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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4日訊】大紀元記者王凱麗編譯報導/華爾街日報5月2日發表IAN JOHNSON (伊恩-約翰遜)的評論文章“Sickness in the System The SARS Epidemic”(制度導致的疾病 –關於SARS傳染病)。文章中說﹐SARS對中國的挑戰可能是過去25年的改革以來前所未有的。真正的危機並非是傳染病所造成的經濟下滑和醫療需求﹐而在於長久以來醞釀的舊官僚體制和日益堅定的民眾之間的利益衝突。

其實這早已是眾所周知的問題﹐但卻一直沒有人敢於談論它。誰敢批評中國25年來的經濟增長﹐貧困人口的減少和不斷增加的民眾的自由呢﹖這樣的一個國家可能正飽受着暴政統治的痛苦嗎﹖

回顧中共建政以來的統治。在前25年的統治簡直是災難性的。史無前例的大飢荒﹐政治運動使無數人喪失了生命﹐個人集權統治使任何稍有敏感性的政府和其比起來都顯得如此了不起。 在毛的獨裁于1976年結束後﹐對人民的控制放松了﹐走向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革開始了。在過去的一些年中﹐這種放松的管制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開始提高。 但是這種成功並沒有使北京贏得民眾的真正的擁護。

中國政府不再象以前一樣具體地控制人們的日常生活﹐人們開始有時間思考了﹐並對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們開始形成獨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的商會﹐宗教組織和俱樂部。這些組織的成立要求必須有一個更富有競爭力和透明度的政府來管理。

中國政府對此並非毫無覺察。除了把持住一些原則問題外﹐它還是在努力地推進一些改革﹐如加入WTO。但即使在象經濟這樣中性的問題上﹐也總是擺脫不了政治對其的干預。因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進行到了這樣一步﹕只有進行政治改革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場經濟。但這就意味着共產黨獨裁統治的結束。只有如此才能擁有真正的市場經濟﹐包括完善的法制系統﹐透明化的規章制度和貪污腐敗的減少。儘管政府一直努力要把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這兩者分開﹐但它們其實是完全不可分的。

他還說﹐SARS傳染病在兩方面與以上問題相聯繫。首先﹐更加透明的政治系統將會使關於疾病的信息得到自由流動。中共現存政治體系的一大特色就是領導人決定目標是什麼﹐而領會了領導意圖的下屬們再反過來把統計數字彙報上去。這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統計數據令人懷疑的原因﹐也是為什麼那些省級領導們隱瞞了–也可能還在繼續隱瞞着–SARS病傳染的真實情況。

其次﹐中國的老百姓也更加認識到了他們的領導人的無能。對政府早期取得的所謂“成功”的感激之情早已經消失掉了。現在人們期望的是政府應該能夠控制疫情的爆發。但是政府對此的反應﹐即保密重于人命的方針﹐卻導致了一場災難性的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危機。這是自文革以後中國政府所遇到的最大挑戰﹐因為對許多中國人來講﹐這一事件證明了現有體制是完全無效的。

只有另外兩次事件可以和目前的SARS傳染病導致的政府信任危機相提並論﹕那就是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和1999-2000年對法輪功的鎮壓–在那次鎮壓中﹐許多人被打死﹐上千人被送到牢教所。在這兩次事件中﹐政府可以編造謊言–雖然表面上冠冕堂皇﹐說它在對付一些不講道理的蠻橫的示威者。 許多中國人由於害怕公開表達任何不滿﹐也只能屈從于政府的說法了。.通過捏造信息﹐政府可以推脫責任﹐而宣稱其行動是完全合理的。

但是面對SARS﹐中國政府再要想開脫可就難得多了。沒人能去責難死去的人。這次政府再沒有了替罪羊–既沒有了所謂挑起”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幕後黑手”﹐也沒有了所謂的“邪教”。相反﹐一切都明確顯示﹐問題就出在僵化了的政治系統﹐一個根本無法滿足民眾更高要求的系統。一切懷疑都指向了北京。一個國家怎麼能靠着這樣一個鼓勵大量虛報統計數據的體制﹐ 一個把無辜百姓生命安危置于不顧的體制來運轉呢﹖此外﹐人民已經習慣了中國的種種不合理之處–地方官員腐敗等等﹐同時也習慣了擁有個人的自由﹐而突然間﹐政府又開始限制人民的基本生活自由了 ﹐包括旅行﹐走親訪友和過自己的日子等等方面。

獨裁統治總是被人描述為最笨拙的﹐它只會壓制和破壞﹐卻不知如何調整和建設。用這來形容中國的政治體系看來是最合適不過了。它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動員社會資源對付SARS﹐但是在一個真正現代化的社會裡﹐類似這種潛在的問題每年層出不窮時﹐而一個有效的政府通常是把這一負擔轉向民間﹐通過完善的社會體制來解決各種問題﹐而不是都抓在自己手裡。

就象一個人拖着越來越沉重的包袱一樣﹐北京現在正被SARS挑戰累得直不起腰。它所面對的選擇其實非常明確﹕要麼減輕包袱﹐要麼就跌倒在地。

(本文作者伊恩-約翰遜﹐華爾街日報駐德國總編﹐曾在中國工作過7年﹐于2001年因對法輪功問題的報導獲得普利策國際新聞獎(2001 Pulitzer Prize for International Repor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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