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4日訊】(美國之音記者陳蘇4月24日報導) 薩斯病、或者是中國所稱的非典型肺炎在中國肆虐引起人們關注中國政府面對突發性事件的危機處理能力。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教授丁學良博士研究中國的社會機制與政治體制，目前他正在撰寫一部有關專著。

丁學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政府有兩套應急機制應對各種各樣的社會與政治問題，包括這次非典危機。他說：它一個所謂的應急機制是針對按照他們的標準來講所謂的非緊急情況。這個應急機制大部份的毛病我們已經知道，比如說，底層政府跟上面不講真話，報喜不報憂，等到信息抵達上層時跟實際情況相差很大，因此會誤導中央政府的最高層在最必要的時候做出必要的決策。除了這個以外，中國在1949年以後還有一個所謂的應急措施是非常有效的。這個有效主要是關係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的問題。

*政治軍事結合體制*

丁學良教授舉例說，1989年6﹒4事件之後，中國政府就啟動了第二套應急機制，以應對當時的極為嚴重的政治危機，用來每天監控中國各個城市的動向，效果極為行之有效。他說，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不存在“一個政府，兩套應急機制”的現象。而中國的特定政治體制是與中共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分不開的。奪取政權50年後，中國政府至今沿用把政治和軍事結合起來的這種體制來統治國家，處理日常事務。他說：中國共產黨–用毛澤東的話來講它是一個武裝起來的政治集團，它不是一個純粹的軍事集團，它有政治任務，它也不是一個純粹的政治集團，它有軍事任務。所以象這種把政治和軍事完全結合在一起的體制在1949年以後它長期存在。我們知道，打仗的時候很多的信息要以最快的速度集中到指揮司令部，因為它馬上就要做出決策對敵人進行回擊。

丁學良教授說，這就是中國高層仍然依靠的自下而上，迅速的情報收集，信息高度保密的軍事制度。中國前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前中共中央委員鮑彤說，每天向各級政府提供大量信息的是一支遍布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聯絡員隊伍。他說：每一天，一個領導人，不要說是當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是當一個小小的部長，桌子上面起碼有5寸厚的各種各樣的參考消息，參考資料，動態清樣，有的是(來自)新聞結構的，有的是部門的，遍布中國，乃至世界的聯絡員都有不知道多少的信息，是我方的，友方的，敵方的信息，自然的，社會的，都放在這個地方。

中國雖然擁有大量的信息，但丁學良教授認為，這次非典危機暴露出的中國應急機制的問題是，沒有任何成文的制度和規定來區分哪些屬於緊急情況，哪些屬於非緊急情況。因此常常發生的是，不應當放在非緊急系統的情況被放到那一系統中。這一次出現的不幸是，當非典，也就是薩斯病剛剛出現時，它被放進了非緊急情況的機制中處理。

*應急機制只為領導應急*

不過，中國前高官鮑彤則認為，中國應急機制的問題在於，它只為領導應急，不為社會應急。他說：如果發生了突然事件比方說地震，首先請示的就是地震要不要向社會報告，出現流行病，就是流行病要不要向社會報告，如果有人罷工，那麼又是這個問題，要不要上報。這個是嚴格控制的。也就是說，中國的一切信息，特別是最重要的信息，可能引起社會強烈關注的信息，首先不屬於社會，而屬於領導。

中國知名作家戴晴女士同樣認為，這次非典危機凸顯的並不是中國的信息網絡不夠發達，無法應急，而是中共的意識形態不夠先進。她說：應該說從現在的硬件體制，比如說它的通訊網絡，這些沒有問題。但是它的軟體，也就是說，個人服從集體，地方服從中央，由中央決定怎麼做，並不尊重每個人的知情權，把真實情況告訴民眾，政府作為人民的公僕應該如何反應，這個機制有問題。 戴晴女士說，中共從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以來就建立了控制輿論的傳統，所有的傳播媒體都是黨的輿論工具。中共篤信政權要靠狠抓兩桿子—槍桿子和筆桿子。她說，這次非典的爆發充份暴露了中共控制輿論導致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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