從來沒有人告訴過我這是什么道理和怎么回事。就像有一只爛了半邊的紅苹果，只允許我看到沒有爛掉的少半邊的人，偏偏擁有要代表和包辦我購買和食用爛苹果的絕對權力，我除了不相信他們的代表和包辦之外，竟然是毫無作為！

五一放假期間，單位的党支部書記打電話來，說是党委動員大家為抗擊“非典”捐款。我說我不是党員，對方說不是党員也要捐，問我同意不同意，同意的話就從工資里面扣除。我當然知道党的“代表”無所不在，連我每個月的工資也是党的，連我這個人的生死都可以由党任意決定，而且從來不需要通知我。這次通知并征求我的意見也許是十六的政治文明在起作用。然而，既然征求我的意見，我的回答只能是：我自己就在“非典”役區，我要自己捐助自己，或者說是我想自己代表自己。我不知道自己的回答有沒有用，或者說是有沒有害。在不能夠制止擁有“代表”權力的特殊材料和特殊個人公開制造“非典”謠言及其它一切謠言和罪惡的情況下，我能夠做到的只是公開說出自己的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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