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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9日訊】中共建政五十年，就會想到它的政績；說到它的政績，就會想到它發動的那些政治運動；說到政治運動，就會想到這些運動中被迫害致死的無數冤魂；說到迫害致死的人數，中共從來也不敢公布，因為中國歷史上的所有外族入侵，以及中國近代和現代史上的外國侵略所造成的死難人數的總和，都超過不了“偉大、光榮、正确”的中國共產党所創造出的這個政績。

在“被迫害致死”的這個概念中包含了兩种死法：一种是由中共直接加害而 死的，包括槍斃、殺頭、用坦克輾死等等；另一种是在迫害中間接致死的，如在牢內外被虐待致死的，不堪虐待或种种原因被迫自殺的，因為政策失誤導致老百姓死亡的等等，這种死亡現象被稱為“非正常死亡”，當然也應該算在中共帳上。 這些中共紅旗下的亡魂根据保守的估計應該也在五千万人到一億人之間。其中規模最大的是大躍進期間死亡的几千万人，估計在三五千万人之間，這些人算是“非正常死亡”。丁抒的作品對這些有諸多分析。這段時間正好是我讀大學和剛畢業出來工作的時間，我的所見可說是井底之蛙，甚至是一葉障目，似乎沒有東西值得揭露，但也正是在平凡中渡過那“火紅的年代”，後來發現完全是在中共的蒙蔽下過日子，這种受騙的感覺，對不住自己良心的感覺，決定了我後來的人生道路。

我是在一九五五年從印尼回國讀書，五六年考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中國革命史專業。雖然在印尼期間在中共地下党的教育下思想左傾，讀了一些馬恩列斯毛的著作以及社會發展史等書籍，但在政治上其實是很幼稚的，對政治運動的殘酷性更是不明所以，因此在回國後親身經歷的第一場政治運動，也就是整風反右，自己就栽了個筋斗，差點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得了一個“免予處分”的處分，也就是社會邊緣人物了，按當時的說法，在站隊上是個“中右”分子。

這場政治運動對自己如同五雷轟頂，在党的教育和洗腦下，也認為自己的确犯了嚴重錯誤，吸取的教訓就是以後一定要听党的話，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也就是後來文革中所說的“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實際上就是不許有獨立思考的“愚民”。這种思想狀態既是自覺的，也是被迫的，因為那些大小批判會的情況對當時十九歲的我已是夠触目惊心了，哪里會愿意墜入那無底深淵？“反右”這种政治上的效果，為後面大躍進的盲目跟風，也就是“全民”這個那個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反右後對人的處理一直拖到五八年，但根据馬列主義“不斷革命”的理論，在該年的春天，先是在上海由柯慶施發起而由毛澤東親自觀察和肯定的“反浪費、反保守”的“雙反”運動，在全國不知怎的又演變成“向党交心”，那是對“反右”的補充和繼續，把反右時尚未向党交代的問題再徹底交代。固然在反右受過沖擊的要繼續交代，沒有大錯誤的也要交代。到後來就再發展成為“插紅旗、拔白旗”的政治運動了。在這上半年，課也沒法上，在運動中過日子。

五六年進校時，我們班級一班接近三十人，三分之一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其他是調干生。因為這樣那樣的問題，調干生中有几個退學或轉學，因此實際人數是二十五個人。我們革命史專業這一年級本來有十個班，因為反右中四班和八班的党支部犯了嚴重錯誤，有一個支部書記是右派，因此這兩個班被解散，人員插到其他班級，以左中右“配套”進來，我們班本來有三個右派，新來的八個人中配了個右派，加上從二班又調進一個副書記，全班三十四個同學中就有四個右派，占11.76% ，遠遠超過毛主席規定的5%以內的“一小撮”，後來成為北京著名作家的蘇叔陽就是從四班調到我們班的，那時他的政治立場該是“中右”。

為什么調進一個党支部副書記，到二十多年後才听一位老同學說起那是因為 原來党支部右傾而加強領導的，但在我看來，原來工人出身的支部書記已經夠左了，居然上頭還認為右。 在“向党交心”中，我又受了一次小沖擊。原因是五七年暑假時，同班的一個北越僑生回北越時帶回一本“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他私下借給我看，但在“向党交心”時他向班級党支部交代了這件事，也交代了給我看過，為此班級里又開了一次會“幫助”我，我只好檢討自己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

在這場運動中，班級里又揪出一個“反党分子”，使一個班里有五個“階級 敵人”。這個同學是班里的團支部宣傳委員，為什么會成為“反党分子”，我至今都搞不清楚，看來党支部為了表明自己不右傾而再拿一個不是怎么听話的同學開刀。這個同學愛好音樂，表現斯文，我和他關系不錯，因此在批判他時，党支部事先做我的工作，要我揭發，我苦於沒有東西揭發，又不敢不揭，否則是我自己罪加一等，苦思冥想，終於想出當班級里揭發我看“黃色小說”時，因為再犯一次錯誤而心情很緊張時，這個同學來安慰我，於是我出來揭發他要包庇我，影響我自己對錯誤的認識。党支部同意我揭發這個內容，於是在會上故作聲色俱厲的批判他一番，只有這樣我才能自己過關，但我心里一直覺得對不起這個同學。

經過這一陣政治運動的洗禮後，全校每個同學要制定“紅專規則”，無非就是再強調要听党的話。對我們這些犯過“立場錯誤”的人，要訂出如何轉為“左派”的計划。但以後實際上支部也沒有“驗收”過。只是每學期要自己寫“思想鑒定”。班級或小組里討論，党支部背後再寫評語。

這時也已在強調勞動改造思想的重要性了，開始提出“教育与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口號。該年春天我們去十三陵參加建造水庫的勞動，為了表現自己改造的決心，要爭挑重擔子，但到底自己從來沒干過這些活，還是第一次挑扁擔，加上平時缺乏鍛煉，原來身體并不壯實；體育課的“勞衛制”一級都過不了關，所以在烈日下挑泥上壩時終於不支暈倒，有兩天就照顧我只負

責送開水。回學校後又到建筑工地參加了一星期的勤工儉學的勞動。 那年好像沒有暑假，學期結束前決定我們這個中國革命史專業改名為中共党史系，也因為革命需要，從五年學制改為四年，以便早日投入工作。七八月間，我們就去農村半工半讀，貫徹党的教育路線。

一、二、三班分在北京西郊的香山，生產隊在玉泉山腳下，那里風景宜人，而且不少歷史古跡。我們班住在一個已經廢物利用的名叫普安店的廟里，有乾隆御筆題的匾額，用水在一口井里，吃飯到生產隊的食堂，有人給我們燒，我們上午讀書，自學“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下午去地里勞動，但有好些時候因為農忙而連續勞動几天，如搶收大白菜和用鐵鍬翻地供播种用，天未亮就出工，天黑才收工。

雖然有星期天，但很少出門，要洗衣服和做雜七雜八的事，甚至跑步測驗，爭取一級和二級勞衛制標准及格，因為這也是“紅專規則”中的一項。晚上常有政治學習或生活檢討會，主要是圍繞著大躍進、人民公社和“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那是政治訊息千變万化的時代，除了看報緊跟，支部書記還常常出去開會，回來傳達各种最新指示。

大概是八月中旬，突然來個任務，每個同學分頭去一個村子里幫助組織人民 公社，因為毛主席視察河南說了“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是什么東西我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是“一大二公”，反正是越大越有力量、越公越革命。我一個人被分配到西郊的羅道庄，在八里庄的北京師范學院附近，扛了背包就去了。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單槍匹馬去執行“革命任務”，我膽子小，不善言詞，也缺乏思想准備，心里發毛，怕出漏子。但又想我是犯過錯誤的人，如今組織信任，讓我一個人出去執行任務，又覺得“光榮”。

其實這個任務沒有想象中那樣复雜，到了那里找了生產隊長，晚上村民開會 ，隊長宣布要成立人民公社，是毛主席的號召，問村民有什么意見。毛主席的號召，誰會有什么意見？於是鼓掌通過。我在那里，扮演上頭來的干部的角色，把報上看到的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宣傳一遍就是了。當晚在村子里睡，第二天就回到自己的駐地。

我們所在地的人民公社就這樣成立了，名字叫四季青人民公社，由當時著名 的勞動模范李墨林擔任公社党委書記。公社很大，几乎整個北京西郊的近郊都划進去了，香山則是公社屬下的一個管理站，後來縮小規模，香山單獨成立公社。

八月十七日到三十日的北戴河會議公報，有關年產1070万吨和全國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使革命熱情更加澎湃。我們沒參加大煉鋼鐵，而是置身於人民公社的狂熱中。“人民公社是通向共產主義天堂的金橋”。當時兩件大事，一是畝產万斤、十万斤大放衛星的消息不斷傳出，二是相應的大辦食堂吃飯不要錢。

据說衛星田的秘訣是深耕，因此在普通田地里用人工耕地要挖兩鐵鍬接近兩尺 深；當時還鼓吹領導人要种“試驗田”，便搞了個一米深的“試驗田”。為了取巧，找了個干枯的小渠，再挖深一些就是一米深了。我們是勞動力，只管挖深，怎么种和管理不干我們的事，這個領導干部試驗田下場如何，我們沒去追究。至於吃飯不要錢，因為我們是外來人，享受不到，只在國慶那天不要錢好好吃頓肉，不過我們仍花了不少時間鼓吹它的优越性。

當時河北省徐水縣要跑步七年進入共產主義了，我們自然也不能落後，有了 几個先進公社的樣板，上面要我們人人為公社做出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規划。於是我們用最高標准來作為爭取的目標，規划寫好交上去。印象所及，每人每天享有一瓶牛奶，兩只雞蛋，肉就記不清了。老人福利方面當時有“五保戶”，我們向最先進的“十三包”看齊，反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什么都由公社包下就是了。現在想來，這些當然都是非常幼稚的事，當時卻深信不疑，因為對共產党所說的一切不能也不敢有任何疑問。

這年十一月的八屆六中全會對人民公社有些降溫了，但我們沒覺察出來，還浸淫在張春橋有關破除資產階級法權、鼓吹供給制的戰時共產主義文章中，當時還傳達留在學校里的新聞系同學把所有大衣集中起來，誰出門想穿哪一件就穿哪一件。還好第二年一月我們從農村回學校已沒有人再提起這個“共產風”的“先進經驗”。

五九年一月回學校，這一年和五六年九月剛入學的大半年，是我們稍微可以靜下來上課和讀些書的時候，雖然政治學習也很緊張。但這年暑假回上海親戚家度假時，看到八屆八中全會的公報反對右傾机會主義，神經又崩得緊了。當時還不曉得矛頭對著誰，但自己心里緊張，因為一搞運動，我們這些“問題人物”總有危机感。

暑假後開學，党內傳達批判彭德怀的問題，但對我們這些党外人士保密。我也猜可能彭老總出問題了，一是他不出來了，二是這學期難得系主任何干之教授給我們上課講專題其中大批抗戰期間有人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資產階級口號，在以往的党史教材中，從來沒這個內容，可見和八屆八中全會的新精神有關。

但當時只能怀疑，不敢肯定，也不敢打听，因為打听党和國家机密，罪名可大可小，但是決沒有想到斗爭會如同文革當中所揭示出來的那樣激烈，後來更知道毛澤東和彭德怀還操彼此的娘。

接下來，學校里也反右傾，還好我們在農村時頭腦里的左傾思想還沒轉彎，從農村回來得早，沒有看到共產党的惡果，也沒有參加被好些人稱之為“得不償失”的大煉鋼鐵而不知詳情，加上反右傾主要是党內的問題，所以我可以平安渡過。

但學校里可沒那么平安。當時剛調去北京大學不久的副校長兼党委副書記鄒魯風，帶領北大和人大的調查團去河南調查人民公社時犯右傾錯誤，回來被党內批判。我看不到那份調查報告，既然党說錯了，那當然錯了，我們沒有絲毫怀疑，也不敢怀疑。這位知識分子型而風度翩翩的一二九干部，不久竟傳出自殺身亡的消息。我听了非常吃惊，因為當時仍然不知道中共的党內斗爭會是“無情打擊”，連老干部都吃不消。党史教材書上說，在毛澤東掌權後批判了王明路線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換成“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一九六零年剛過完元旦，我們又下鄉了，地點是北京東北郊順義縣的張鎮公 社，這次說是去整社，但又要我們向貧下中農學習，改造世界觀，還要通過農村調查寫畢業論文，反正我抱著去改造自己總沒錯，至於整別人是班里党員的事，我不去理它。

那個地區是冀東老根据地，還有些被封後的地道；四野進關時林彪和聶榮臻在那附近住過。因此我除了采訪這些革命事跡，就是籌備農村的新舊對比展覽會，以示共產党的英明偉大。那時我擁有別的國內同學所沒有的德國相机，自己也有膠卷，所以找破房子拍下說明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找條件好的農戶拍下他們的新房子、熱水瓶說明他們“翻身得解放”。三個月很快混過去，每個人的畢業論文也莫明其妙都通過了。進校時發下來的成績冊上寫的“國家考試”等項目在政治運動中被沖掉了。

在農村，我們的糧食定糧還沒問題，仍是比城里多些，算“照顧”，記得有次過節吃餡餅，一頓吃了十二小兩，農民情況不清楚，因為這是犯忌的事。不過豬已不行了，農村里規定豬要長到一百四十斤才可宰殺，但那時到一百斤就不再長了，老鄉說“僵掉了”，玉米、黑豆都給人吃了，哪還有豬的份？我們從室外野地里拉好屎走出來，豬就走進去吃我們的排泄物。以往只听說“狗吃屎”，現在是豬吃屎了。所以那時就是難得吃上豬肉，味道也不好，沒有彈性，真是僵掉了，其實等於我們自己吃自己經過豬腸胃提煉過的屎。有一次一頭驢子死了，擺在村子的主要街道上膛開，腸子留了一地，非常惡心，但村子里有肉吃是高興的事，我們也分到一點，但我還缺乏貧下中農的思想感情，竟然不敢吃。

三月底回學校後又有新的運動，那就是批判現代修正主義思潮，除了批判國際上的蘇修、南修，國內一批作家也被點名批判，包括“洞簫橫吹”的作家海默，責問他吹的是什么調；詩人郭小川感嘆星空的偉大和自己的渺小則是悲觀主義情緒；連我在印尼時的中共駐當地大使王任叔，他的筆名是“巴人”也被批。我們的共同罪名是資產階級人性論，批判他們的超階級人性。於是一大堆馬恩列斯毛論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出版物發給我們學習。雖然我認為不可能沒有超階級的人性和超階級的審美觀，但哪里敢說出來，只能人云亦云，改造自己去迎合党。

到那年暑假畢業，北京還看不出飢荒的跡象，只是買食品排隊的現象越來越 嚴重。在五九年農村回來後，學校已關照党團員革命群眾不要排隊去吃東西和買東西，平時我們也以“艱苦朴素”要求自己，不亂上館子，但臨畢業前想想在北京呆了多年，鼎鼎大名的東來順涮羊肉都沒吃過，畢業後离開北京，再也吃不到太沒意思了，於是和平時相處較好、也還比較有人性的党支部宣傳委員“串通”，几個“知己”在某個星期天早早進城到東來順排隊，總算吃到仰慕已久的涮羊肉。當然，把平時引以自豪的校徽拿了下來，免得被人打小報告。

畢業分配雖然各有各的小算盤，但共產党有本事讓每個同學貼出自愿去邊疆 鍛煉的決心書和請戰書。不過總的分配結果還是大城市多，我因為上海有親戚，加上對華僑的照顧，便分到華東師范大學，在政教系的中共党史教研組任職。 在師大工作了几年，印象深刻的是比北京還左，重用工農出身的干部，特別是本校畢業的工農子弟，對我們外來的有不信任感。第一年不給我教党史，而是和一位非党的中年教師教中國近代史，所幸我本來就對通史的興趣多過政治性太強的党史，因此倒也自得其樂，第二年才轉回本行。

人大讀書重資料，師大重觀點，只強調學毛著和做學生的政治輔導員。我備 課很快，然後鑽到閱覽室找當年中共的刊物看。其他同事雖不說，但我感到他們當我不務正業，甚至是“异端”。這埋下了沒多久我就被逐的命運的原因之一。有一次人大的党史教研室主任胡華來上海，我們几個同學和他敘舊，不久上海市委批判他只專不紅，不重視毛主席著作的學習，顯然也有對我們警告之意。

這年的冬天，物質供應開始明顯的緊張，有錢買不到東西吃。學校食堂吃“ 雙蒸飯”、爛糊面，再就是用化學用品做的醬油湯來填飽肚子，浮腫病盛行。我住在朝北的集體宿舍里，明顯的抵不住寒冷，穿上了長期備而不用的絲棉褲和棉鞋，仍然不夠御寒，唯有早早上床躲在被窩里。六一年初的中國新年和一同分配在上海的同學去南京拜訪在南京大學工作的同學，在大三元吃一碗四粒宁波芝麻湯圓，當作天下第一美食。這一碗兩塊錢，當時月薪四十八塊五角，等於一天多的人工，但好過上海什么也吃不到，而北京的同學帶話來，他們吃的饅頭和窩頭已摻了榆樹葉了。

後來“三高政策”出現，可以買五毛錢一只的雞蛋或水晶包。大飢荒的消息 傳到國外，但我保證沒有泄露党和國家的机密，寫信給印尼家里總說一切都好，但印尼家里還是寄錢和食品來。食品在海關檢查時常被搞得一塌胡涂。寄錢是外匯，有油票、肉票等獎勵，還可以到華僑商店買特殊供應的商品。六一年媽媽親自來上海，問我要不要出國，我則是官式回答，要同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共渡困難。

姨父是复旦大學一級教授，又是學部委員，有去錦江飯店附近文化俱樂部不 用糧票吃飯的优待，因此周末我常到他們家里去那里增加油料作物的營養，但回學校後又常常因為虛不受補而拉肚子。時至今日，我的腸胃仍具相當的彈性，可以忍飢挨餓，又可以撐到動彈不得，就是那時練出來的。

不過我也一直為這种“特權”待遇而心有不安，五九年的“共產風”還沒有 從頭腦里消失，因此還會將优待買來的食品和同事及朋友共享。一位同事得了肺結核，我把五百粒一瓶的外國魚肝油丸送給他，但後來全國抓階級斗爭，形勢緊張，我這些做法有“腐蝕革命干部”之嫌，把我調走可能也与此有關，免得連累他人。

寒暑假時分在華東地區一些要好的同學會聚一聚，大家交流“小道消息”。 有關大飢荒是“天災人禍”和大煉鋼鐵是“得不償失”之說也是那時听來的。但那時完全不知道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斗爭，因此在政治學習里也談出一些，以示對領導封鎖消息的不滿。相信因此也惹事。六四年國民經濟已經好轉，吃飽了飯就要搞斗爭，因此我的命運也有變化，“組織”把我調到一個半工半讀的技工學校教政治課，可說是連降兩級。當然調走我的理由是“革命需要”，要我到那里當“骨干”云云，我仍堅持服從党的分配，沒有任何討价還价就去了。到那里一看，教研組里除党員教師之外，都是教齡滿長的教師，我在那里算小輩而已。听到我离開高校的消息，外地一位同學給我抄了一份中宣部關於整頓高等學校政治教師隊伍的文件，我才明白我是不适合擔任而被“整頓”出去，“組織”調走我所說的話只是一片謊言。

不過這也是因禍得福，兩年後爆發文化大革命，我在這單位因為是新來的， 講話比較謹慎小心，沒有什么反動言論和修正主義言行，所以逃過一劫，這是後話了。

但是這几年中我雖然也算得是一個消息靈通人士，卻沒有听到餓死人的消息 ，主要是生活圈子比較窄，親友多為高級知識分子，同事中就算知道，也不會同我這個身份敏感的人說，万一捅到海外，這個“泄露党的國家机密”的“里通外國”和現行反革命罪可不是玩的。而彭德怀反對極左路線的重要意義自然也無從知曉。

就算文革結束彭德怀平反，清算毛的罪行，主要也是文革部分，大飢荒問題并沒有同人命連在一起向毛和中共清算。

我到了香港以後，雖然對毛早已深惡痛絕，但對大躍進大量死人的事還是半 信半疑，後來陸續看了一些分析文章才深信不疑。而大陸內部，後來也偶有出版物提及，死亡人數比海外估算的要低，但也有兩千五百万左右。

不幸被謀財害命的上海女作家戴厚英一九八八年來香港時送了我一本她寫的 新長篇小說“流淚的淮河”三部曲的第一部“往事難忘”，三部曲以她的淮北老家作背景，第一部是從抗戰胜利後寫到大躍進結束，對家鄉怎么餓死人有所敘述，結果是虛報產量該負責的干部成了忠臣，講實話救了家鄉人命的干部反被懲罰。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大陸作家以文藝作品的形式揭露中共和毛澤東在大躍進的罪行。當然，大陸不能出版，要在香港才能出。

可是號稱“為人民服務”和“向人民負責”的中國共產党，至今沒有對事關几千万“人命關天”的事向全國人民作任何交代！官方還禁止公開討論這些事件，繼續推行愚民政策，以保住他們的特權統治。

戴厚英在最後一章不無沉痛地寫著：“淮河邊上最悲慘的一幕就這樣結束了 ，舞台上沒有流下多少血跡。而不流血的死亡是很容易被人忘記的。偶然，有人在刨地的時候、挖井的時候，發現了當時埋藏得不深的餓殍，便又把它們用土蓋起來，接一個地方去挖去刨。中國啊，人口眾多，地大物博，眾多的人口自然應該用自己血肉之軀去丰潤自己的土地，使大地生生不息。”

和大多數中國人來比，我是幸運的一個。但良知不能使我忘記他們，更不能 因為他們已化為灰土而遺忘他們。“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而我更因為長期以來自己的被欺騙而憤怒，可是至今仍有不少人在重走當年我的“愚民”道路，好几月前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責問說大躍進死那么多人，有照片為證嗎？我在這里可以回答：沒有。當時城市里沒有多少人有相机，何況農村。就是有相机的人，敢去拍那些餓殍嗎？五七年整風開始大字報滿校園，我感到新鮮，說了句該去拍張照，也只是說說而已，但反右時的就追查我想拍照的目的。悲哀的是中國人自己奴性太強，不懂反抗，甚至做了“愚民”還振振有詞向他人興師問罪，就如當年我也去批判“ 帝修反”那樣。這當然是中共愚民政策的成功。所以我要以親身的經歷來說明，只有打破中共的新聞封鎖，解開那些“愚民”的枷鎖，中國才有得救。這需要我們做
耐心細致刻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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