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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6日訊】這一次SARS病毒在中國大陸肆虐泛濫，且殃及他國和地區，世人為之震惊乃致于憤慨。誠如世界輿論所指出的，蓋因瘟疫尚在源頭剛作怪之時，中共當局就極力隱瞞真相，妄圖以其一以貫之的欺瞞手法再度欺弄世人，以至于人們無從防范而耽誤了圍剿病原的最佳時机。
其實對于這种“欺瞞症”，生活在中國大陸的老百姓早已習以為常，不足為怪。須知：“瞞与騙”乃是中國的國粹，當年魯迅等五四一代精英，早已剖析其症狀，可謂入木三分，而今我們繼續踏著先輩的步伐深究下去，作一番刨根究底的努力。
在現今的中國，正在進行著市場化的社會經濟改革，但是市場經濟机制所內含著的人格素質要求与本土傳統的“做人”道德稟性先天地相抵牾，人們的社會實踐出現了混亂，市場的規范有失去了偏差，于是“誠信”一詞頻繁地亮現于新聞媒體。人們可悲地發現，誠實守信早已是稀少而可貴2，這是由于“适者生存”的“進化”机制在异化了的文化机制里起著作用。按照胡塞爾所開創的現象學方法分析之，誠實守信行為的意欲情感為真誠的价值。作為對于事物的事實性与真理的虔誠，真誠是對于事物“真”的确認態度，并借之于与客觀物質世界交往的必要手段應用于人類社會生活實踐之中的主體之間關系秩序上，誠信的社會實踐內含著人格平等的道德追求，是基于人類普遍理性的倫理精神和人格期待；但在傳統的宗法血緣倫理型的社會境遇，則“做人”成為第一要義，它講究在特殊的人情主義氛圍中，追求親親有術、上下有別、差等有序的技巧和藝術3。在這之中，人与人之間的不平等、冷酷無情和欺凌壓迫卻偏要用溫溫脈脈的面紗遮掩起來4，拒絕直面人生地予以揭示。文化的基因通過拷貝，一代代地傳授下來，業已成為國民的群體下意識。漢民族的文化基因就這樣預制了國民性情和价值趨向，因為按照M?舍勒的行為學理論，能感悟到生活世界的价值和价值秩序的感情是成為行為意欲最深層的基礎部分，而這种感情決定著行為意欲的努力方向。盡管依照舍勒的价值類型學等級分類方法作分析，誠信的倫理价值顯然要比“做人”的价值高出若干等級5，但在血緣型倫理勢力場中，兩者常會抵牾而誠信落敗6。所以在百姓看來，在一個“真實”的社會中（即非紙面上的），誠信者只是書呆子，是注定不适應、混不開的。誠信意味著老實無能，是低級的行為价值7；而善長于“瞞与騙”的藝術、會修飾偽善自己者倒是能大行其道的。
再者，說起文化傳統，不僅有老的傳統，更有新的孳生產物和泊來品。按照闡述學的方法，傳統不僅陳跡于已消逝的歷史長河之中，還積淀于現時代之中，并且更是指向未來的价值趨勢，它是于老百姓的日常實用中的一招一式，一言一行之中而不知其所以的那些東西，在此特別要提及的，就是現行的最主要的，即共產党的党文化傳統。
論及党文化，得先弄清其面目真相。須知，共產党乃是一個低賤性質的政党，因為它的党章就是申明為低賤性的“無產者”效勞的，只有那些低賤無恥之徒，人格低下者才會主張“共產”——与別人、有錢人均分財產，并以文字記載入党章國法之中。長期以來，中共的成員就是以那些低賤性之徒：流氓無產者，地痞，無賴和德性、智慧低下者构成其主體，它的党徽圖案：鐵錘和鐮刀明白無誤地張揚其低賤性价值傾向：使用著低等級勞動工具的從事體力勞動的大老粗為其党國的“主人”，為其“先進”，為其“勞模”。考察一下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熱衷于搞體育競賽；且回想起當年的唐山大地震、大興安岭特大火災、長江特大洪災的時候，共產党的私家軍隊漠視人類高等級文明的工具，而是將士們用自身軀體赤身肉搏天災，其悲壯和愚昧就可想而知，其實這些都是在崇尚在炫耀与其自身特征同构的人的四肢軀體發達的低等級特性，是其低賤性本質的外楊。
古希腊智者蘇格拉底的名言“美德即知識”在西方回蕩了几千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倘若將蘇格拉底的“知識”看作是与美德密切相關的人文素養類知識的話，那么在社會宏觀的數理統計意義上，蘇格拉底命題的否題“非知識即非美德”，我想應該是成立的。而在現代中國，既然是低賤之徒“領導一切”，其內在的輕視知識和缺乏文化素養，敵視知識分子的稟性必然決定了其品行操守的下賤性質，因為正如前面所說，人的內在价值感情將是成為行為意欲的行動方向。那么，“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沒有大糞臭，哪有稻谷香”，“腳上有牛尿的人思想最干淨”，“工人階級大公無私”等等的毛式話語都是其連接价值感情和具體行動的思想中介，并且從中可以看出其行為的价值指向所在。
既然是以低賤性的品行操守塑造自己的人格形象，就很自然地難以与“真誠”，“誠實守信”等較為高貴的品質相連接，進一步地，打造并內化成為自身的稟性8。再則，共產党一面是充斥著下賤性的行為意欲，其另外一面則是由馬克思主義教條轉化而來的極其高超的宣教，大而無當的口號充斥著一切媒體和標語，如雷灌耳，什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啊，“解放全人類”啊，“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啊，“斗私批修”啊，“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啊，“學習雷鋒好榜樣”啊等等，并且不斷地造圣、造神，制造“英雄”、“模范”樣板。那么如何填補這兩者之間所產生的巨大鴻溝？以并聯這兩者而不悖？答曰：“瞞与騙”。或曰：撒謊。試看：在八十年代中國，捧出了一個少年英雄樣板：賴宁，然后經過共產党的“瞞与騙”術洗腦，竟然培育出了數十個少年縱火犯！此亦可謂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唯物主義’”吧？！在中國，任何一個學生從幼儿園起，被不斷地灌輸著“共產主義的道德”之至上理想和倫理理念，然則几年前，上海市政府搞起“精神文明建設”來，提出了所謂“七不規范”，當年就有一美國倫理學代表團來上海作工作訪問，并与中方進行學術交流，其中有一位美方學者質問道：象你們中國那樣的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出來的學生，應該是“滿街都是‘圣人’”啊，何苦搞“七不規范”？須知：這些“規范”條例在我們美國人看來，只是幼儿園的孩子上課的內容而已。
因此“瞞与騙”就是共產党的必然歷史邏輯，是其立党、立國之本，安身立命之根底。換言之，“瞞与騙”是与共產党具有著內在的，本質的，必然的，同一的聯系，是其無法解脫的宿命。當今國人婦孺皆知：凡一普通公民欲加入共產党組織，其必要條件是在党旗之下大言不慚且振振有辭地宣誓作假：“為共產主義而獻身”。全中國共有四千多万的中共党員分子，試想：有哪几位敢于站出來，捫心自問一下：“我愿為部下的利益獻身？！”。而一旦通過了如此的作假程序，也就踏進了功名利祿的門檻，前程全為党員同志開放，甚至獲得了語言霸權，于是進一步獲取了作大假，撒大謊的權力。所以說，在中共統治之下，一個“同志”的成就往往是与作假成正比例的，因為這個社會机制是鼓勵撒謊作假的，所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即是。想當年，一個卑劣的行經，本是可以用“陰謀”的詞匯來描述來“正名”恰如其分的，然而此舉一旦由中共魁首所謀划施展出，即成了香噴噴、金光閃閃的“陽謀”，全國數十万知識精英落難，而舉國上下無數低賤者們為之歡欣高歌，中國的“誠信”可見一斑。我在此只得用紅樓夢詞句歌詠之：“假作真時真亦假”。
反觀西方社會，深受基督教罪感文化的影響，人們對于人性的陰暗面有著刻骨銘心的認識。撒謊作假只是人的自利性的見證之一，而人之自利（罪）的根源在于人的有限性，它不是來自人的肉體，而是來自于意志9，在根源上欲拔除卻是虛妄的，就好比人無法自提頭發使其身體脫离地面那樣。所以我以為，在現象學認識論水平上，凡“認識”均是由認識主體純粹自我的自利性作為其內在驅動力，驅動著意向性欲求光芒投向認識對象。因此凡“認識”都帶著自利性和主觀性。故而，既然非如上帝，而是作為有限性存在物的人，就莫能有絕對的誠信所為。自己對著自己講真情，可為所欲為，然若對待最親密的至愛，講話則有所保留，人能夠覺解到如此的境界地步，就可算作是“誠真”的表現10，但作為中國人，“本我”，“自我”，“超我”之間脫節太大，人格分裂太甚。由于無法進入“誠真”的境界，結果還自以為“誠真”得很：表決心，立下戰書，寫動情的日記，整天帶著面具“做人”，日久漸忘而麻木，人卻成了面具自身（与面具合二為一）。比較之下，西方人能做得好些，如薩特的命題“他人即地獄”即是。
理解了當代中國的國情，就不難理解[薩斯]事件的隱瞞欺騙撒謊了。
1 本文的一部分選摘自作者論文《論精神力量的強大与孱弱》中的片段。
2 在此所談論的誠實守信，主要側重基于較高等級、嚴格操持、一以貫之的強倫理道德，而不偏重于日常生活中低等級的基本行為操守。要不然，若無最起碼的誠信，人們不复組成社會。
3 費孝通認為儒家最考究人倫，而倫重在分別、差等，“‘不失其倫’是在別父子、遠近、親疏。倫是有差等的次序。……在差序社會里，一切普遍的標准并不發生作用，一定要問清了對象是誰，和自己什么關系后，才能決定拿出什么標准來。” 見《鄉土中國》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25，35頁。故而我以為，盡管古代儒者們書本上大談特談“誠”，然而一旦落實于具體操作層面，“誠”者行事都有帶著特定的、勢利气的人倫人情指向的，絕非如康德的道德“普遍立法原理”那般的泛公共性和普适性。因此指向他人的“誠”（通常是宗法等級秩序中的上級）對于己方（宗法等級中的下級）而言，也許就會虛假得就如同“地獄”一般。
4 譬如就以長生不衰的所謂的“傳統美德”：“尊老敬老”面紗來說吧，就因為它是封建宗法等級性質的，按照“規定卻否定”辯證法，它的另一側面乃蔑視、遏制充滿生命活力（具有高等級精神創造力）的年青人。只要去看看魯迅眾多小說中的主人公，就可知道，不幸和苦難總是特別地牽涉著年青人。
5 參閱M-舍勒著：《倫理學中的形式主義与非形式的价值倫理學》，M-S-弗林斯和R-L-馮克英譯本，美國西北大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105~110頁。以下摘自万俊人：《現代西方倫理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6~48頁。在此舍勒提出了著名的“四等級价值樣式說”：（1）感覺价值；它包括另人愉快的价值和另人不愉快的价值（2）生命价值；它又可分為高貴的价值和卑賤的价值。（3）精神价值，它又分為三個等級：（A）審美价值；（B）正當与不當；（C）“純粹的真理認識”价值。（4）神圣的和非神圣的价值。
根据我的理解，“真誠”應該屬于（3）中的（B）；而“做人”相當于生命价值与倫理价值中底下等級部分的混合體。另外，從舍勒提出的衡量价值等級標准來看，真誠与“做人“相比較，前者1）持久性較高；2）抽象性（不可分性和不可見性）較高；3）相對獨立性較高。4）“滿足的深度”較高；5）對經驗情感主體之生命體的依賴程度則較為低下。故而，進一步确證兩者的价值等級的高低排列秩序。
6 有一個典例頗能說明問題。在文革年代，每當夏天出現高溫天气的時候，對民眾廣播的天气預報輒道：“今天的最高气溫為34C”。那么可想而知，對于遠离政治倫理的大自然現象的報道況且如此“真誠”，何需妄論人、人類社會和歷史的誠信度了。
7 在百姓看來，“誠信”之所以尚有存在价值是因為可作為孱弱者的求生策略，即它可博得他人的同情而得到寬恕而已。
8 其依据是拉馬克氏的“用進廢退”和“習得性遺傳”原理。
9 R-尼布爾《基督教倫理學解釋》，美國紐約，哈普爾兄弟出版社，1935年版，第84頁。
10 至于如何評价認識的客觀性狀況，作者另有專文：《論价值的主觀性等級》。(//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