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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4日】
土改前農民是自由民，土改后不僅土地得而复失，
而且被牢牢地拴在土地上，逐漸變為一种新式農奴，
國家則變成新的唯一農奴主

　數年前，前中國社斗院副院長于光遠來香港演講，題目的經濟改革。他說：改革后， 大家生活得比過去地主還好。那時我們在陝北搞土改，不吃糠的就算是地主。听到此， 我第一個念頭就是：那你們共產党人當年為甚么要搞土改？進而想問：土改自然使地主 和地主的子孫倒了楣，淪為万劫不复的賤民，那農民呢？他們又得到了甚么好處？

　　中國農民的悲慘狀況終身難忘

　　我曾在我們四川安縣的農村當過三年知青，這短短歲月為我一生留下了許多終身難 忘的回憶，而最難令人忘怀的是中國農民的悲慘狀況，而那已是土改后二十年了。不說 農民一貧如洗，連溫飽都未能實現。生產隊中除了几家勞動力很強的，其他農民可以說 全年沒有吃過几頓飽飯，連裁秧打谷子最吃重的農忙時候，也只能吃半干半稀的瓜菜飯。 在田里勞動時為填飽肚子，他們常摘未熟的豆莢生著吃；挖紅薯一邊污一邊吃，吃得滿 嘴唇污泥。而農民還告訴我，這日子已很好了。他們是与六?年時大災荒相比。這個生 產隊本兩百多人，大飢荒餓死了一百多，有的甚至是全家死絕。農民向我回述那段悲慘 可怖的日子時，仍余悸猶存。

　　那時每個赶場天，在我們生產隊通往黃土場的一個并不很陡的山坡上，總會發現一 兩具倒斃的尸體，都是餓得虛脫了的農民赶場回家，因衰竭無力气爬完這道坡，一倒下 去就再也站不起來。那條山坡路我走過很多次。每一次我想到我腳下的路上曾倒斃過很 多餓殍就背心發涼，甚至在夏季。

　　要把我听過見過的農民的悲慘故事一一寫下來，需要寫厚厚一本書。

　　當過知青的人現在回憶起他們的苦日子總是充滿自怜自哀，彷佛是世界最可怜的人，其實比我們更可怜的是農民。當年許多知青面對比我們低下的農民常不免有一种沾沾自 喜的优越感，而這种优越感有時甚至可以用來平衡知青受屈的心理。

　　農子農孫被拴死在土地上

　　記得有一次我和生產隊隊長及隊上几個男社員有事上四十里外的縣城，因為要上飯館，我帶了糧票，而農民都是用帕子包了大米去換飯。我們知青是城里來的，因每年要 回家探親為理由可以排了大米去公社調換糧票，但農民沒有這种特權。在上街吃飯要糧 票的時代，我們安縣的農民出路都是帶著大米，用一塊布包了，然后到那种可以換飯的 鄉鎮小飯鋪，用飯鋪的秤小心秤個六兩或八斤白米換一碗沒鹽沒菜的白飯。這种大米換 飯的方式只在鄉鎮小縣城通行，在我長大的成都就從未听說過這回事。那次我就想，這 些農民如果要到成都怎么辦？

　　這种制度的設計似乎已把農民牢牢地束縛在他們的土地上了。我們生產隊的農民的 活動范圍几乎不超過方圓几十里，最遠不過是到縣城看病，或到鄰近的德陽、綿陽這類 中等城市挑化肥，賣竹編籮筐。到城市生活是他們連想也不敢想的事。知青常以譏笑玩 弄農民的愚昧為樂，現在才明白這种愚昧是因為他們的貧困，以及被強迫隔絕于城市文 明之外的生態造成的。

　　兩三年后，知青開始陸續回城。我有個男同學回城時，隊上的男青年農民很羡慕他，說我們這一輩子只有在鄉下完事了，男同學即回答他說，「因為你們是龍（農）子龍（農）孫嘛！」話很刻薄，但卻是冷酷的現實。

　　一直到人民公社解散，土地實行承包，農民才首次可以自由地前往城市，但他們被 城里人稱為「盲流」（現在叫民工）。他們享受不到城里人的种种福利，干的卻是城里 人不層于干的臟臭累話路，他們是城市中的邊緣人，社會的二等公民。

　　前几日讀賈平凹新出的自傳小說。作者訴說毛澤東時代一個陝西農家少年在貧窮， 在城鄉分隔的歧視環境中掙扎奮斗的悲哀，令人傷感也令人深思。按那個時代的階級分類，賈平凹應該是翻了身的貧下中農，政治上的紅五類，但是他們未感受到做人的尊嚴。

　　土改是農民命運的分水岭

　　某日与人閑聊，談到農村改革，我突發疑問：怎么會是土地承包？土地不是土改時已分給了農民，農民連地契都拿到了嗎？后來參加互助組、合作社，農民不是拿土地、拿犁具耕牛入股嗎？就是后來成立人民公社，不是說為集制所有制，社員共有嗎？現在 人民公社解散了，農民不是該拿回他們的土地？有人說，土地是國有的。那何時收歸國有，法律依据又何在？我以此詢問過許多人，包括大陸的農業專家，但沒有人可以回答。

　　這個問題太大，最好讓學者們去研究，但我們卻很容易認清這樣一個事實，即土改 前后農民的生態的戲劇性大變化。土改是中國農民命運的分水岭。土改前，農民可能沒有土地，但他一定是自由的，他可以為甲地主做長工，或為乙地主做佃農，也可以走西口闖關東，也可以不种田到城里打工做小生意，甚至可能因勤儉奮斗自己當上地主。在 走投無時也可以去當兵吃糧或落草為寇。土改后，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但兩三年后土 地失去，而且隨之失去的是自由，不能离開被限定的土地（合作社、公社生產隊），不 能隨自己意生產耕作，有個時期一點自留地，多喂兩只母雞，當官的就會來割資本主義 尾巴。《中國青年報》記者盧耀剛在他的《大國寡民》一書中說，「合作化不久，就是 高級社，就是人民公社，再加上戶藉制度，農民被牢牢地管住了。」可以說土改前，農民是自由民，土改后農民實際已逐漸成為一种新式農奴，而國家成了最大而且唯一的新農奴主，大概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農奴主。

　　土改前租地主的佃農向地主交租，土改后全中國的農民向國家交公糧，不知公糧算不算地租？

　　農民史無前例的被依附于土地

　　中國是几千年傳統農業國，以農為本，農民從來是第一等國民，近代工商業興起， 務農仍然是不被人看輕的職業。我父親解放前即因羡慕農家樂一度萌生過下鄉務農的貪 頭（幸好未實行）。土改后至今中國農民的社會地位如何？工農差距与城鄉差距如何？ 有目共睹，已不必贅說，總之，如一九五三年梁漱溟為農命所說，工人与農民「有九天九地之差」。梁漱溟為這句實話受到周恩來的批判和毛澤東的當眾羞辱。

　　土改似乎是一出黑色滑稽戲，一個大諷刺，也像一場大騙局，打著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旗號，用暴力血腥的手段無償剝奪了几百万地主和自耕農（富農）的土地，讓几 万万無土地的中國農民歡天喜地，但繞了一大圈，最后竟變成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土地兼 并最大的土地集中。中國農民空歡喜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句描述皇權之強大的話首次真正成為不折不扣的歷史現實。

　　后來這個大農奴主一手釀造出慘絕人寰的大飢餓，几千万農民在這場人禍中默默餓死，竟然無災民成群逃荒流竄城市，亦無陳胜吳廣揭竿而起。原因很簡單，不是今天的中國農民更逆來順受，而是當今國家權力之网鋪天蓋地，密而不漏，為歷史所未有。試問當此現實，中國何處去尋水泊梁山？這場大劫難早已因几百万地主和自耕農土地被無償剝奪而成為全體中國農民無所逃遁的宿命。農民從土改中沒有得到甚么，除了奴役。

原載【開放】雜志
一九九九年三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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