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4日】

「社會達爾文主義」來自於西方，踐行於中國

達爾文的進化論認為用進廢退、弱肉強食、適者生存。西方有一種學說認為人類社會就像自然界一樣，只有適應殘酷競爭的人，才可能活下來，不僅延續後代，而且能保證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質量。

雖然這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產生於西方，但是多數西方國家非常重視保護弱者、尊重殘疾人士、全民福利待遇、每個人的發展機會均等，等等，在意識上和行動上，盡力體現文明社會的進步和人本主義。

中國共產黨大力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但是，中國的現實卻是如此──人與人之間缺乏起碼的誠信，整個社會只相信金錢和權力，大多數人信奉「強權即公理」。例如，周恩來曾公開說「弱國無外交」。中國領導人不僅在國際事務中信奉這一法則，對內駕馭人民也一直使用這種辦法，導致中國人的道德素質變得低下。

正是因為中國領袖們身體力行著「社會達爾文主義」，他們之間的政治鬥爭，為的就在爭取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打著維護國家利益的口號爾虞我詐、弱肉強食，大搞連橫合縱。成功者便一言九鼎、為所欲為；失敗者則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大多數中國人則對勝利者頂禮膜拜，對失敗者及其家人痛打「落水狗」；全然不想也許勝利者是個暴君，失敗者或許會給國民以生計。

政治平衡可以避免冒失舉動

正是由於中共領導層的權力鬥爭異常殘酷，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全身心地投入權力鬥爭，以鎮壓異己份子，從而保住自家人的性命，並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這就使得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成為次要。其結果就導致建國50多年來，國民的生產、生活甚至生命，都決定於中國領袖；而中國各級官員們也無不捲入上層的政治鬥爭中，常自稱是某某領導的人，其命運隨某某領導的沈浮而沈浮。因此，官僚們唯一關心的是自己的前途。他們只顧觀察領袖們的臉色，完全忘記了自己做為公務員的責任、甚至作為一個中國公民的責任，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成為了一句道地的口號。

鄧小平時代，由於有了經濟改革的異議者陳雲，而他們在中共高層又有著旗鼓相當的威懾力量，以至於連支持鄧小平經濟改革的官員們，也得慎重思考和行動，就是中共喉舌的媒體，在如何深化經濟改革的輿論導向上也持著謹慎態度。這事，對經濟改革的思想宣傳，常有不同的聲音或矛盾之處；而這些爭鋒，就促使中、下級官員們在爭論、爭吵中想明白，並在自己的工作中穩打穩扎，很少有極左或極右的冒失舉動！因此，鄧小平時代經濟改革的平穩發展，相當一部份得益於中共高層間的政治均衡。

江澤民時代沒有均衡政治

到了江澤民時代，江澤民成了中國唯一的領袖。他的思想和行動便沒有了反對的聲音。雖然經濟改革的步子在加快，經濟發展卻險象環生，國家和國民缺乏理智地肆意發財，表現之一就是假冒偽劣產品在國內坑害國民，在國外敗壞中國的形像。

由於當時的中共老常委班子，根本不能起其政治制約作用，江澤民作為黨、政、軍的首腦，常常興之所之地信口開河，並企圖貫徹執行一些可笑的決定。於是，從上而下的政治口號此起彼伏，卻很難產生實際的效果。而中國各級官員們也個個成了活學活用的口號家，甚至連街上賣菜的也打出橫幅「學習『三個代表』，疏菜降價」！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中國大陸腐敗的提速就是這個原因吧。

朱鎔基是個雷厲風行的總理。他的脾氣和性格致使他的一些政治、經濟決策，有很大的冒險性。來自江澤民和李鵬的制約，使他的經濟改革趨向合理化。這是朱鎔基的經濟改革沒有重大失誤的原因之一。

李鵬和朱鎔基的沒有力量制衡江澤民。結果，受到負面影響的，不僅是中國的政治結構，連權力不受制約的江澤民本身也因此受到損失。在國內街頭到處流傳著譏笑江澤民的順口溜。在國外，人們甚至將他推上了法院的被告席上！

江澤民鎮壓法輪功

江澤民之所以在國外上了被告席，就是因為他對法輪功的處理措施非常極端、非常殘酷：在「打死白打死，不查屍源，就地火化」的情況下，他甚至不許受害人家屬靠法律尋求公道。這進一步導致缺乏法律意識的大陸公安人員的為所欲為，釀成無數的人間慘劇。我在2001年底得知江澤民確實說過這樣的話後，曾投稿到北京寫道：「江澤民的此番話無異於納粹，會導致公檢法的胡做非為。這是要被歷史和國家審判的。」中國還沒有對此採取合理的行動，而江卻在活著時上了國外的法庭。世界的反應比中國更加激烈和明確！

據聞，中共高層在對待法輪功問題上，是有不同意見的：不僅希望低調處理的大有人在，而且一些高層人士甚至支持法輪功。但是，所有的反對聲音，都沒有動搖江澤民打擊法輪功的決心，也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制衡江的政治主張。這使法輪功人員活在一個生命、尊嚴沒有保障的社會中！而法輪功人員的遭遇，只是國民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一個縮影！

不能讓胡錦濤不受制約

現在，所有的中國異議者們，似乎都希望江澤民把軍權交給胡錦濤。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對江的絕望；二是寄希望於胡。然而，人們忘記了思考這樣一個問題：誰能保證胡錦濤不?像他的上一任那樣？！我相信胡錦濤有了江那樣的絕對權力，他必然也會犯許多類似的錯誤。「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的道理，也適用於胡錦濤。中國人在努力逃離江澤民時代的強權陰影時，絕對不可以忽略民主社會的一個必要的基礎：不允許任何人凌駕於國家之上。我們應該把希望寄託於一個好的制度，而非一個好的領袖身上。

為了表達對江澤民的痛恨，人們甚至攻擊江澤民的任何言行，似乎中國的一切不幸都是江製造出來的。例如江澤民對新一屆中共常委們做了一個決定，不再提「核心」，讓中國共產黨黨內進行「集體領導」，也就是說，中央的任何政治決策都將考慮9位常委的意見。有些反江的國內、外人士，把這個決定也當成江澤民的罪惡加以嘲笑。難道「一個人說了算」比「集體領導」來得好嗎？

胡、溫的弱勢領導是國民的幸運

國家的命運任由「一個人說了算」，其下場往往是可悲的。幾乎所有皇帝，都因為其一個人說了算而普遍地傷害其國民。以毛澤東為例，僅「三年自然災害」就餓死了幾千萬中國人。如果中國的第四代領導，這9個常委能在各種問題上產生 制衡作用，那就很難出台對國家和國民極端不負責任的政策。如果退休的老領導們和政治局也對這屆班子起到制約作用，那麼這9常委想胡來的思維也會受到制約。如此，則中國的政治改革可以邁進一大步，成為中國歷史上的里程碑。

所以，當異議人士極力挺胡的時候，筆者倒是很高興看到胡錦濤、溫家寶是隨和的人，是沒有強烈政治野心的領導。只有在這樣的政治領導下，中國的政治局面才會有所好轉。政治權力的和平移交，在建國以來是第一次。這次的權力移交是早已決定，而且沒有發生什麼政治
鬥爭的激化。雖然這在人類史上是不起眼的一小步，但在新中國歷史上則是可喜的一大步。新常委們溫和上台，老常委們安靜退休，這在「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新中國，是很難得的！強勢領導人或強勢政府並不是國民的幸運，因為，中國已經經歷了太多的強權統治，國民已經苦不堪言。現在的中國和中國人，需要的是一種真正的集體領導，而不是個人意志凌駕於一切之上。

世界需要一個友善、民主的中國

也許有人會說，就算中國領導層有了政治制衡，它也大大不如民主政治。不錯，但是它至少有了民主制度的制衡機制。還有些人把希望寄託在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身上。然而，在中國領導人的眼裡它們只不過是痰盂、傳聲筒和花架子，根本不被允許擁有憲法賦予的權力。我們無法指望它們發揮作用。

中國很難一夜之間演變成民主國家。政治產生突變、劇變的結果，很有可能引發社會動蕩，而發生比「6．4」更可怕的流血事件，卻很難出現民主政府。畢竟，在這個國家，軍隊可能隨時介入干政，而沒有任何「國際警察」敢於武裝涉入的。「集體領導」的實現，說它是「和平演變」也好，說它是民主漸進也罷，應該是正面的一步吧。

自然界是在一種均衡的狀態下進化到今天這個地步的。弱者有弱者的弱勢生存辦法，而強者也有其致命的劣勢一面。正是這種世間萬物的互相均衡制約，才使地球處於一個生態平衡中。而中國高層產生一個政治的制衡，不僅有利於中國的國民，也有利於世界，畢竟中國是世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世界也需要一個友善、民主的中國。

（2003年5月11日）

──原載《民主論壇》(//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