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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9日訊】

　　195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作家阿爾拔．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出生於阿爾及利亞，生長在一個極度窮困家庭。大學時期，他對運動及劇場發生莫大的興趣，但可借染上肺結核而被迫輟學。讀者可以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找到對貪窮、社會運動、生命本質等的思索和困惑。

　　在北非的家鄉攻讀哲學的時期，卡繆當過演員、教師、劇作家和記者等工作，收入用來幫補學費。他後來選擇了記者作為職業。1938年他加入反殖民主義的「阿爾及利亞日報」當記者，深入報導在加比利斯地區阿拉伯人貧窮的狀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其間，卡繆來到巴黎，當時二十五歲。他的才華令他成為當時法國顯要的作家之一。他為當時重要的地下新聞報紙〈抵抗戰鬥網絡〉(Combat Resistance network)寫作，及為〈巴黎人戰鬥日報〉(Parisian Daily Combat)做編輯工作。在工作和政治行動上，都顯示出他篤從自己的道德原則的性格。

　　卡繆在戰爭期間出版的主要作品，都隱喻著人類生命最終的虛妄狀態，因為每個個體都不能從死亡本身獲得理性經驗的解脫。如他膾炙人口的小說〈陌生人〉(The Stranger,1942)，小品文〈西西菲式的傳說〉(The Myth of Sysiphysus, 1942)，和在1944年出版的兩部劇作〈交錯目的〉(Cross Purpose, 1948)，和〈卡裡右拉〉(Caligula, 1948)，都流露他對當代虛無主義的同情。他對道德責任的想法，在〈給一位德國友朋的信〉 (Four Letter to a German Friend, 1945) 中有深入的剖白。

　　卡繆其中的一部暢銷小說〈瘟疫〉(The Plague, 1947) ，深入描寫了人類尊嚴的堅忍精神。小說不單是述說人怎樣去對抗瘟疫，而是人怎樣去面對種種不同的苦難和困境。人的一切行為，都是要自己負上責任的。能在極度的困苦下還能付出所有，才顯出人性珍貴真的一面。

　　〈瘟疫〉這本小說寫在二次大戰後三年，當時德國納粹黨正殘害歐洲，外國的文評家都認為，作品所描述的背境，帶著極濃厚的寓意。瘟疫成為搜捕猶太人的恐怖體驗的反照。就如小說中描寫德軍入城時，有如成群結隊的老鼠在街上遊走一樣可怕；因瘟疫迅速擴散而被迫封城，就如同被關困在納粹集中營，失去人的尊嚴和自由。

　　四十年代中期，瘟疫毫無預兆地來到阿爾及利亞海岸的一個平凡港口俄蘭城(Oran)。它的出現，考驗了整個小城對自身的困境的忍受能力，他們無助地承受疫情的發生，只有繼續按自己的生活模式下去。自私者每天追求逸樂，因為他們認為對抗瘟疫衹是個人的事。

　　當越來越多人慢慢死去，市民才警醒過來，意識到事件的嚴重性，人們一直浸淫的安逸生活終於響起警鐘。雖然事態是那樣的明顯，當權者一直否認疫情的嚴重性。

　　當權者因為沒有特效的疫苗去控制迅速擴散的瘟疫，最終惟有封城。人們一下子醒覺到原本自保求存的自私想法是錯誤的。原來大家同坐一條正在下沉的船。

　　死亡的蔓延，造成人們對生命價值的質疑。小城開始食物短缺，商人做著暴利的生意。有些人無度地揮霍金錢，沉醉於物質享受，人們已到了行屍走肉的景況，生活在絕境當中。外國人想盡辦法逃離絕境，但最終，他們明白到絕境是需要每個人的參與去共同面對的–甚至是做最簡單的工作。他們嚐試努力改變人與人之間因疾病帶來的疏離感。

　　在瘟疫蹂躪俄蘭城的九個月間，人們經過與世隔絕、親離死別，在逆境中經驗到人情冷暖。面對生命最恐懼的時刻，人們才有機會認真思索生命的真諦、價值及存在的意義。

　　生活在今天的香港，一個疫症對整個城市產生的影響，又怎會單是醫療衛生上的。所有人本的問題，社會心理的問題，都突然出現了重新思考和整理的契機。如果我們能把握這個危情的苦難，相互照顧和支持，我們一定可以從中找到生態和精神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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