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6日訊】(美國之音記者陳蘇4月25日報導) 薩斯病，或者是中國所稱的非典型肺炎在中國肆虐引起人們關注中國政府面對突發性事件的危機處理能力。記者請有關專家和評論人士談中國的應急機制。下面是她的採訪報導的第二部份，談這次非典危機是否會成為中國政府致力於健全與完善其應急機制的轉折點。

薩斯病在中國乃至世界其它地區不斷蔓延，被很多人歸咎為中國政府信息管制、新聞壟斷、施政缺乏透明度的惡果。 最近一些評論認為，非典危機也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中共執政的一個轉折點，新領導人將會建立信息公開化的法律制度，促進深層改革，使其政府行為與國際接軌。

*壟斷媒體導致各種問題*

中國前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前中共中央委員鮑彤對此比較樂觀，他說在非典危機爆發之前他已經看到了一些跡象，說明中共新領導班子認識到壟斷媒體導致的各種問題。3月底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中國的新聞政策，正在此時非典危機爆發。他說，這既可以看成是對中共新領導人的一個慘痛的教訓，一個嚴重的警告，也可以看成是中共領導層面對的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一方面他們本身是受害者，當他們上台以前，已經木已成舟，繼承了這麼一個遺產。但是第二，現在這個問題擺在他們面前，這是一個並不有利於國家、有利於人民的遺產，看他們怎麼處理。我想，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考驗，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使得在這個關頭把中國的歷史向前推進的極好時機。”

中國知名作家戴晴女士並不同樣樂觀，但她認為這次非典危機確實導致了一個正面結果，中國政府罷了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的官。她說，盡管這是中國應付國際壓力做出的一些表面功夫，但它具有的意義是，這畢竟是中共建國50年來政府高官第一次不是因為政治鬥爭，而是因為工作失誤而丟掉烏沙帽：“希望這是一個好的先例，以前中國官員誰上台，誰下台都是政治鬥爭的結果。這次也有人這麼猜測，有人說張文康是江澤民的人，孟學農是作為平衡(被免職)。但是我們不往深的派系鬥爭上看，就說官員要為你的失誤來承擔責任，這是好的一步，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中國出了多少大事情，犯了多少不可饒恕的罪過，官員沒有一個人承擔過責任，那麼這次官員承擔責任。”

*老手法遇到新問題*

然而，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教授丁學良博士說，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中國的很多官員看到別的官員因為失職而受到懲罰紛紛感到不服氣，同情那些丟官的官員。他們不明白，為什麼過去50年一貫制地處理突發事件一般來說還算靈驗，幾次較大的危機也應付了過去。可是這次處理薩斯危機老手法卻不幸失靈了呢：“為什麼以前處理很多的事變的時候，我這個系統，我這個體制，我這個方法雖然不百分之百的有效，但大部份時間是相當有效的。為什麼1949年以後中國政府在處理世界上大部份國家都認為是很難處理的問題它都處理過去了，而且經濟增長還挺高的。他們因此建立了自我信心，認為這個體制確實有它有效的一面，但這次不有效了？”

丁學良認為，中國政府目前所處的仍然還是思考階段。他指出，政府應當清楚看到非典危機顯示出應急機制失靈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中國至今沿用的是一個把政治和軍事結合起來的體制，它的應急機制在50年前設計之時，就不是為處理非典這類的突發性事件建立的。他說，現在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閉關鎖國的國度，每年有幾千萬的人次進出中國。今後中國作為全球經濟體系的一部份，將會遇到更多的，具有百分之百新含義的突發事件。那麼中國政府是否會汲取非典教訓，以此為轉折點，建立起健全的政府應急機制、開放資訊、從此施政透明化呢？

*全面改革生命線*

丁學良認為，不要過高期盼中國高層因為一次突發的非典危機就會痛下決心全面改革政府行為：“我不覺得這一次一步能走那麼遠，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現在中國領導人都是工程出身，他們只是看一個一個單個的操作具體案例，他們還不能夠一下子把這提高到整個制度的層面上去看問題。即使有些人考慮到也不能動這個制度，因為這個制度不是一天兩天建立起來的。”

丁學良說，他可以肯定一點：中國的中央政府從這場非典危機汲取的一個深刻教訓是，如果今後中國再出現傳染性極強的新病毒時，政府再也不會使用50年一貫制的老手法來處理，再也不會把新病毒問題放到非緊急情況的系統中。他們一定會把它放到緊急情況系統處理，並且會盡可能、盡快地公開信息，並與世界衛生組織取得聯繫。他認為中國政府應急機制的改善恐怕是僅此而已。

戴晴則希望這次非典危機能夠使中共高層不僅僅只是在如何對付新病毒的問題上建立一個成熟的、負責任的體系：“開放是中國改革的生命線，只有真正的開放，把中國放到世界體系裡，是地球村的一員，所有的行為，包括對人權的違反，不是你自己的事情了，而是全世界，全人類的事情，它就不得不改變自己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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