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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7日訊】皇帝的產生決不是偶然現象，它是与一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狀況相連系的，尤其是与王朝的形成體制緊密相關的。歷史上無數的暴君之所以能夠胡作非為、為所欲為,其深刻的原因無不存在于王朝的腐朽制度之中。換言之，正是腐朽的王朝制度，決定了暴君的必然產生。
然而，王朝的生成与發展、衰敗与消亡，既孕育在廣褒的中華大地上，又來源于廣大的民眾之中。進一步說，正是中國人民的思想意識決定了王朝制度循環往复的歷史命運。王朝制度不過是中國人民傳統觀念的外延而已。所以，批判君主制，不能不批判王朝制；而批判王朝制，又不能不深刻地挖掘隱藏于民眾之中的陳腐的皇權意識以及這种意識的派生物 —- 官本位意識。這個問題不予揭露，不予清算，那么，根本就無法触動王朝體制的來源。而王朝制的來源不徹底地予以根除，那就不會抑制住皇帝和不叫皇帝的主席或總書記等的連綿不絕的生成，我們就只能在皇帝們和不叫皇帝的主席或總書記等的淫威之下朝不保夕地、所謂幸福地生活下去了，但這卻是在深沉的無意識之中對自我人格的否定，亦即以自我權利的犧牲為代价來換取動物般的、形尸走肉的生活。人的自我异化成就了大大小小的皇帝們的赫赫功勛和輝煌霸業，成就了王朝循環的光怪陸离的奇妙景觀。這，就是問題的本質存在。
(1) 中國農民人口眾多。中國是為小農經濟思想的汪洋大海所淹沒的一塊大陸。中國是世上僅存的若干個原始部落之一。
五千年來，中國人口的基本构成成份是農民。農民由于其自給自足的經濟生活方式所決定，在自然力面前通常束手無策，只能祈盼自然保佑以抑制洪水泛濫，以解除干旱等等。在与自然的關系中，農民向來是處于屈從地位的。這种居于次要地位的農民在觀念上就認定了自然界所具有的、非人力所能把握和超越的主要地位，并認為這實在是正常不過的事情。于是農民以其特有的跪拜方式呼吁上天的恩惠和冥冥之中神靈的保佑。這种對于自然的祈求表現在社會生活方式上，就衍變成了希望有個万能的君主能夠統御四海、指揮八荒，率領万眾一心一意向前進。
經濟上的貧困導致政治上的獨立缺乏症，亦即人格貧血症。人与自己相异化，人不能決定自我的命運，人不能具有自我應有的价值，人必須依賴于人的本質之外的一切而生存而發展，人必須或者是听命于天、或者是听命于天授的君主。總之，經濟上不獨立，政治上根本就不能也不可能獲得真正的獨立，從而人格也就不能也不可能獲得真正的實現。這种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所帶來的小農經濟思想就是如此這般地禁錮著中國人民的靈魂，同時也禁錮著中國人民的身體的。貧困了几千年的中國人民不能不如此這般地以屈辱的方式盼望著為明君或者為昏君所愚弄，所蹂躪。
貧困造成落后，貧困造成愚昧，愚昧造成野蠻，而王朝正是以其野蠻的形式維持自身的罪惡統治的。這一點不能不是人性中野蠻部分的充分顯露。王朝只能在野蠻人民中間才能行得通。換言之，野蠻的人民造成了野蠻的王朝制度，正像落后的人民可能或必然選擇落后的社會制度一樣，而我們這個民族几乎是兩者兼而有之，所以落后而野蠻的王朝制度及其連綿不絕的循環也就是勢所難免的了。
与世界先進的民族相比，無論從思想觀念上，還是從社會制度上，還是從經濟制度上，總之無論從什么地方進行比較，我們都有極其巨大的差距，我們都得需要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時間才能赶得上人家目前的狀況。忽視這一點，正中王朝之下怀，這也是王朝所能采取的極其可笑的駝鳥政策之一，其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更好地愚民。
愚民以其英勇犧牲的代价建立了落后的王朝制度，王朝制度建立后以無所不用其極的專制獨裁手段反過來制造了成百万上千万的愚民。愚民于是感覺到終于找到了“人民的大救星”，而“人民的大救星”卻以無所不用其極的欺詐手段使愚民們乖乖地就范，甘心情愿地跟著他的路線走，甘心情愿地為他上刀山、下火海、拋頭顱、洒熱血。
中華民族的愚民們于是視現存的王朝制度為光榮、偉大、正确的制度，視一切非正常的不合理的社會存在為正常而合理的，視那些為民鼓与呼的人為“瘋子”，“精神病”；視人的基本權利為毫無价值的無稽之談。除了生存權，即喘口气的權利，即豬權之外，還需要其他任何的人權嗎？愚民們如斯說，也如斯去做。剝奪自我的言論權、思想權、集會結社權等等，愚民們通過剝奪所謂極少數人的類似權利而把自己所應有的一切權利統統地拱手相讓給朝庭，讓朝庭去定奪是非標准，讓朝庭去怜憫、去發善心、去發慈悲。其結果如何，早已為歷史和現實所一一證實，在此就不必一一贅述了。
愚民者，精神貧乏者，精神空虛症患者，亦即物質的普遍窮困所導致的精神喪失者。形式上作為人存在，其實質是等于沒有頭腦、亦即喪失了獨立思想的僅存軀殼而已。魯迅先生對于這些中華民族的愚民向來取一個態度，那就是“怒其不爭，哀其不幸”。
(2) 迷信皇上，迷信皇權，迷信朝庭，迷信中央，迷信朝庭（中央）所分封的各級大大小小的皇權的代表 —- 迷信各級官僚，于是產生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觀念。
皇帝也可能要干些好事的。歷朝歷代的皇上都是高喊為臣民著想，為國家社稽著想的口號的。但干好事的皇帝也是最坏的皇帝，正像前此已經指明的那樣，有能人的朝庭也是昏庸無能的朝庭。有許多皇上能夠“勤政”，但無論他多么“勤政”，他總是個暴君；許多皇上能夠廉洁自律，但無論他多么廉洁自律，他所代表的那种朝庭制度總是個絕對腐敗墮落的制度。
中國歷來把皇帝奉若“神明”，奉若上帝。皇帝金口玉牙，皇帝言出法隨，皇帝主宰一切。為什么？因為皇帝是皇權的掌握者，誰掌握了皇權，誰就掌握了國家政權的最高領導權。皇權作為國家政權的最高領導權，不受任何力量所轄制，卻是轄制一切的力量；不受任何權力所支配，卻是支配一切的力量。誰對皇權有任何質疑，誰就是對于國家安全、穩定和秩序的毫無疑義的破坏；誰對皇權有任何違逆，誰就是對于國家和人民普遍意志的違逆和蔑視，因此就要被繩之以法，施以重刑乃至于殺無赦。從這种意義上講，皇權是國家的代表，同時也是臣民的代表，皇權与人民的普遍意志相同一。皇帝由于其皇權的這种特殊代表的無可剝奪的地位而受到万民景仰、万民擁戴，万民于是乎每每見到或想到皇帝時都無不以山呼“万歲万万歲”來表達自己極盡效忠之感情。
對于皇權的這种迷信具體化到迷信皇權的各級代表的 —- 亦即由皇權所分封的各級大大小小的官吏的身上。凡是朝庭命官，都是皇權分封的皇帝之代表。因此尊重和愛戴皇帝（到了近代，就成為“主席”或“委員長”或“總書記”等名稱），就不能不尊重和愛戴与我們离得更近的、直接管理我們、直接統治我們的各級領導，亦即存在于我們周圍的、為我們所司空見慣的各個級別的大大小小的皇帝們。不服從小皇帝的領導，也就是對于朝庭的蔑視，對于皇帝的赫赫神威的蔑視，所以小皇帝，亦即各級領導都具有處理這些朝庭判逆者們的行政處置權或司法處置權。而皇權的各級代表一經當上了什么“長”，無論他是高官的家奴抑或是被重用而給予破格提拔的更高級別長官的仆從，無論他适合還是不适合他所肩負的行政職位，無論他有能力還是充分地無能，都感覺到自己很是愜意，自命不凡，于是有權也就有了能力。這种“權力本位”的觀念，成了國家行政官僚階級的基本觀念。
“權力本位”就是“有權便有一切、無權便喪失一切”（林彪語）。因為有權，才有能力，才有水平；而沒有權力，便一切都談不上，一切都沒有。其實，權力是人的非本質存在。人的本質存在是他的特殊性，亦即与他人所具有的不同的能力。倘若去掉某個官吏的職務的稱謂，他到底能干什么，就是他的本質存在，而他的官階之大小，名稱之顯赫，并不以同權力者的能力相一致。在王朝制度下，能力根本就沒有也不可能有其應有的地位，相反資歷倒在權力的分配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靠年頭也能混個几品几品的大官當當，或混個不夠几品几品的小官當當。
似乎有了權力也就有了能力，“權力本位”的觀念就是這樣看問題的。其實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錯誤的乃至反動的觀念。有權力并不等于有能力，特別是在王朝制度下，昏庸無能者掌握權力且掌握大權力者比比皆是，這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普遍現象。有其位而無其能，有其權而無与之相稱的素質，這是王朝制度中官吏執政的顯著特點之一。
官吏中普遍盛行的“權力本位”觀念之所以能夠不斷地衍生和牢不可破，其原因存在于廣大愚民的牢不可破的“官本位”之中。皇權深深地扎根于民眾的頭腦之中，“官本位”作為皇權的派生物也同樣地深深地扎根于民眾的頭腦之中。“官本位”觀念不破，“權力本位”觀念也就必然地牢不可破，朝庭制度也就會一如既往地發揮其必然發揮的作用。
“官本位”就是認定首長總是正确的，首長掌權總是合理的，首長總是英明的。換言之，無論誰做首長，無論他以什么方式做首長，無論這個首長說什么，平民百姓只能有緊緊跟從的必然性，而決不可能有提出任何質疑的現實性。總之，誰當官，就信服誰，就迷信誰；誰有權，就跟定誰，就依賴誰。
“官本位”毫無原則地以權力為座標，以權力為方向，以權力為標准。作為愚民的觀念，“官本位”使人的异化程度達到了極限，亦即使人的非人狀態達到了令人難以容忍的程度，換言之，“官本位”觀念使人的現實存在以奴隸的本質為存在形式。總之，“官本位”使愚民奴隸化。
“官本位”浸入社會生活，使社會政治化，政治社會化，同時使社會官僚化，亦即社會的一切以官吏的言行為中心，以官吏的言行為標准，以官吏的意志為意志。凡是官吏所認定了的，都必定是毋庸置疑地正确。就官吏而言，下級必須听命于上級。上級的職位因為上級官吏的空缺（因退休、病故或調离等原因）而成為下級官吏爭先恐后的目標，唯權是奪，并且是無所不用其極地唯權是奪（或花錢買官、或以种种措辭排斥具有可能被上級看中的同類型的權力追遂者，以打小報告或曰密報而顯示自己的耿耿忠心者無處不在，無時不在）。
“官本位”的觀念使一切向著權力的掌握者靠攏，使一切成為權力的附屬物，甚至知識、技術、科學也難逃官本位所帶來的厄運。漢朝偉大的科學家、地震儀和指南車的發明家張衡是通過成為朝庭命官而顯示其固有的能力的，同時朝庭對于知識和才能的尊重并不是為他提供進一步發明和創造的更為有利的條件，而是通過任命發明家或科學家為行政級別的官僚，例如几品几品的頂戴或什么什么“長”等等來顯示對科學技術、對知識和才能的尊重的。知識被嚴重地扭曲了它固有的秉性，科學成為權力的奴婢，技術成為權力卑躬屈膝的玩物。准确地說，知識与自己的本質相异化，科學由于喪失了自身的獨立性而喪失了存在的价值，技術由于其屈辱的地位而不可能獲得全面的和徹底的發展。官本位使知識、技術乃至科學遭到了根本的貶值。換言之，權力比知識、技術、科學更有作用、更有實力、更有价值，因此也更為人們所青睞。作為結果，所有的知識分子，亦即專業技術人員甚至科學家，都希望通過科學研究的成果而實現其政治上搞它個一官半職的目的。科研成果在科學研究者的眼里不是目的，而是化為邀寵和晉升的某种手段；而知識分子不是以其學術立身于世，相反卻要以官階之大小為其安身立命之本，為評价自我价值的几乎唯一的和至關重要的尺度。如果“相對論”的提出者、偉大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出生在王朝循環不已的中國，他可能以夭折其科學探索和學術研究為代价而成為一個省長或部長級別的大官；如果愛迪生在王朝體制下謀求自身的發展，他也許會中斷自身的發明創造而去邀寵權力的掌握者以求得官職上晉升的机會。一個能在物質的領域里發明創造千百种精致的机器和產品的人，為什么在權力方面就不能謀求高升的机遇呢？為什么就不能成為頂戴花翎的擁有者呢？王朝政治制度就是以這种方式向人民顯示權力本位的力量的，而人民竟也以“官本位”的觀念去為這种腐朽的“權力本位”觀念作以似乎合情合理的解釋。
“官本位”觀念使社會分工不能各司其職，也就是破坏了作為社會歷史進步重要標志的分工職能。阻斷了社會分工職能，也就是阻斷了專家生成的机會，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專家在社會進步中所可能和必然發揮的無可取代的作用。專家行政化，專家不獨立，專家不成其為專家，專家成為自身的非本質存在。總之，饋乏專家、沒有專家已成為王朝制度的一個特點。專家不能蜂涌而出。与其辛苦鑽研几十年，板橙一坐十年冷，莫不如投机鑽營當縣令、當處長、當科長。
“官本位”觀念与現代化的人才觀相敵對。人才，也就是有學、有才、有志之士，也就是能夠以自己的專業与特長奉獻于社會并獲得社會的承認与回報的人士。而有學、有才、有志之士，決非一朝一夕的努力所使成，而是由無數個艱苦的探索之歲月所造就。因此，尊重和愛護他們，決不是僅僅尊重和愛護他們個人的問題，而是尊重和愛護人類文明的优秀成果，至少是尊重和愛護他們所掌握著的那一部分人類文明的优秀成果。但“官本位”卻僅僅尊重和愛護甚至迷信一紙“委任狀”就可以得以升遷的那些官吏，并視這些官吏為無所不能的人才，亦即誰有權誰就是人才，誰沒有權誰就不是人才。可以說，這是一种十分荒謬的觀念，這是已經為所有的王朝制度所一再地證明了的腐朽不堪的觀念。
官吏的“權力本位”与民眾的“官本位”兩种觀念的結合，必然生成官吏的“拍腦袋決策”的普遍現象，必然使隨心所欲的，根据領導者個人喜怒哀惡的性格等等而作出的所有決定具有毋庸置疑的合理与正确的性質，同時也具有所謂的偉大的意義。
“權力本位”与“官本位”兩种觀念的結合，使社會上存在的創造力、想象力和一切潛力受到相當大程度乃至極大程度的遏制。能人受到非議、受到排擠、受到貶斥，与其有能力、有知識、有才學，莫不如有個好關系，有個好靠山、有個好庇護傘。能人普遍地不得志，能人處處碰壁，能人不能施展其才干，能人于是無能。
“權力本位”与“官本位”兩种觀念的結合，使人類最可寶貴的也極為丰富的自身資源 —- 人類的智力資源不能得到合理、深入而廣泛的開掘与利用，使得這一無价財富遭到了普遍的、廣泛而深入的浪費。在所有的資源中最有歷史創造性的人力資源不能得到行之有效的合理配置，從而使人才的浪費通過其觀念而形成社會化的狀態。須知人才的浪費是最大的浪費，但“權力本位”与“官本位”卻使這种浪費在不知不覺的政治化中消融于無所事事的碌碌無為之中，于是出現了社會的普遍的無為之狀態，但取而代之的乃是墮落的种种表現、不思進取的种种表現和麻木不仁的种种表現。
(3) 以閉關鎖國為特征，全方位地自我封閉；以開放門戶為標志，進行局部的、因而也是有范圍的、有限定的交流与開放，亦即不完整地開放。
五千年來的歷代王朝基本上采取自我封閉的國策，亦即拒絕接受外來的東西，唯我獨尊、唯我自大。拒絕接受外來的一切先進的事物，拒絕接受非中華正統的一切其他非正統的東西，成為王朝以及王朝所統治的華夏文明的基本路線。
這种鴕鳥似的自我封閉政策為什么能夠成為所有王朝的共同特點，确實需要加以認真的研究和剖析。這种政策也是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生產方式的外延及其思想的擴大了的反映。
獨門獨院、用柵攔或圍牆所環繞的小農家居擴大到國家的方式，就成為綿延几千里之遙的雄偉壯觀的万里長城。其實在春秋戰國時代，每一個諸侯國都是以類似的圍牆或城堡進行自我認定的。這种用圍牆自我認定的方式也就是自我封閉的方式，也就是用隔离的手段使自我与外界分開的方式。換言之，也就是把自我圍困在一定狹隘范圍內進行有限活動的方式。各諸侯國的霸主們可以在這种狹隘的各自分封的疆域里稱王稱霸，而且還以相互吞并、相互蚕食的方式擴大自己希望攫取的更為廣大的疆域。到了秦王朝，秦王贏政更是以“四海歸一”的大一統的統治方式修筑了國家的圍牆。這种國家的圍牆 —- 万里長城，其實也就是小農庭院經濟的無窮盡的擴大而已。然而再廣大的庭院經濟方式也畢竟脫离不了庭院經濟的本質特征，亦即自我封閉并与外界隔絕的特征。
誠然，護牆或圍攔有利于自我保護，有利于不受他人的干擾和侵害，但這种方式從某种意義上講不過是防君子而不可能防小人，防備那些根本無意于進入的人而不可能從根本上杜絕企望進入的人。准确地說，圍牆不過是進行自我安慰的一塊擋箭牌而已。大大小小的圍牆、形形色色的圍牆、古代的圍牆、近代的圍牆、現代的圍牆、看得見的圍牆和看不見的圍牆，不但把中華民族的身體圍了起來，而且也把中華民族的靈魂圍了起來，把中華民族整個地、全方位地圍了起來。
用時髦的話來講，這就叫做“條塊分割”、“地方保護主義”。所謂“條條”，就是行業分割，此行業不与彼行業相溝通、相聯系、相合作；所謂“塊塊”，就是地區分割，此地區与彼地區老死不相往來，單純從各自的經濟利益出發而采取地方保護主義措施，這也叫做所謂的“諸侯經濟”。如此等等的“條條塊塊”、“諸侯經濟”，也就是不同形式的、大小不等的圍牆或柵欄，從而破坏了世界的一體性，破坏了人民的同一性或曰共性。
用狹隘的民族主義觀點去丈量全人類共同的利益，從而從根本上忽視了人類自身所具有的普遍的特點；用渺小的“國家主義”觀點去考慮社會的歷史發展狀況，于是產生了忽視并排斥外來世界所刮來的新鮮空气等种种不良之表現。把什么都要圍起來，把什么都要框起來，把什么都要限制起來，甚至科學、技術和一切知識都得在被圍困的狀態中，在被束縛的狀態中，這又如何去謀求自身所謂的發展和進步呢？
應該看到，知識是人類區別于其他動物的獨有的秉賦。知識是人的人化的最重要標志。換言之，知識使人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誠如古希腊哲學家亞理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的那樣：“人類的欲望就在于求知”，人類應當掌握一切應予掌握的知識和才干，亦即沒有一种知識是人類所不應該掌握的。對知識設置重重柵欄和圍牆，使知識不能自由自在地實現自己探求一切事物和一切存在的本質及形式這一神圣的使命。規定知識所應探尋的所謂疆界，為知識鋪設花樣繁多的形色怪异的禁區，如此等等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正是依靠上述的殺手和品种齊全的桎梏對知識從事著全面的圍剿和殲滅。有疆界的知識、有限定的知識也就是不完整的知識，就是有欠缺的知識，因而也就喪失了知識的完整性和知識的深刻性。換言之，知識的本質也就不复存在了。
知識無疆界，宇宙有多么寬廣、多么博大，知識也就應當有多么寬廣、多么博大；科學無疆界，科學不應當也決不允許被划定在某個狹隘的領域里去發展自己，科學更不屬于某個民族主義者或國家主義者的私利，科學就其本質而言屬于全人類的共同財富，科學成為人類文明共同發展、共同興盛的象征；技術發明和技術創新也無疆界，作為距离人們日常生活更為切近的、能夠帶來更舒适、更方便的生活方式的技術應用已經造福于人類的全體了，今后將在更大的程度上繼續發揮其造福人類的作用。
人類的本質不應該存在任何柵欄、圍牆、疆界，但人類卻偏偏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地建造諸多人為的、作茧自縛的自我摧殘和自我否定的桎梏和枷鎖、手銬和腳鐐。人類竟不能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徹底地解放自己的身體和靈魂，豈不悲哉？
人類的偉大在于能夠以人的方式進行獨立自主的思想，思想的本質在于沖破各种牢籠的束縛而進行前所未有的超越，包括超越思想本身，因此為思想設置禁區，亦即規定什么可以思想，什么不可以思想，什么思想才是正确的，什么思想必定是錯誤的等等，無异于是對于思想的人類進行精神上的毫無人道的判刑和流放乃至殺戮，同時也是對于人類固有的思想之秉賦進行草菅人命的討伐和圍殲。思想在泱泱的中華大地上業已悲鳴了五千年之久，且以被歷代王朝查禁的書目的形式化為滾滾而來的黑暗的濃煙。這种悲劇歷史的塵灰，飄蕩在現實廣大的土壤上，也飄蕩在筆者悲鳴不已的心靈深處。
思想的本質是毫無柵欄、毫無設防、毫無疆界可言的。思想無限界，思想如浩瀚無垠的宇宙一樣寬廣而浩瀚，且無邊無際。思想無禁區，思想的力量在于打破一切貌似有理的禁區。思想無權威，思想無神明，思想無主宰，思想絕對地獨立，思想絕對地自由，思想拒絕一切非本質存在的強加，思想只認定本質存在的應有价值。思想的偉大在于能夠批判并論證一切”偉大“的思想并瞻望未來地進行創造和發明。思想善于拋棄并繼承歷史性的思想而生成思想的未來學。思想在無情地否定一切專制思想的過程中謀求民主的可貴价值并确立其价值。思想絕對地民主，思想的過程亦即人類自身的不斷解放的過程，思想的結果也就是社會的全面進步之結果。思想不能一元，一元的思想是強權的思想，也是專制的思想。思想必定以其繽紛多彩的形式呈現其自身的可貴之价值。
中國歷代王朝就其本質而言与思想的本質格格不入，水火不能相容。即便是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個”百家爭鳴“的局面，也是因為各諸侯列國的王朝不能自保方能得以形成思想的多元。但這在中國歷史上几乎是僅有的短暫過程，不足以代表歷史的漫長路程。思想的不開放，且為形形色色的名目所限定，嚴重阻礙了華夏文明的滾滾奔騰的浩蕩之流。
中國歷史基本上是個自封閉的王朝體系，但也有過几次對外開放門戶、加強与周邊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大規模的舉動。然而，即便對外開放，也要按照王朝的自身規定，僅限于宗教等文化領域里的有選擇地借鑒，而不是無條件地、全面地和完整地博采眾長，亦即不是采取全方位的拿來主義政策。倘若稍有不利于王朝的任何”泊來品“，無論是宗教也好，還是文化典藉也好，王朝隨時隨地都可能收回成命，或焚或砸，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必欲格殺勿論這些大逆不道的“錯誤的”和“反動的”思想文化。与西域各國進行交往的“絲綢之路”，鄭和下西洋，唐玄奘出使印度，鑒真和尚東渡扶桑等等，其聲勢可謂大矣，其影響可謂遠矣，但可惜的是，這些活動并不能帶給王朝體制下面的民眾以任何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解放。換言之，上述的所有活動都是在王朝的制度下按照王朝的旨意進行的經濟文化交流，是欽定的‘官方”活動，對于民間的經濟文化活動誠然是個新鮮的乃至于別開生面的促進，但构不成應有的全面的自我更新，构不成民眾應有的思想解放。
到了近代，尤其是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首先意識到了外夷的堅船利炮的威力，提出要向西方列國學習我們古老的中華民族所不曾掌握的各种技術和知識，但朝庭同時也規定，只可學習技術和先進的物質層面的知識，而對于外國的思想文化一概地拒斥為“异端邪說”，并武斷地認為這种“异端邪說”遠不如中華文化的精粹“四書五經”，遠不如先祖所創制的各种陳規陋見。在被迫“開放門戶”的條件下，腐朽的王朝還仍然戀戀不舍其思想文化的固有的專制狀態，仍然一如既往地采取不完整地、割裂地學習西方列國思想文化的方式。
作為一百多年前清王朝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慈禧太后也允諾可以修鐵路，可以進行各种經濟方面的改革，可以派人到外國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但卻不允許任何“异端邪說”的輸入，因為這些被叫做“异端邪說”的外國的先進的思想文化正是王朝所惊恐不已的、對王朝制度构成危害的思想解放的有力武器。這种局部的，因而也是有限的開放雖然延續了經年久月，但終究沒有抵擋住歷史進步的巨大車輪的向前滾動，清王朝終究是滅亡了。但清王朝的滅亡并沒有徹底拆除歷代王朝所建立的各种形式的柵欄、圍牆和疆域的界碑。万里長城依舊像蛇一樣地盤据在泱泱的中華大地上，更盤踞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靈深處。
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人類應當以全方位的開放的態勢汲納八面來風，不僅僅是經濟，還有科學技術；不僅僅是科學技術，還有思想觀念和文化制度。信息應當共享，信息不應當堵塞。信息應當交流以使之更加丰富，以匯成信息的汪洋大海。如此這般，人類生活的意義才能被真正地确定。人為地割裂和曲解信息，与人類固有的秉性不符，也与地球村的運行方式不符。迄今為止，地球已有四十五億年的的歷史了，而有生命的歷史也有四十億年。史前人類的誕生是在二百五十万年以前，然而人類歷史的真正開始，是以出現文字為標志的，在中國已近五千年了。但即使有了文字，五千年來，人類對自己的真正把握才發端于几百年前：三百年前，人類才知道血液是循環的；一百年前，人類才知道生物是進化的；數十年前，人類才知道生命的遺傳方式，對于生命的認識才被現代的人類提到議事日程。對于大腦的活動机理的研究，還尚未取得具有實質意義的卓有成效的進展；人類在對自然界的認識方面，還有層出不窮的極限；人類在對于自我認識方面，還從來沒有達到過盡善盡美的程度。因此，人類的自我封閉無异于自殘自殺的罪惡行為，而王朝恰恰是這种种罪惡發端的万惡之源，是罪魁禍首。
(4) 愚昧的普遍化使罪惡的王朝得以循環；社會的普遍無知使野蠻的王朝制度常常以翻新的花樣橫行無忌。
無知生成愚昧，暴力生成野蠻，殘殺生成罪惡。全社會的普遍無知狀態必定要生成全社會的野蠻和罪惡，而王朝正是應運而生的野蠻加罪惡的政治制度。這一建立在無知的普遍性基礎之上的王朝制度，又以其反動的本質進一步強化了無知的社會化，社會化的無知促使野蠻与罪惡在王朝的體制下正常而合理。這樣極其荒繆的惡性循環，難道要在中華民族的身上一代又一代地复演下去嗎？
A．無知使人退化到動物的狀態中，無知使人喪失其本質存在，無知使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無知使人必得依賴于外界的力量顯示其自身，無知程度与動物化程度成正比，亦即無知程度与野蠻程度成正比。
無知使人是非模糊，無知使人上當受騙，無知使人對王朝的腐朽与沒落的本質視而不見、听而不聞、听之任之，無知使任人宰割的歷史不斷地重演。
王朝建立在民眾普遍的無知基礎之上，并依賴于民眾的無知而肆意枉為，濫施淫威。歷代王朝都對愚民政策樂而忘懮，樂此不彼，作為回報，民眾的普遍無知便成全了王朝的反動統治。
無知是由于教育的不發達，是由于教育的不普及。連飯都吃不上，何談教育？何談學知識？學文化？窮了几千年的中華民族，能夠受到教育的，能夠成為有文化、有知識的就人口比例來說是極少數的。教育几乎從來就沒有成為大多數人的事業，大多數人從來就沒有也不可能有受到教育的權利。文盲者甚多，無知者甚多。
B．由于上述原因，中國歷朝歷代的知識分子都不能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盡管也有許多有文化的人，但他們之所以尋求知識，為的是求取功名利祿，為的是能夠在朝庭的庇護下謀取個一官半職。所以，求知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孔夫子所說的“學而优則仕”。知識有了，就可以升官發財，乃至成為丞相大夫，于是乎加冠加冕，進而成為皇室的宗親，有的成為附馬爺，這就叫做“攀龍附鳳”。
而這种強烈的依附性使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喪失殆盡，听命于權貴、依附于權貴、按照權貴的指示辦一切事情，最終目的是使自己成為新一代的權貴。知識分子由此喪失了作為社會進步力量的本質，也喪失了其獨立思考、獨立發表思想的基本功能。換言之，官僚化的知識分子由于其強烈的諂媚似的依附性業已不能成其為知識分子。某些或者說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通過仕途的升遷而找到了一條發財致富的捷徑，但卻再也找不到作為知識分子所應具有的价值了。他們從本質的意義上講不能叫做知識分子，而應叫做有知識的官吏或官僚。
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良心和喉舌，有其不可剝奪的獨立性。思想的獨立、言論的獨立、行動的獨立等等特征，是絕然不可或缺的，也是須臾不可或缺的。作為社會的良心，真正的知識分子敢于堅持自己的觀點，敢于同所有的權威相抗衡，敢于沖破种种已往的囿見而進行前所未有的理論創新；作為社會的喉舌，真正的知識分子敢于公開自己的見解，敢于直言進諫，敢于以其特有的方式對社會進行呼吁，對民眾進行教育和啟蒙。
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先進力量，應當引導社會前進，亦即應當擔負起領導社會的歷史重任。把知識分子視作社會的一般層次的人群，既是王朝對知識的天性具有的輕蔑和否定，也是王朝對人類的基本載體 ── 知識分子的極不嚴肅極不公正的對待。這种情況不應再繼續下去了。現代化需要知識分子，中國的繁榮富強需要知識分子，未來需要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載體，應當為中國的現代化運籌于帷幄之中，決胜于千里之外。
社會的進步常常以知識化的程度為尺度。為著中國現代化的順利實現，應當逐步地使中國社會知識化，知識社會化。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取締任何形式的王朝制度，而中國人民的自我解放也才能獲得真正意義的實現。
C．中國的知識分子必須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必須成為參政議政的主體，必須成為執政的主要力量，這將徹底改變王朝制以武力征服的不良習慣而以理服人，以文治國。由技術官僚執政的現狀也應得到徹底改觀，由社會學術的研究者執政的時代將是現代化時代的開始。
D．王朝制以其刺刀加大棒的統治方式使中國遠离了現代文明的基本原則。文明的基本原則之一是寬容，而王朝卻從來就不懂得什么叫寬容。以明晃晃的刺刀針對著和平請愿的普通民眾，以輪舞的大棒劈頭蓋臉地打向稍有不恭的知識分子。沒有道理，只有強權；沒有平等對話，只有不平等訓斥和不平等說教。王朝制向來以其大肆討伐和殘忍的殺戮而著稱于世。不把人當人來對待，動輒就要“從肉體上消滅人民的敵人”（斯大林），直殺得血肉橫飛、尸橫遍野。如此野蠻之情狀恐怕還不會遠离我們的記憶罷，盡管我們這個民族是很健忘的。
殺人總是不文明的表現，野蠻的行為方式就是渺視人的生命及其無比寶貴的价值。無論以什么方式和以什么名義，對他人的生命意義的不尊重，同樣也是對于自己生命意義的不尊重，殺人的災禍隨時也可能降臨到自己的頭上。殺人者常常自己被殺，王朝制正是利用這种輪回的方式使自己江山永固的。一個人成長為人，是極不容易的事情，但破坏乃至毀滅一個人的生命，又是多么輕而易舉？王朝制的罪惡正是以輕而易的方式殘殺人的生命并以此為其顯著的震懾力的。在王朝的制度下，人只能作為手段、作為工具，而決不是目的。王朝及其所代表的江山才是根本，才是目的，這就是王朝之所以野蠻的根源。
反對窮兵黷武，反對草菅人命，就其本質來講，也就是反對一切類型的野蠻的王朝制。王朝制与野蠻具有天然的同一性，它們是可以互換的同意詞。任何王朝都津津樂道于自身武裝奪取政權和武裝保衛政權的丰功偉績，任何王朝都不愿放棄征兵討伐，且勞民傷財的任何一次難得的机遇，有時是御駕親征，皇帝親率大軍攻城奪地，有時派遣武將按照天子授意創建赫赫戰功。總之，一方面，非和平的暴力方式成為王朝制度對外關系的不成文法律。王朝制度在連綿不斷的征戰中能夠卓有成效地轉移人民對自身災難的注意力，使人民在保家衛國，保衛朝庭的江山社稷的偉大事業中淡忘自身的悲慘的遭遇，從而能夠同仇敵慨地、雄糾糾、气昂昂地投入到自我犧牲和自我奉獻的徒勞無用的征戰中。另一方面，王朝制度通過調集全國范圍內的一切人力、物力和財力等等空耗于經年久月的戰爭之中，愈加顯示其無可爭异的英明決策。
窮兵黷武的王朝以其非文明的、亦即野蠻的方式不但征服了本國人民，而且也征服周邊國家的人民；不但征服了人們的肉體，而且把仇殺的罪惡的种子，亦即野蠻的种子，撒進了人們的心田，從而把以某种高尚的名義所進行的慘無人道的討伐和殺戮當作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把人間最邪惡的悲劇當成自己應盡應份的義不容辭的義務和職責。
王朝向來以其高尚的名目對人民進行欺詐式的宣傳教育，同時又煽動起對于所謂的“敵人”的不共戴天的仇恨，然而無論這些所謂的“人民的敵人”也罷，還是所謂的“坏蛋”也罷，都不過是我們的同類而已，都是血肉之軀的人類而已，只不過他們与我們不在一起吃穿住行，只不過他們有他們獨自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習慣，等等。不能相信當我們舉起屠刀加害于同類時，心理會有何种感受？這難道能稱之為文明的人道主義之舉嗎？這不是赤裸裸的野蠻又是什么？
野蠻，該結束了，而結束野蠻也就是結束王朝的罪惡統治。
(5) 由于中產階級的薄弱，使得中國社會不能呈現出不同的利益主體，因而也缺乏不同利益主體的代表，故而不能形成制約王朝的行之有效的力量。簡言之，缺乏或沒有以中產階級為代表的制衡力量、制衡机制，王朝制度也就必定是毫無顧忌地濫施淫威、無所不為且為所欲為。
A.中產階級是指能夠維持自身的溫飽并有部分節余的那些人，這是從經濟上看；從文化上看，是指能夠讀書看報且明了事理的那些人。這些人包括知識分子、業主或中小資本家、商人及技術工人等等。從歷史上看，這些人加在一起的數量，恐怕都不及普通農民的一少半，都不及普通農民的三分之一，所以人數甚少，根本形不成一种應有的社會力量集團。中產階級作為比農民進步的力量，雖然在中國的歷史上形不成气候，但卻是社會發展達到一定的歷史階段之后所必然出現的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有其特殊性的社會存在，這不是以哪個人、哪個王朝制度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中國歷代王朝都不愿看到有什么中產階級力量的出現，這是出于維護王朝自身的統治所具有的天然的恐懼感所驅使的。
B.歷代王朝都采取重農抑商的反動政策。所謂抑商，就是遏制商業的繁榮興盛，在社會待遇上對商人采取歧視政策。認為商人不勞而獲，認為商人剝奪了社會的財富并使社會產生种种形式的不公正。王朝把商人的搞活流通之舉視作對穩固的王朝體制的潛在威脅和破坏力量，常常通過非國民待遇的高額稅收而迫使商人不能安心地經商或棄商從農，由此而造成了中國社會普遍的停滯狀態。
王朝體制盡可能地貶斥商業作為社會物資財富加速器的職能，否定商業所必然起到的歷史進步作用，用种种污蔑不實之詞誹謗并打擊商人所應具有的獨立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稱之為“奸商”，“無奸不商”，“不法商販”等等。
由于商業在王朝體制下受到極大的限制，大規模的物質流通和隨之而來的各种信息的流通就被嚴重地阻隔和切斷，人們只能固守著自己有限的田園從事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耘活動。這一方面造成了民眾普遍的自我封閉，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社會資源不能得到有效而合理的配置，亦即造成了社會物質資料的大量閑置和浪費。正因如此，商人的各种有益于社會也有益于自身的經營活動始終沒有合法化，始終沒有得到王朝體制下司法意義上的應有保護；相反地，卻受到各种名義的乃至于巧立名目的司法意義的追究和不公正的打家劫舍的待遇，因而商業的衰微也就成為必然趨勢，商業的從業人員也就不可能再心存任何饒幸去賺取合理利潤了，他們只能放棄商業的經營活動而從事為王朝所允諾的其他經濟活動。因此，商人也就不可能作為社會的獨立經濟集團而顯示自身所應具有的价值。
C.中國長期以來沒有工業，即便有工業，也僅限于農具和兵器的制造方面，而且工業生產基本上以小作坊似的方式進行。大規模的工業生產，亦即以工厂的形式出現的工業則是在十九世紀末以洋務運動的直接成果而出現的。此前的工業生產方式之簡陋，生產器械（農具和兵器）之簡陋，都不足以自稱為所謂的工業。受到鴉片戰爭的影響，腐敗的清政府被迫開放門戶，使國人接触到了外國的諸多新鮮事物，尤其是构造繁雜而精巧的各种工業制成品，由此而使國人大開眼界，決心要以實業救國，以技術救國。這是中華民族近代化的發端，其時間是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比西方的工業革命晚了大約兩百年之久。
比西方晚了整整兩百年之久的中國工業長期以來一直以官辦的方式在有限的范圍內徘徊，并沒有形成工業全國化、全國工業化的發展勢頭。与此同時，全國的城鎮人口与廣大的農村人口比較起來，僅占極其微弱的少數，亦即城市化的發展也沒有形成迅速膨脹的趨勢。后期，雖然有許多私人資本參与工業建設，但就其規模和范圍來講，還是極其有限的，中國工業的短暫歷史又被其后連綿不斷的內耗似的混戰所打斷。后來的工業發展只是在數量上有所擴張，但卻是在低水平的基礎上緩慢地前進的，亦即質量并沒有過關。
長期以來的落后的工業產業狀況使得其大量的從業人員，即工人或曰工人階級，從事著繁重的、低水平的重复勞動，而并沒有達到應有的技術層次或文化層次，更談不上所謂的高新技術所引發的產業革命。因此，城市的工人就其本質而言，不過是換了個居所的農民而已。這种城市里的“農民”或叫做“工人”的農民，滿腦子都是根深蒂固的小農經濟思想，滿腦子都是“官本位”觀念、皇權觀念等等。所以中國的工人作為城市化的農民，由于其落后的思想方式、由于其并不發達的工業基礎所形成的并不發達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并不是時代的先進代表，也根本代表不了任何社會的利益主體，而只能作為城市里的愚民受到蠱惑和愚弄，受到利用和驅使。
自從中國有了這么樣可怜巴巴的工業之后，其工業也始終處于相當落后的狀態，而中國的工人几乎從來沒有在近代史上和現代史上發揮過什么舉足輕重的歷史作用，起作用的倒是農民，中國的工人作為中國農民的一部分倒是發揮過程度不同的作用。所以，中國的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說到底不過是“農民革命”、農民起義和農民暴動而已，作為無產階級的工人階級几乎從未登上過歷史舞台。
而農民革命的直接現實或曰必然結果就是新一輪的王朝的誕生，這是毫不奇怪的事情，這是業已為無數次的歷史事實所一再證明了的真理。現代的陳胜吳廣們，現代的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們，在登上了權力舞台后毫不客气地以現代的農民思想（農民的思想具有惊人的一貫性，因此現代的農民思想也就是古代的農民思想的現代樣板）去指揮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回頭查看一下离我們并非遙遠的腳印，一切便都昭然若揭了。
D.由于對私有制經濟的遏制，所有的王朝都規模不等地取締人民群眾中所具有的天然的創造力和生命力，并使不同的社會利益主體純淨化和單一化。私有制經濟，提供了社會多元化的經濟基礎，進而使不同的利益主體的不同的社會要求合理化。但王朝制度卻要求所有的經濟利益主體必須以王朝的經濟方式，即國家所有制方式為軸心旋轉，從而在根本上剝奪了不同經濟利益主體存在的可能性。王朝制度与私有制經濟具有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和巨大沖突。
中國歷代王朝普遍地實行适合于王朝統治的國家經濟所有制。由于是農業國，生產資料以土地為主，而皇室通常是國家土地的几乎唯一的擁有者，各路諸侯的土地分配則由皇帝論功行賞，即便名義上也歸諸侯或權貴或后來衍變成的地主所有，但國家卻可以隨時將它們收歸國有（或因戰爭、或因土地所有者受到族刑或者為更大的官僚所兼并），并且是毫無補償地收歸國有的，因而實際上土地國家所有制就是中國歷代王朝，包括現在的紅色共產王朝維持其統治的基本內容和方式之一了。
1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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