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9日訊】今天下午四時整,中共官方再次發布SARS的利好消息,新增病例僅為4人,為抗SARS以來的最低,似乎顯示著胡溫體制的果斷決策所產生的顯著成效,也為國內外輿論對胡溫的善意期待平添了新的證据。
然而,從央視看到這一利好信息,我和妻子還沒有來得及高興,另一條災難信息猶如悶雷炸裂在頭頂。而此刻,窗外正是電閃雷鳴,大雨滂沱。莫非通過糾正制度人禍而使天災SARS逐漸趨緩之后,就注定了政治SARS病毒的瘋狂發作?
電話鈴響起,是楊子立的妻子陸坤。
“劉老師,今天上午,子立他們被判了重刑,誰也想不到這么狠”她在電話里哽咽著說。
“几年?”我急切問。
“十年、八年﹔徐偉和海科十年,子立和宏海八年。劉老師,政府為什么這么狠?”陸坤說不下去了。
“劉老師,徐偉是好人,我能擔保為什么這樣對他”這是徐偉的女友王英的哭音。
听二人的哭訴,我也惊愕得一時說不出話來:十年?八年?
盡管對“新青年學會”案的結局,我早有心里准備,知道這個制度的本性是,既然抓了人,就決不會善罷甘休,不管有罪無罪,也不管證据是否充足,結局一定是判刑,以此顯示獨裁權力的威懾力和偉光正。然而,四人都是來底層并關心底層的青年,他們沒有做什么“出格”的事,反而盡做實實在在的大好事:為民工子女的教育做義工、下基層農村搞調查,為農民的悲慘處境吶喊;四人湊在一起討論現實問題,楊子立創辦思想网站,也是在為中國的和平轉型籌划,希望中國能夠走向自由民主。四人在被捕前也沒有中共眼中的“前科”,不是中共所定義的“异見分子”,徐偉還是中共党員,在北師大讀書時主持過的“農民之子”活動,還上過央視。 基于以上理由,我和大多數朋友的估計:至多判上三年五年。近些天,我也估計到了,趁著國際社會聚焦于SARS之机,中共在5月9日已經對姚福信、黃琦等人進行了宣判,也很可能接著宣判“新青年學會案”。然而,如此重判,實在超出我的最悲觀的估計。之后,馬上与几個一直關心此案的朋友通電話,沒有一個人不感到震惊和憤怒。看來,就連我這個与專政机關打了十几年交道的“老异己”,對這個制度的殘忍仍然估計不足。
如此优秀青年,卻接連遭遇野蠻制度的迫害,先是秘密逮捕、超期羈押和兩次開庭,已經是欲加之罪了。現在又趁SARS之机重判四人,更是肆無忌憚的迫害,且盡顯其机會主義的狡猾。
晚上,陸坤、王英和張宏海的哥哥張宏圖來我家。因為平日里不太愛見客的妻子,今天卻執意要請他們來家里吃飯:非常時期的非常災難的承受者,多需要一次傾听、一句安慰、一頓晚餐、一种家的溫暖。
一邊吃著簡單的飯菜,一邊听三人輪流敘述法庭上的痛心見聞,自然伴隨著含笑的淚。
他們說:四人被帶進法庭后,其他三人比較鎮靜,只有徐偉顯得激動。法官剛剛說話,徐偉就高聲說:“我要控告北京市安全局,他們用電棍打我的太陽穴”當法官和法警企圖制止徐偉時,誰也沒有想到,徐偉高喊著“我死也不回去”,一頭撞向法官席的桌子,當場倒地。三個法警蜂擁而上,企圖將徐偉帶离法庭,徐偉死死抓住桌子,直到五個法警一起把他抬出法庭。之后,四人被帶出法庭一段時間,等再次開庭,既沒有律師的辯護,也沒有被告的最后陳述,只是法官飛快地跳躍式地宣讀了判決書。
出庭的家屬們還未從惊恐中醒來,四人的青春年華被漫長的監獄生涯所剝奪的命運就被決定了。整個過程只有几分鐘。
“我實在不忍看徐偉那么絕望的表情,知道他真的死也不想回看守所。他在里面一定吃盡了苦頭。”王英抽泣著說。
是呀,曾經作為优秀學生會干部和党員的年輕徐偉,怎么能夠想到自己會成為這個党的“敵人”,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被處以十年重刑!
“我不敢正視弟弟的眼睛我也不知道怎么對身患癌症的母親說”宏圖也終于抑止不住淚水了。
我無言。只在心里對宏圖說:去他媽的“男儿有淚不輕彈”吧?誰規定的?如果哭出來會讓痛苦緩解一些,讓壓抑釋放一點,哪怕僅僅是暫時的,那你就哭吧。陸坤和王英一直在哭,你為什么要強忍著?
這個專門踐踏人權和讓良知者受難的制度,只能建立人人自危的恐怖秩序,任何個體都無法保證自己不淪為“政權敵人”。今天是他,明天就可能是你。那种“我會例外”的心理,純粹是一种懦弱的僥幸,而要讓這僥幸變為“幸福”,人性就必須与野蠻進行有辱尊嚴的交易:用出賣自己的人權和甘當順民來換取溫飽和安全。也就是在政治SARS的威懾之下,心甘情愿地戴上“精神口罩”。即便如此,一夜之間淪為“敵人”的例證仍然比比皆是。“新青年學會案”的冤屈,就是政治SARS的最新犧牲品。
這出以天大的鬧劇開幕的怨案,終于在SARS危机中以慘劇悍然落幕。SARS病毒封住了個體的肉體咽喉,政治SARS窒息了群體的精神咽喉,使一個民族無法自由呼吸。天災SARS是突然降臨,也不會延續太長時間,而延續了數個世紀的政治SARS,釋放出無所不在的恐懼毒素,精神之肺的纖維化已經由來已久,持續地引起精神高燒和表達干咳,深中毒的國人甚至不敢呼吸。而那些敢于爭取自由呼吸的良知者,僅僅為了抵抗精神之肺的纖維化,就被政治SARS的暴力口罩封住了咽喉。
“新青年學會案”的殘酷結局,應該令國人清醒:如果自由呼吸是每個人的天賦人權,那么,抗拒扼住咽喉的政治SARS就是每個人的天賦責任。与其寄希望于明主清官的良心發現,不如從每個人的拒絕政治SARS的毒化做起。
政治SARS滅絕之日,才是我們自由呼吸之時。
2003年5月28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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