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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2日訊】1993年12月20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根据聯合國經社委員會的提議每年5月3日為”世界新聞自由日”，其目的是促進和捍衛世界各地的新聞自由。10年來，作為一個流亡海外的新聞工作者，我一直傾心關注于中國大陸如何紀念這個特殊的日子。

盡管在伊拉克戰爭期間，中央電視台采用了包括滾動式報道在內的現代新聞手段，使得中國新聞媒體在形式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抵抗薩斯疫情方面，人們也注意到中共政治局4月17日會議以后，新聞媒體從過去全面隱瞞，突然發展到”人人喊打”的浩大聲勢；加之胡錦濤、溫家寶新上任的領導人急于打開所謂的”新政”局面，客觀上似乎也少不了包括新聞改革在內的一系列非常舉措……

于是乎，不少人產生了一种錯覺：中國的新聞自由似乎已經到來了，而由新聞自由所帶動的政治改革，也應該是預料之中的事情。然而，這种思維方式和邏輯很快就遭到了嚴酷現實的無情挑戰：”世界新聞自由日”前夕，巴黎的記者無疆界組織和紐約的保護記者委員會等國際新聞組織發表的報告證實，中國仍然一如既往壓制新聞自由，中國也仍然是世界上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

如果國際組織的報告過于宏觀，政治性太強，那我們不妨以從新聞專業的角度來觀察一下中國媒體和新聞工作者的表現。就以眼前的薩斯疫情報道為例，如果講過去竭力掩蓋真相是體現了党的喉舌的工具性本質，現在一哄而起大造聲勢的做派顯然也是出于同樣的政治机制，雖然中南海已經對國際社會作出了庄嚴的承諾，嚴密控制新聞媒體的政策紀律卻沒有絲毫的改變。前中共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鮑彤發表評論指出，封鎖消息是中共長久以來的應急机制。這個机制的大致運作方式是，一旦發現有什么不妙的事情發生，就先封鎖消息，假如消息實在封鎖不了，就制造假消息。鮑彤說，在致命的傳染病非典型肺炎疫情發生之后將近半年的時間里，中共用于封鎖非典消息的力量，要比對付非典疫情的力量大得多。

如果薩斯疫情發生在一個擁有新聞自由的社會環境里，媒體在接到蔣彥永醫生揭露事實真相的投書之后，不但會以顯著的方式公布出來，而且會進一步挖掘黑幕、深入追蹤報道；雖然我們認為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應該下台謝罪，但是這不影響我們也要誓死捍衛他們為自己權益進行辯護的說話權利–新聞媒體也應該給他們說話的机會，也許他們還有更多的經驗教訓可以与大家分享……這一切正常新聞媒體應該做的事情，在中國的新聞媒體上我們偏偏卻一點也看不到。

我們看到的是努力想要滿足人民群眾知情權的兩位新華社編輯遭到革職處分，揭露真相的蔣彥永醫生遭到安全部門的監控，在网上傳播和討論薩斯疫情的人士被冠以”造謠”的罪名逮捕，有的网站（北大三角地等）一度遭到查封……在抗薩斯疫情的非常時期，中南海還繼續以傳統的法則駕馭著中國新聞媒體，毫無自由可言的中國記者在”世界新聞自由日”除了無奈的等待，就是一片深深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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