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6日訊】§§四﹑社會主義不外是封建農奴制度

顧名思義﹐社會主義是把社會的整體利益﹐當作是社會運作的唯一目的。然而﹐這種做法﹐是違背它本身的思想依據──辯証唯物主義──的。整體與個體﹐是辯証的同一。把任何一方絕對化﹐這同一物的存在﹐就毫無意義。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是互相對立﹑同時又互相依存的。沒有個人的利益﹐怎會有整體的社會利益。這有如去一個沒有樹木的地方去找森林﹑沒有水的地方去找海洋﹐是同樣可笑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把公放在第一位﹐是反映封建社會的生產關係詩句。更何況是公而無私﹗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生產關係﹗至於什麼鬥私批修﹑把個人利益斗垮斗臭﹐簡直是全部抹煞個體存在的意義。這樣的主義﹐怎能為人民所認同呢。儘管他們整天地唱社會主義好﹐也唱不出什麼好處。好與壞﹐是自有公論的﹐不是唱出來的。如果它真的那麼好﹐就不會走進經濟的死衚衕裡﹐就不需要開放市場經濟。馬克思的社會學說﹐和歐文一樣﹐同是空想的。他的共產主義理論﹐和宗教的天堂沒有兩樣﹐只是一種美好的幻想。而它的手段﹐就更是有害的。他崇尚暴力﹐以暴力去奪取政權﹐以暴力來達致社會目的﹐導致對人命的傷亡﹐生產力的破壞﹐對社會造成的禍害﹐對人類造成的痛苦﹐是有目共睹的。

以暴力去消滅私有制度﹐是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私有制的出現﹐是歷史的產物。也就是說﹐它是歷史的必然結果﹐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至於由私有制帶來的矛盾﹐如什麼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的矛盾﹐嚴重地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這種說法﹐更是故意地﹑別有用心地夸大其詞。任何事物﹐它的存在﹐有其利必有其敝。這也是辯証的規律。事實證明瞭﹐以暴力的手段﹐去推翻現存的社會制度﹐它所造成人類的痛苦和對生產力的破壞﹐更是無可估量的。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馬克思主義也強調這一點。那又為什麼一定要消滅這自然存在的基本矛盾呢﹖任何違背自然律的行為﹐都會受到懲罰的。共產主義革命所造成﹑對生產力的破壞﹑人民的貧困﹑物質的缺乏﹐使它最終走上瓦解的道路。

其次﹐關於共產主義社會的物質條件﹐什麼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物資的供應源源不斷﹐這也是不切實際的幼稚的幻想。要知道﹐豐足與貧乏﹐也是相對的。人類的慾望﹐隨着生產力的發展﹐也不斷地提高的。生產力的狀況與人類的慾望﹐是永遠也不會平衡的。否則﹐社會就失去了發展的動力。人類對慾望的追求﹐才是人類社會前進的動力。理想主義﹐離開人們的慾念的社會藍圖﹐是毫無意義的。什麼“鬥私批修”﹑“存天理﹐去人欲”﹐是唯心主義和宗教的禁慾主義。如果說﹐慾望是有限的﹐那麼人類至今仍然穴居野處。既然人類的慾望是無限的﹐要實現“各取所需”是不可能的。看來﹐毛澤東也看到這一破綻﹐因此去求救于唯心主義。什麼“政治是統帥”﹑“人的思想第一”﹐把教育﹑洗腦當作救命的稻草。如果教育真有神效﹐社會早就不會產生罪惡的資本主義。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那麼綿緲﹐它比天堂還要渺茫。而且﹐什麼各取所需﹐這種無政府狀態﹐根本不應該讓它實現。什麼國家消亡﹑消滅階級消滅了黨﹐又怎能“千秋萬代”﹑保住紅色江山﹗所以﹐必須要有一個改裝了的共產主義﹐以適應專制政體的國情。一個專制政體加平均主義的﹐軍事共產主義藍圖﹐就這樣出爐。只要把“各取所需”改為“按需分配”﹐只要徹底消滅財產的私有權﹐實行什麼一大二公﹐甚至連思想也要公有化﹐割資本主義尾巴﹐三餐乾飯不要錢﹐共產主義就已經實現。這就叫做“大躍進”﹐一天等於幾十年﹐只要思想解放﹐有偉大舵手來領航﹐精神就會變物質﹐荒山也會變糧倉。

社會的發展﹑社會制度的的演變﹐有它自己的客觀的規律﹐不能憑主觀意志去轉移的﹐更不可以以暴力﹐強而為之。故《道德經》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現在﹐讓我來探討一下﹐這個要整天唱好的社會主義制度﹐看看它有哪一點是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最根本的特色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秦始皇加馬克思主義”。也就是說﹐是中央集權專制加公有制。但是公有制度﹐並非就是馬克思所發明﹐也不是社會主義所僅有的。

首先﹐我們看一看﹐他在生產關係上進行的“革命”﹐他推行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什麼性質的東西。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專制統治者﹐都把對土地和人民的佔有﹑控制﹐當作是頭等重要的大事。歷史以來改朝換代的流血戰爭﹐都是為了掠奪對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農奴。這就是“受民受疆土”。秦始皇說過﹐“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孟子也說﹐“諸侯三寶﹐土地﹑人民﹑政事”。中國是個農業為主的國家﹐所以﹐土地問題﹐是歷代皇朝的頭等大事﹐在周代﹐就有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關於土地改革問題﹐孟夫子向滕國有過這樣的建議﹐他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方裡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詩經》上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衛鞅的經濟改革﹐以廢井田開阡陌為大事。戰國時代﹐貴族逐漸沒落﹐其土地逐漸轉入私人手裡。秦漢時代﹐兼併之風甚盛﹐朝廷鑒于貧富懸殊﹐易生變亂﹐是以董仲舒向武帝建議﹐限民名田。新漢時代﹐王莽下令﹐“更名天下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准買賣。歷代的農民革命﹐也是基於土地所有制的原因。毛澤東利用農民對土地的慾望﹐奪取了政權。但他並非為了滿足農民對土地的渴望﹐也不是為了解放生產力﹐他只是為了奪取和永遠保住他的紅色江山。他害怕生產力的發展﹐會使生產關係隨之而發生化﹔商品生產的發展﹐會導致兩極分化﹐產生資本主義﹔破壞他那封建閉塞的﹐什麼“亦工亦農”的自然經濟﹔動搖他的紅色政權。所以當土地改革一旦完成﹐他就立即着手去剝奪農民的生產手段﹐把它們變成一件勞動工具﹐使他們都一無所有﹐只剩下爹媽給的一雙手。這名義上是國有化﹐而實際上﹐是實現了真正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毛澤東成最大的地主﹐因為國家﹐也只是他的統治工具而已。

不要以為﹐實現了土地公社化﹐消滅財產的私有權﹐就消滅了剝削和壓迫的現象﹐就能實現向無階級社會﹐向美好的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在世界歷史上﹐也曾出現過很多土地國有制的奴隸制生產關係。在古代伊朗﹐全部土地都算是國家的﹐當然也是皇帝的。皇帝把一部份土地賜給貴族和廟堂﹐大部份土地的使用權是屬於公社的。在皇帝和貴族莊園中勞動的﹐是奴隸和喂佣勞動者。在中國的周朝﹐土地是國家所有﹐為公社所使用的。但這些農奴﹐他們還有自己的生產工具﹐並用以耕作公田和自己的份地。在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斯巴達社會﹐不允許有財產不平均的現象發生﹐私有財產是不存在的。雖然﹐斯巴達人成長以後﹐便從長老手中﹐分得一塊面積相等的份地。但這塊份地﹐他既沒有權利出賣﹐也沒有權利轉讓。斯巴達統治者﹐和中共統治者一樣深知﹐商品生產與和貨幣流通﹑貿易的發展﹐會導致財產不平均的現象出現。所以斯巴達人嚴禁貿易﹐同時使用沉重的鐵鑄貨幣﹐使人們不容易積蓄。在希臘化時期﹐全部土地都為皇帝所有﹐國家把土地分為兩大部份﹐王田和賜田。在土地上耕種的是奴隸和喂佣勞動者。和中共一樣﹐土地佔有者──國家擁有很大的權力。她可以干涉任何經濟活動﹕什麼時候播種﹑種些什麼東西﹐都由中央機關統一規定﹑統一管理。伯羅奔尼撒以後﹐斯巴達財產不平均現象迅速發展。國王亞基斯四世﹐鑒于大土地佔有者會削弱王權﹐主張改革﹐實行廢除債務﹐收集燒燬債券﹐廢除土地私有制。以後﹐克里昂米尼發動軍事政變﹐武裝奪取政權﹐他也沒收了富人的財產﹐分給窮人﹐恢復公有制。但這都完全沒有改變奴隸制的社會性質。

所以我們不要認為生產資料的國有制度﹐就是一種美好的制度﹐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制度。而且﹐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度﹐也不是馬克思所發明的。它也是歷史的產物。既然原始社會的公有制度﹐必然被私有制所代替﹐那就更說明瞭﹐任何社會制度﹐都不是永恆神聖和絕對美好的。社會制度是上層建築﹐也就是說﹐它也只是一件工具。它可以為任何階級集團利用。而毛澤東也只是利用了它﹐來達到復辟封建專制的目的。毛澤東把一切東西﹐甚至連思想都實現國有化﹐只是為了更好地利用和駕馭這個工具。這國家是我締造的﹐它應該屬於我的。就是這樣﹐毛澤東成了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私有主。他才是這個國家的唯一的主人﹐其他都是奴仆。

現在我們看一看﹐生產關係的另一個要素﹐即生產者在社會中的地位。在階級社會中﹐歷代統治者都把人民﹐當作是被統治的工具﹐當政治權力一經確立﹐頭等大事就是對生產資料和生產者的支配。這就是所謂“受民受疆土”。在奴隸制社會﹐戰爭的目的﹐就是為了掠奪土地和奴隸。

中國是最早進行人口調查﹑和最早制定戶籍制度的國家。所謂“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與戶籍制度相配合的是裡甲制度﹕五家編軌﹐十軌一里﹐四里一連﹐十連一鄉。這是嚴密控制人民的政治組織。共產黨政權的組織更為嚴密﹕生產者除了在工作時間﹐受生產單位的黨團工會組織監督以外﹐在家裡﹐還得受居民委員會的監視。治安保衛委員會﹐每天都向公安派出所彙報所謂敵情﹐把民眾的思想﹑言論﹑行動報告上司。壓迫者最先受壓迫。黨團員在每週的組織生活中﹐必須彙報自己和群眾的思想狀況。在所謂人民公社化後﹐共產黨更取消鄉村組織﹐把它變成軍事組織。什麼大隊小隊﹐“亦文亦武”。戶籍制度剝奪了人民自由遷徙的權利。不要說遷徙自由﹐甚至到外地探親﹐也要申報戶口﹐憑證明領取糧票。這樣一來﹐人民就永遠依附于工廠﹑土地。這和奴隸有多大的分別呢﹖如果說奴隸制中的奴隸﹐是一件會說話的工具﹐則共產黨統治下的“馴服工具”﹐就完全沒有說話的權利。雖然﹐奴隸主可以象買賣牲畜一樣地自由買賣奴隸﹐而共產黨則不可以。但這並不是說明﹐他們就是國家的主人。因為﹐人民和土地都從屬於國家﹐而國家則從屬於共產黨。所以買賣這些所謂“國家的主人”是毫無意義的。在奴隸社會中﹐奴隸主可以任意殺害奴隸。而在中共社會中﹐共產黨政權也可以隨意把一個小商販﹑一個批評共產黨的人抓去坐牢﹑槍斃。

中共為了強化對人民的統治﹐除了加強軍隊﹑警察﹑監獄的作用以外﹐就是分化人民﹐讓人民自己去壓迫自己。他們劃分階級﹐就象古印度人劃分種性﹐和中國曆史上的專制統治者一樣﹐把人民劃分階級。元朝的異族統治者﹐把人民分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中共稱為臭老九〕﹑十丐。中共把人民劃分為﹕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和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士兵﹐就是所謂工農兵﹐是名義上的領導階級。而地﹑富﹑反﹑壞﹑右﹐是專政的對象﹐是被壓迫階級。在印度﹐僧侶﹑軍人﹐壟斷了國家的高級職位。首陀羅和普通的奴隸﹐是低賤的被壓迫﹑奴役的階級。中共統治下的五類份子﹐和斯巴達的希洛人一般﹐不但要負擔沉重的勞動﹐而且還要受經常性的管制鬥爭。甚至不經審判﹐不容辯護﹐動輒被抓去勞動教養﹐關進監獄﹐或公開槍斃。斯巴達統治者﹐非常害怕希洛人起來反抗﹐因此對他們採取高壓手段﹐常常派遣武裝青年﹐在深夜突襲他們的村莊﹐把一些有反抗意圖的人殺死﹐使他們常常生活于恐懼之中。中共毛澤東王朝比斯巴達統治者更甚。他對所謂敵對階級的壓迫統治﹐更為廣泛﹔不僅對“五類份子”本人﹐而且連同他們的子孫﹐甚至不論出身于任何階級家庭的知識份子﹐及一些敢於獨立思想﹑敢于懷疑黨和領袖偉大正確的人。毛澤東煽動人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每在節日來臨之前﹐各地公檢法機關﹐必召開公開宣判大會﹐公開判處一些“階級敵人”以徒刑或死刑﹐讓民眾觀看死刑執行的殘酷情形。還有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下達指標抽階級敵人。他們煽動所謂工農兵出身的群眾﹐對階級敵人或懷疑是階級敵人的人﹐進行批判鬥爭。毛澤東就這樣為了加強對人民的統治﹑控制﹐以階級鬥爭來分化人民﹐使人民常懷恐懼之心﹐使斗別人者﹐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主人。毛澤東王朝這些瘋狂行為﹐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史無前例”的地步。毛澤東赤膊上高7d﹐煽動“紅衛兵”對階級敵人﹑對自己的政敵及其同情者﹐進行抄家﹑綁架﹑鬥爭﹑毆打﹑游街﹑凌辱﹐使恐怖氣氛籠罩着整個中國。“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歷代王朝的株連制度﹐被發揮到前所沒有的地步。那些五類份子的子孫﹐他們長期以來所受的壓迫和歧視﹐比死亡更為痛苦。

我們再看一看生產關係的第三個要素。在過去﹐歷代皇朝無不奉行“崇本抑末”的政策﹐限制商品生產的發展。山澤江海﹑鹽鐵酒茗﹑布綿絲帛﹐皆有禁例。在中共統治的公社和國營工廠裡﹐勞動者完全沒有參與生產計劃﹑管理的權力。黨委是最高的決策機關﹐其它組織只是裝飾門面而已。一切生產皆得納入國家的計劃經濟裡。工商業全部都是國營官辦。這不僅控制了人民自由謀生之路﹐而且﹐連人民一切生活必須品的分配﹐從糧食到螺絲釘﹐皆由政府計劃生產供給。這是歷代皇朝從沒做到的事。所謂“工商食官﹐鹽鐵專利”也遠不及他控制得那麼徹底。昔者榮胡公好專利﹐厲王悅之﹐以至被流放于彘。但共產黨卻可以把所謂投機倒把的小商販﹐關進監獄。大家想一想﹐這到底是什麼樣的生產關係﹑什麼樣的社會制度﹗

毛澤東說﹐“備戰備荒為人民”。其實﹐最大的受益者是他的統治權力。毛澤東利用國有化和統購統銷政策﹐把工人﹑農民辛辛苦苦生產得來的糧食和物品﹐全部集中在自己手裡。中國勞動者對於自己所創造的財富的分配﹐完全沒有參與的權利。歷史上也是如此﹐“積谷政策”歷代皇朝都非常重視。他們以“濟民”為口實﹐建造官倉﹐屯積糧食。和中共政權的統購政策一樣﹐“和糴”是中央集權國家的一種征購政策﹐餘糧一律由國家以官價收購儲備。他們認為國家掌握了糧食﹐就能“足食足兵”﹐民眾就可以得到控制。試想﹐在一個要憑糧票才能買到一點點糧食的國家裡﹐人民還能跑到那裡去。他們以為再加上種種控制措施的配合﹐就可使他們的統治權力﹐得到穩定鞏固﹐“千秋萬代”永不變易。

和歷代專制政權一樣﹐中共一向都非常害怕民營工商活動。韓非子把商人稱為“五蠹”。秦漢把商人編入“七科謫”﹐對他們的經營加以種種限制。儘管如此﹐他們也沒有中共政權的國有化來得那麼徹底。孔子弟子子貢﹐可以經商致富。長安巨賈王酒胡﹐曾和皇帝一同進食。秦王也曾為一位商人建築懷清臺。八大商家也曾是清廷的座上客。但歷代專制王朝對私營工商業的壓抑﹐也沒有如此之甚﹐因歷史背景不同﹐共產黨要鞏固專制統治﹐就必須如此。

下面我們再探討一下﹐毛澤東王朝在政治﹑思想上﹐如何強化對人民的控制。

首先是對知識份子的壓迫﹑控制。戰國時代﹐是知識份子在中國曆史上﹐唯一的黃金時期。自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以後﹐歷代王朝對知識份子的迫害﹐就一直沒有停止。韓非子提出“言軌于法﹐以吏為師”。秦始皇“焚書坑儒”是盡人皆知的事。儘管毛澤東的御用文人要為他翻案﹐但其對文化的破壞﹐也是舉世公認的。不錯﹐秦始皇只坑了幾百個儒生﹐比起毛澤東的反右鬥爭﹐真是望塵莫及。及至漢承秦制﹐董仲舒倡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高祖也不過是﹐把儒冠當作便壺。明﹑清時代﹐文忌之多﹐文網之密﹐文禍之廣﹐也是歷史所罕見的。明代文字獄有因“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一詩而被殺。雍正時有因《維民所止》的考題而戮尸。乾隆舉人因一首“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的所謂反詩﹐連同其孫及參校﹑刊行等慘被處死。但這一切一切的文字獄﹐都比不上毛澤東皇朝這麼浩大﹑這麼普及。歷代皇朝也懂得利用知識份子﹐而毛澤東卻不如是﹐說什麼“讀書越多越蠢”﹐把知識份子﹑學術權威﹐下放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還有所謂“向黨交心”﹐整風運動﹐以此來鎮壓思想上的異己﹐剝奪人民的思想權利。什麼統一思想﹐“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黨的馴服工具”。

諸位﹐請想一想﹕這是一種什麼社會制度﹖生活在這個毛澤東時代的人民﹐他們被當作什麼東西﹖他們是國家的主人﹐而政府官老爺﹐則是人民的公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莫大的諷刺。這只有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只有在槍桿子出政權﹑出真理的時代中﹐才會有如此顛倒黑白的事。這是用頭站着的時代。而這唯一的偉大腦袋﹐是屬於偉大領袖的。

§§五﹑結語

中共政權的存在﹐不能不說是人民的恥辱。但是﹐我們回想一下﹕為什麼這樣的政權﹐能夠產生和繼續存在下去。事實是這樣﹐凡存在着的東西﹐它之所以能夠存在﹐必有它的內在因素。所以﹐我們應該說﹐凡是存在的東西﹐就是合理的。中共強權政治之所以產生和存在﹐是有它的內因和外部因素的。其內因是貧富懸殊和人民生活的貧困痛苦﹐以及傳統的生產方式﹔而其外因﹐則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圍堵。日本的入侵﹐給共產黨的發展以有利的時機。資本主義對中共政權的圍堵﹑朝鮮戰爭的爆發﹐使中共更頑強地沿着極權道路走下去。

所謂合理的就是合法則性的。《道德經》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說﹐宇宙內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都有其自然的法則。它們都在相互依存﹑相互鬥爭的因果關係之中。所以說﹐一切自然和社會存在的現象﹐它的存在﹐都有它存在的依據。它既然存在着﹐就是合理的﹑合法則性的。專制政體﹐是相對於民主政體而存在的。黑社會是相對於合法社會而存在的。合法社會與黑社會之間的鬥爭﹐其實並不僅因為是由於黑社會的危害性﹑和它是否具合法性﹐而更主要的是利益上的衝突。黑社會雖然不是依循于選舉法產生﹐但也是一種社會的必然現象。它之所以存在﹐有它必然的原因。說到它的危害性﹐一個壞的政權﹑一個依靠槍桿子奪取和支撐的﹑非民選的非法政權﹐不知比它大多少倍。當然﹐我並不是說﹐這就可以放棄對黑社會和專制政體的鬥爭。因為﹐對立物的斗爭﹐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法則。

人們常說的公平合理﹐把公平和合理拉在一起﹐是不適當的。實際上﹐這個世界﹐凡公平的就是不合理﹔合理的就不公平。在這個普遍存在着差別對立的同一世界中﹐差別和對立就是非絕對的同一﹔就是非公平的。如果說﹐這世界是上帝創造的﹐那麼﹐上帝也是很不公平的。他創造的星辰﹐千差萬別﹐有巨大的恆星﹐有細小的隕石。他所創造的生物﹐本能懸殊。有強如雄獅﹐有弱如兔子。他所創造的人類﹐有的狡猾如狐狸﹐有的忠實如赤子。就算是人們所說的公平機會和公平的法律﹐實際上也不是公平的。平等的法律﹐只是為了維護不平等的社會現實而已。在這個爾虞我詐﹑你爭我奪的社會裡﹐公平的法律只不過是﹐讓一個健跑者和一個老年人﹐站在同一條起步線上。無論是民主社會下的寧縱勿枉的司法制度﹐和專制政體下的寧枉勿縱的司法精神﹐也不可能達到絕對公平審判的目的。不是一些人逍遙法外﹐就是一些人屈死冤獄。在自然界方面也是如此﹐一個眾星質量平均的天宇﹐會是怎麼樣的。我想﹐那不過只是一團渾沌而已。

每一存在的現象﹑事物﹐都具有兩面性的。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是“一分為二”的﹐也可以說是“合二為一”的。世界上不存在絕對完美的東西﹕好的就只是好的﹐壞的東西就是絕對壞的。日爾曼是最優秀的民族﹔共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共產主義社會是最好的制度﹔而資本主義社會﹐則是腐朽的垂死的制度。無產階級份子犯了錯誤﹐也是由於資產階級的腐蝕﹐他的本質是完好的。在這方面﹐毛澤東又一次違背他所教導的辯証唯物主義觀點──內因是事物變化的依據﹐而外因只是事物變化的條件。追求個人慾望﹐是人類的生物性的本能。私有制思想﹑對物質財富佔有的慾望﹐根植人們的心中。連毛澤東自己也不例外﹕他對權力的佔有欲﹐是如此巨大﹑頑強﹑甚至凌駕于整個國家人民利益之上。 合理性就是絕對合理的﹐公平就是絕對公平的。這是形而上學的觀點。一件壞的東西並不是一開始時就是壞的。一件新生的事物﹑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當它剛誕生時﹐它是好的﹐是進步的﹑合理的。但它已經蘊藏着壞的﹑反動的﹑不合理的因素。當這壞的﹑反動的﹑不合理因素的增長﹑超過這事物﹑社會制度本身所能容納的限度時﹐也就是說﹐當壞的﹑不合理的﹑反動的因素﹐大大超過事物內部的好的﹑合理的因素時﹔當舊的生產關係﹑束縛着生產力的發展時﹐舊的制度就必然要由新的制度所代替。由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權制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它是進步的。雖然只是二世而亡﹐但滅亡的只是秦皇朝﹐而不是這個制度。漢承秦制﹐中央集權制度一直延至今日。但為什麼﹐中國的中央集權專制制度能夠有這麼長的歷史﹖這只能從中國的社會基礎本身去解釋。中國幾千年來﹐一直都是以農業為主的﹑分散的小農經濟。它是一盆散沙﹐缺乏經濟上的凝聚力。而中央集權專制制度﹐正是補充了這方面的不足。歷史至今﹐一切皇朝﹐為了鞏固其統治權力﹐除了在軍事上削弱藩鎮權力﹑政治上實施愚民政策﹑學在官府﹑打擊﹑控制﹑利用知識份子外﹔經濟上則推行崇本抑末的政策﹐實施“工商食官”﹑“鹽鐵專利”﹐以限制私營工商業的發展﹑限制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在農業方面﹐實行什麼“限民名田”﹑“抑制豪強”等等的措施﹐以阻礙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和發展﹐以維繫“亦工亦農“的自然經濟﹐和亦文亦武的軍事共產主義的專制制度。

中共政權與歷代皇朝一樣﹐為了維護其專制統治的經濟基礎﹑防止資本主義侵蝕﹑和商品生產﹑流通造成的兩極分化﹑動搖其專制統治﹐強迫推行對農業﹑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割資本主義尾巴﹔推行什麼“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軍事共產主義。以此來對抗資本主義。中共的種種復辟措施﹐是歷史以來最強硬﹑最徹底的。其原因﹐則是由於中共所處的歷史時期不同。由於中國的資本主義已有初步的發展﹐世界上資本主義的力量相當強大﹐中共政權害怕資本主義主發展的必然趨勢﹐害怕人民民主損害中共獨裁政權的既得利益﹐所以他採取比歷史上任何朝代更為嚴厲的措施。

任何社會制度都不是絕對美好和完美無缺的。資本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也不是完美的社會制度。偉大領袖也不是聖人﹐他也不可能是全無錯誤。不要認為毛澤東是無錯誤的教皇﹐共產黨是光榮﹑偉大﹑正確的﹔克林頓的性醜聞﹐就說明瞭資本主義是垂死的腐朽的制度。偉大領袖也有一具血肉之軀。毛澤東也“寡人有疾”﹐也有七情六欲。但其實﹐這都不是最主要的問題。我們需要的只是一個﹐能夠帶領國家走向繁榮進步的領袖﹐而不是一個聖人﹑一個清教徒。一個先進的社會制度﹐並不在於他能消滅情慾﹐並不在於天天地進行鬥私批修﹑憶苦思甜﹔恰恰相反﹐而是能夠更大地滿足人民的情慾﹐而是能夠使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欲求﹐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得到儘量的和相對合理的滿足。所謂“存天理﹐去人欲”是錯誤的。天理人欲﹐人欲就是天理。消滅了人欲﹐社會的存在就失去了意義﹔社會的發展就失去了動力。階級鬥爭﹐也是為了某一個階級的利益。“寸土必爭﹐寸權不讓”﹐毛澤東的的權力欲不是也很強烈的嘛。他搞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個人的利益﹐去犧牲國家人民的利益。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統治集團﹐也是一分為二的。他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但今天﹐他那不合理的一面在不斷地增長﹐已經超過了他自身的局限。今天的經濟開放﹐容許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存在和發展﹐就是首先從經濟基礎上﹐突破這一局限。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生產關係的變革﹐必然要引起上層建築的改變。一個多黨制的﹑具有互相制衡力量的民主的中國﹐必然要誕生。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我在這裡再重複王充的話﹐“天運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逆之則凶﹐順之則昌。

批判毛澤東﹐並不是為批判而批判﹐也不是為了泄發私怨﹔而是希望中國人民﹐能夠早日擺脫﹐以武裝鬥爭實現改朝換代的﹑血腥的歷史循環﹔並以此來促進人民的民主意識﹐促進中國的和平演變﹐使民主政治﹐早日在中國實現。中國要想繁榮安定﹐就一定要徹底擺脫毛澤東的思想﹐擺脫一黨專制﹐不要再讓死的縛着活的。共產黨毛澤東在這幾十年來﹐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是中國曆史上絕無僅有的。看﹗僅是一次禍國殃民的大躍進﹐就使神州大地赤地千里。數以千萬計的﹑被剝奪得一無所有的中國農民﹐被活活地餓死。毛澤東﹐這位始作俑者﹐並沒有因此改弦易轍。為了個人的絕對權力﹐他把一次又一次的災難﹐加于神州大地。為什麼﹐這個獨夫能具有這麼巨大的破壞能量呢﹖這股殘害中華民族的力量不是來自戰爭﹐不是來自外族的侵略﹐不是來自帝國主義﹐而是來自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自人民毫無經濟﹑政治﹑思想權利﹑官僚只知欺下諛上的獨裁制度和嚴刑峻法的恐怖統治。試問﹕廬山會議上﹐袞袞諸公中﹐在鐵的事實面前﹐一個個只唯上不唯實﹐有哪一位敢說一句真話﹖敢於在昏君面前堅持真理﹖他們為了保住既得利益﹐竟然埋沒良知﹐顛倒黑白﹐助紂為虐﹐對敢為人民“鼓嚨胡”的彭德懷﹑周小舟落井下石﹔對億萬逃荒飢民的苦難﹐全然不顧。為什麼﹖就是因為﹐這一黨專制的﹑反動的政治制度﹐這高度的集中統一﹐把國家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的統治權﹐都集中到這個獨裁者的手裡。這獨裁者就算是一臺發瘋的鋼琴﹐在它那狂勃的旋律下﹐人們只能隨之起舞。多可悲呀﹗這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制度﹗難道中國人民﹐世世代代﹐只能對偉人跪着﹐只可以頂禮膜拜﹐只能夠贊頌歡呼﹐千秋萬世﹐永不變易﹖﹗

人們還記得﹐共產黨的《國際歌》是這樣唱的﹕“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更不是神仙皇帝”。毛澤東不是什麼大救星。他只是中國曆史上﹐一個給人民帶來最深重災難的皇帝。秦始皇算得了什麼﹖他只坑了幾百個儒生。而毛澤東更勝于藍。他給人民帶來的是比秦始皇更甚百倍的壓迫和災難。無論他當初是否懷着救國救民的動機﹐他的行為的效果﹐說明他只是個罪犯。他是中國人民的罪人。他的罪孽必須接受人民法庭的審判。

毛澤東思想不是永恆的真理。毛澤東思想是沒落的太陽。

（1998年1月1日于邁阿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