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1日訊】台北中央電台策划開了一個欄目，叫做“茉莉時間”，讓我天南海北地接受訪談。這次他們非常關注蔣彥永醫生，訪談題目是：從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處境，看蔣彥永醫生的作為与遭遇。

蔣彥永先生是一位救死扶傷的醫生，屬于技術性、專家型的知識分子，而不是致力于思想建构、觀念批判和社會道義良知的人文知識分子。但是，在社會面臨災難的時候，他比那些在書齋里談人文主義的知識分子更體現出知識分子本色，因為他更符合康德對知識分子的定義：“自覺為人類和社會的進步承擔道義和責任的人們。”他體現了知識分子應有的不問安危，只問是非的求真精神。

這是一位擅長治療消化道腫瘤、腹膜后腫瘤的醫生，在已逾古稀之年，從從容容地，他做了一件許多人不敢做的事情：為了揭露中國薩斯疫情的真相，他寫了一封信，投書中國媒體無人理睬，結果在美國《時代周刊》發表了。在信中，他痛斥中國衛生部長張文康：“喪失了一個醫生的最基本道德：誠實。”

由于蔣彥永先生挺身而出，造成國際輿論的干預，使得許多感染了薩斯或可能被感染的人獲得拯救。今天，蔣彥永先生已經當之無愧地被海內外譽為“民族英雄”、“中國第一人”。在向蔣彥永先生致以崇高敬意的同時，我們也不得不問：在中國有那么多了解薩斯真情的人，為什么唯獨蔣彥永先生敢于仗義執言？

一轉眼，“六四”過去14年了。這14年中，中國的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知識分子告別了以道義激情為主的八十年代，進入了灰色的逐利時代。一方面仍然是政治高壓，六四的槍聲，導致大批學人放棄公共關怀，他們屈服于環境的壓力，以“歷史的缺席權”為借口，局限于個人專業，依附于體制，逃避參与政治等公共領域的事務，放棄對社會的責任。另一方面，商品化大潮鋪天蓋地，享樂化的誘惑無處不在，不少過去在專制面前表現堅強的知識分子，卻抵擋不住后極權的商品化潮流，被腐蝕成為犬儒。

這是政治高壓和六四屠殺的震懾效果。許多和蔣先生一樣了解薩斯疫情真相的醫務人員－－－技術型的知識分子，他們具有獻身精神和職業道德﹐卻缺乏作為公民參与政治社會事務的責任感；他們敢于冒著生命危險和病魔抗爭，卻缺乏公開真相揭露政府隱瞞的勇气。對專制鎮壓的深切恐懼，導致他們不敢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利。

但是，在“知識鴕鳥”充斥的中國，仍然不乏“國有危難挺身而出“的人。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正如蔣彥永的女儿蔣瑞所說的：蔣彥永先生為民請命的動机很簡單，“他不是想讓中國丟臉，只是認為自己有机會救人”。但這樣一個簡單的舉動，映射出蔣先生整個的人生歷程和個人品質。這是一位既未被專制政權恐嚇住，也未被商品化腐蝕，并具有深厚人道主義精神的老人。

　畢業于由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在中國創設的北京協和醫學院，蔣彥永先生一生竭盡全力，為病人解除痛苦，體現了其母校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精神。”因為家庭背景問題，蔣彥永先生曾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沖擊：“文革”初期被打成“反革命”，被造反派關押在醫院的樓頂長達兩年。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他被押送到青海的軍馬場勞改，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才回到北京。多年來，蔣先生以其精湛醫術与拒收紅包，贏得“清廉醫生”美譽。

在這次憤然揭發政府撒謊之后，蔣先生堅持他享有發表意見的公民權利，他說：“我是有憲法保護的。因為，憲法允許我自由地發表我的看法。當然，也可能最后有各种我意想不到的事，那我也是做了這种准備的。”

就是這樣一個出于公民道德的簡單舉動，在中國人道義感普遍淪落的今天，創造了一個新的時代契机，給千千万万不甘心冷漠墮落的中國知識分子一個啟示：在面對人類与世界命運的重大時刻，每一個獨立的、有良知的個人，可以做出某种“介入社會”的舉動，以改變社會制度的黑暗与壓抑。如果我們還要在這個多難的世界上活下去，我們就必須拒絕犬儒和沉默。

愛因斯坦曾留下了一句擲地有聲的名言：“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意見，對它們沈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今天，盡管中國政府仍然封鎖新聞，但互聯网的迅速普及，給中國人公開發表言論提供了相當的空間，使知識分子有可能在网上獲得真實的信息，并履行自己參与公眾事務的職責。

蔣先生的揭發就是通過互聯网傳遍全世界，使中國人民家喻戶曉并為之感恩。他的所作所為，正在成為知識分子、醫務工作者和新聞界人士的榜樣，鼓舞人們去戳穿謊言，追求真實。中國只有出現更多的像蔣先生這樣的獨立而承擔社會責任的個人，我們才能在一個封閉而堅固的社會結构中，爭取到更多的自由和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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