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6日訊】自從薩斯疫情泛濫以來，被十六大和今春”兩會”粉飾的中共最高層權力鬥爭，漸漸露出端倪：一邊是胡錦濤、溫家寶、吳儀處在第一線衝鋒陷陣，培植民意，但這種四處奔忙竟然有點像是不得要領的”獨角戲”；一邊是江澤民四月上旬早早的避走上海，在遠離疫情中心的安全地帶遙控上海幫靜觀其變，伺機”收拾舊山河”。

江澤民在上海接見外賓，在上海簽署調動軍醫支持抗疫的命令，也是從上海出發到大連去”慰問”遇難潛艇官兵的家屬，此間他非單沒有到疫區慰問，甚至連北京都過門不入……世人心知肚明的是：因為江澤民現在身居上海，而江澤民又掌握著中共事實上的最高權力，上海便是江澤民的”行宮”，自然而然的成為中南海以外的又一個權力中心。

這已近印證了中國目前已近出現了兩個權力中心的說法，也證實了胡錦濤作為鄧小平欽定的江澤民接班人，並沒有繼”第三代”之後成為所謂的”第四代核心”。其實，中共歷史上屢屢發生”兩個司令部”的鬥爭，無獨有偶，毛澤東當年也是以上海為基地對被他稱為”針戳不進，水潑不進”的北京展開”炮打司令部”的文化大革命；九二年鄧小平所謂的”南巡”不也正是兩個權力中心的產物？！看來只要中共最高權力新舊更替的機制無法健全起來，這種權力格局的隱患就無法從根本上排除。

對於兩個權力中心的鬥爭，毛澤東主政時期一直將其稱為”兩條路線鬥爭”，而且也經常給政治對手按上一個”另立中央”的滔天大罪名，當年張國燾離開延安是被按上這個罪名的，文革中林彪出走，中共中央文件也指責他企圖南下廣州”另立黨中央”。不過，對於目前出現的兩個權力中心，到底誰將背上”另立中央”的罪名，就看雙方較量結果到底誰佔上風了。

江澤民堂而皇之在上海正式”辦公”，算不算另立中央現在尚無法定論，因為中共最主要的政治資源還在他手上，萬一胡錦濤、溫家寶出現”紕漏”，上海幫以”弔民伐罪”名義北上勤王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即便這還是有待證實的”後話”，眼下上海作為權力中心的跡象已經浮上台面，隨著薩斯疫情的肆虐，”放棄北京，死守上海”、”保衛江主席”等說法開始在中國社會迅速傳播……上海的文人也開始公開著文探討”中國社會的公共領域為什麼會以上海為中心得以形成”，輿論造勢雖然談不上緊鑼密鼓，但也絕非空穴來風。

在上海幫眼裡北京是要淪陷了，這不僅是指北京遭受薩斯疫情的全面入侵，而且也是指胡溫接領導抗疫工作主動出擊，尤其是在作出與世界衛生組織配合、徹底公開疫情、罷免張文康孟學農等項重大決策之後，上海幫要想按照江澤民原先的如意算盤接掌最高權力，遇到了出乎預料的巨大阻力。江澤民到上海”易地而戰”，此舉退可以避其鋒芒，保存並重新整合上海幫的實力，進可以”另立中央”放手大幹，最終取中南海而代之。

放在這種背景上看，上海就不僅僅是一個中國最大的國際都市、經濟中心，已然成為一個有可能取代北京的政治”首都”。這就使我想起，在八十年代初期那陣思想比較開放的寬鬆時期，因為沙塵暴的侵襲等環境因素，使得北京有些圈內知識分子開始討論中國的遷都問題，在各式各樣的意見裡，既有為了謀求大一統的統治穩定、兼顧歷史傳統經驗而主張內遷西安；也有以有利經濟發展與便利港台和國際社會聯繫，而主張南遷的，其中南京、上海、廣州都是備選之地。在江澤民上台以後，國內有心人士也曾放風說這是順應經濟現代化的開放大勢，是接續了蔣介石江浙財團對中國發展的主導權……

如果講，過去的那種關於遷都的議論，抑或江澤民統治集團代表了中國南方尤其是沿海地方利益的說法，僅僅是一種輿論試探的話，江澤民這次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在上海運作他的權力中心，似乎在客觀上已經啟動了中國的遷都”程序”，至少在完成遷都之前，上海與北京一樣都是中國的權力中心，也就是中國現在出現了兩個首都：老首都北京，新首都上海，眼下前者更多的具有形式上的意義，後者卻越來越具有實質意義。抗戰時期，當時首都南京淪陷之後，國民黨政府遷播重慶，當時把重慶稱為”陪都”，現在的上海是否也是中共中央政府的陪都呢？中國未來到底定都何處，最終有可能要取決於到底是胡溫”南下”，還是上海幫”北伐”。

(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