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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4日訊】3)中共應順應潮流放棄惡劣的打壓政策、承認台灣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
要民主的中國而不要專制的中國；要自由的中國而不要獨裁的中國；要人權的中國而不要党權的中國；要法治的中國而不要人治的中國；要富裕的中國而不要赤貧的中國；要文明的中國而不要野蠻的中國；要開放的中國而不要閉塞的中國；要先進的中國而不要落后的中國；要繽紛多彩的中國而不要紅色的中國。這些道理是不言而喻的，是盡人皆知的。
沒有民主，就是什么都沒有了；沒有自由，就什么都沒有了；沒有人權，就什么都沒有了；沒有法治，就什么都沒有了；沒有富裕，就什么都沒有了；沒有文明，就什么都沒有了；沒有開放，就什么都沒有了；沒有先進，就什么都沒有了；沒有繽紛多彩，就只能成為一片蒼白，哪怕這种蒼白与荒涼以血淋淋的紅色作為標志。 沒有一切人世間的美好，卻有一切殘暴的丑陋；沒有兩岸人心的歡愉，卻有默默低泣的淚水；沒有生命的凱歌高昂，卻有死亡的陰影籠罩。這种反人類、反文明、反現代化的可怕的罪惡不應當再次降臨在中華民族的頭上，不應當成為每一個中國人不得不直接面對著的現實存在。良知應當吶喊，正義應當警醒。
誰要是搞專制而壓制民主，誰就沒有好下場；誰要是搞獨裁而消除自由，誰就沒有好下場；誰要是搞人治而漠視法治，誰就沒有好下場；誰要是死守皇權而鎮壓人權，誰就沒有好下場；誰要是因無能領導而形成赤貧的現狀，誰就沒有好下場；誰要是堵塞信息而剝奪人民的知情權，誰就沒有好下場；誰要是搞一党專政而不實行政治透明与公開，誰就沒有好下場；誰要是執迷不誤地繼續堅持所謂光榮、偉大、正确的領導，誰就沒有好下場；誰要是一意孤行地、一如繼往地作秀而置中華民族的歷史進步与社會發展于不顧，誰就沒有好下場；誰要是在本是同根生的情況下，急于相煎相逼，誰就沒有好下場；誰要是否定“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原則并沿襲以往的思維方式把台灣人民當作异類而加以污蔑和加以打擊的，誰就沒有好下場。
中國大陸應該重新調整對于台灣的長而久之地打壓的不良政策。這种政策已經遭到了明顯的失敗。這种政策既沒有給大陸自身帶來任何政治上的和經濟上的利益，也沒有帶來文化上的利益，而是縮小和窄化了台灣的生存空間，這實在是一种得不償失的勞而無功之舉，也是中華民族共同恥辱的表證。
台灣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理所應當地享有一切應當享有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文化權利、外交權利等等。台灣的發達應當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驕傲，台灣的進步應當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喜悅。大陸政府對此所應采取的態度無疑是樂觀其成，而不是惡向膽邊生地從事打壓、破坏，倘若這樣做，那也未免太卑鄙、太狹隘、太猥褻、太不夠交情了吧？更遑論骨肉同胞、同宗同祖的親情呢？
台灣參与國際組織，為什么對于大陸政府來說竟象是失魂落魄、惶惶不可終日乃至竟成怏怏如喪家之犬似地必須除之而后快呢？這究竟是何道理？難道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難道對別的地區、別的國家可以禮讓三分、可以握手言歡，對台灣就不能禮讓三分、就必須咬牙切齒地勢不兩立、非得搞它個魚死网破不成？這种表現是不是有些“宁与友邦、不贈家奴”的味道？一口一個“骨肉同胞”，又每每把台灣逼到走投無路的死胡同，一當台灣參加什么國際組織或什么地區性會議，不是頒發外交照會、表示遺憾，就是大放厥詞地毫無情義地進行抗議。這种种表現是應當對“骨肉同胞”施与的嗎？這難道是正常而合理的嗎？
對同宗同祖的台灣、對同是中國人的台灣，為什么就不能謙讓呢，為什么就非得死抱著毛澤東、周恩來的教條，不准許台灣以地區身份或其它的什么身份哪怕以國家的身份參加國際組織呢？台灣的參加難道損害了大陸的什么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了嗎？難道侵害了大陸的政治利益了嗎？如果沒有什么損害，那為什么要苦苦地相逼、無所不用其極地打壓、勢不兩立地非得要“有他沒我，有我沒他”地進行全方位地外交封鎖呢？
可見，這里面有相當濃郁的小農經濟思想，亦即唯我獨左、唯我獨尊的陳腐觀念在作祟、在作怪。這是專制極權主義在處理台灣海峽兩岸關系中的突出表現，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政府匱乏民主觀念之一的寬容性的自我暴露。這同時也是貽害中國大陸的“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和殘酷的党內路線斗爭在台海兩岸關系上的合邏輯的外延与強化。這种內耗似的思維慣性仍然發揮著不容低估的毀滅性的災難作用，從而使得“雙贏“的美好愿望不能不受到極大程度的阻遏。
由于台灣跟中國大陸一樣，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里的光榮的一員，所以就沒有任何理由對台灣實行毫無道理的外交封鎖与打壓，就沒有任何理由對于台灣的生存空間加以空前嚴苛的限制。台灣為什么就不能自由地与其他國家進行交往，台灣為什么不能有一個自我發展的良好的國際環境？台灣的二千三百万中國人為什么就不能追求他們自我認定的美好未來？
更有甚者，對于台灣領導人的出國訪問，無論有無官方背景，無論是采取學術訪問抑或以其他的什么名目出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如臨大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坐臥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几乎毫無例外地進行封殺：不許被訪問的主權國家給台灣領導人發簽證，不許主權國家領導人接見并宴請台灣領導人，不許台灣領導人到處走動、拜親訪友，不許台灣領導人造訪該主權國家的政府組織。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不許台灣領導人干這個，也不許干那個，而只許台灣領導人老老實實地呆在台灣島內，卻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地到其他國家旅游參觀、參加會議或從事一切他們本應有權從事的一切活動。
獨立的“中華民國”領導人卻要每時每刻地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政府的擺布、指揮与調遣，那么是問，台灣領導人的自主權何在？台灣領導人的自我价值何在？難道台灣領導人連出國訪問的權利都要被北京政府剝奪淨盡了嗎？如果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對北京政府領導人，例如江澤民或李鵬訪問其他國家一事發表抗議聲明或要求被訪問的主權國家不給江澤民或李鵬發簽證，不允許他們前去訪問，或對受訪國政府說什么“不要做出傷害台灣人民感情的事情”等等，請問北京政府有何感想？將心比心，請問這樣做适合嗎？
北京政府何以要威脅、要挾被訪國并大言不慚地稱之為“影響中美兩國關系”，“影響中日兩國關系”，“影響中X 兩國關系”，“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到底傷害了誰的感情？恐怕是傷害了獨裁者的感情是真，而卻根本傷害不了中國人民的感情。況且，作為擁有十三億人口的泱泱大國，卻要營營苟苟地計較被稱之為“地方政府”的某個領導人的出訪，實在是心胸狹窄、卑鄙齷齪到無以复加的地步了，連這么一丁點儿的自由都不給，實在是于情于理不符，更与一個大國應有的气度相差得十万八千里，同時也是對具有五千年文明古國的悠久歷史的現實嘲弄与自我貶低。
北京政府應該從這种老大自居的自我感覺良好的狀態中解脫出來，應該從這种封閉狹隘的和卑鄙無恥的中央王朝的核心權力中解脫出來，應該允許并鼓勵台灣領導人勇敢地和充滿信心地走上國際舞台，應該支持并提倡各國政府放下包袱地接待同是中國人的台灣領導人，應該讓台灣領導人獨立自主地和自由自在地行動，而不是采取打壓、封鎖与圍剿的可恥可悲也可怜的反動政策。
要給台灣以出路，要給台灣領導人以出路，要給我們的骨肉同胞、給我們的兄弟姐妹們以出路。因為這個出路不是給別人，而是給同是中國人的台灣人的，是給中華民族大家庭里的光榮一員的台灣的，這實在是毫不過份的正常之舉。
要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台灣，對待台灣人民，對待台灣領導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況且，台灣還是中國美麗的寶島，還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風光秀麗的旅游胜地，台灣人民也与大陸人民一樣是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台灣領導人也与大陸領導人一樣同是一個炎黃的子孫。
所以，海峽兩岸只有以相互平等，相互提攜，相互關愛，相互幫助的態度看待對方，才能夠逐漸地消除由于長期的分治与隔膜而產生的各种誤解。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說辭，台海兩岸的問題是“中國內政”，既然是“內政”，那為什么還要到處游說各個主權國家就台灣問題進行表態？這里面難道怀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嗎？難道在國際舞台上逢人就講所謂的“台灣問題”就能顯示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屋建瓴的戰略思想与遠見卓識嗎？難道祥林嫂似地甚或比祥林嫂還要祥林嫂似地喋喋不休于台海兩岸關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政策，就不是一种十分明顯的失態？難道就不是一种令人恥笑的滑稽之舉嗎？
北京政府的主要領導人，每到一個國家訪問，都要把台灣問題挂在嘴邊上，都要讓被訪國的領導就台灣問題表態，都要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領土”這种業已重复了成百上千遍的与事實嚴重不符的陳詞濫調。或者外國首腦訪問北京，也如此這般地照貓畫虎地重新演練一番“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領土”這出并不精彩的無聊之戲。
他們，一方面在各种宣傳媒體上大肆批判台灣領導人“把台灣問題國際化”，并稱之為台灣搞獨立的所謂“企圖”或“陰謀”，另一方面卻又情不自禁地和自導自演地把台灣問題國際化。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實在令人不可思議，這种悖論也許只有在北京政府這里才變得那樣地協調一致，那樣地順理成章，那樣地荒謬絕倫。
更為荒唐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政府竟要讓達賴喇嘛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台灣是地方政府”等等的所謂原則和种种莫名其妙的規定。這种做法本身就不打自招地表明，達賴喇嘛作為流亡的西藏精神領袖，乃是獨立的西藏之領袖，乃是不屬于中國的西藏之領袖。因為，按照北京慣例，只有外國首腦才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政府所制訂的有關台海兩岸“一個中國”原則的殊榮。達賴喇嘛無疑具有這种殊榮，也理當應有這种殊榮，只不過這個殊榮是北京政府無意中把不情愿給的東西給了達賴罷了。
4)歷史鐵證中共制造“兩國”、兩岸恩怨應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尋求化解
從一九九九年六、七月份開始至今，在中國大陸掀起了大批雙李的運動。兩個李，一個是李洪志，亦即法輪功的創始人。中共中央稱法輪功是“邪教”，稱李洪志為邪教的教主，所以要大批而特批，要批倒批臭，并使之永世不得翻身；另一個是李登輝，李登輝是“兩國論”的創始者。所以對李登輝也要大批而特批，也要批倒批臭，也要使之永世不得翻身。
當大陸的批“雙李”運動蓬蓬勃勃地展開之際，亦即各种媒體，包括報紙、雜志、廣播、電台、電視台連篇累牘地和眾口一詞地憤怒聲討之際，中國大陸的廣大听眾和觀眾并沒有听到被批判者的任何申辯，并沒有得到任何來自于不同方面的不同信息。千人一面，千人一腔，輿論一律，一天到晚總是那么几句干巴巴的論調，足見喪失了客觀性和全面性的宣傳攻勢哪怕再凌厲，也仍然是毫無生命力的、是有如過眼云煙一般地不能長久的。
在此，我們不妨先簡單地回顧一下民國史。中華民國是由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以推翻滿清王朝為目的的民族主義革命并在革命成功之后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創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其后，蔣介石統一了中國大陸。在抗日戰爭中，國軍積極抗戰，堅持正面戰場阻擊日本侵略軍，經過長達八年的浴血奮戰，中華民國贏得了抗戰的最后胜利。即便是与蔣介石長期作對的毛澤東，他在一九四五年重慶談判時也帶頭高呼“蔣委員長万歲”的口號，以表達全國人民對國民党堅持抗戰并贏得光复的的崇敬之情。
然而，就在毛澤東到重慶舉行國共談判之前的几天里，在延安一次中共党內高級干部會議上，毛澤東卻發表了一個內部講話，其內容是布置全面內戰，并把發動全面內戰的責任嫁禍于國民党政府，試圖轉移人們的視線，迷惑國際、國內輿論，而毛澤東的重慶之行則把這种迷惑和這种欺騙推向了高潮。從重慶返回延安之后，毛澤東又連續召開了若干次党內會議并頒發了諸多文件，強調要准備打一場決定中國命運的內戰。
國民党政府及其領導下的軍隊由于抗日戰爭中的過渡消耗，已經元气大傷，与當時的長期遵循中共中央制訂的政策，即“一分抗擊日軍，二分應付國軍，七分發展自己”的八年自我膨脹与自我擴張的中共領導下的武裝力量相比，呈現出勢力均衡、勢均力敵的狀態。這時，內戰由于毛澤東攫取國家最高權力的可恥欲望而大有一触即發之勢，“雙十協定”也挽救不了這一悲劇場面。因為毛澤東看得很清楚，國軍已經基本上沒有什么戰斗力了，都已經消耗在對侵略日軍的若干次重大的會戰之中了。當然，毛澤東自己的所謂抗日武裝力量是沒有一兵一卒參加的，是采取坐山觀虎斗的戰略方針的，最后還是要“魚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就是這個漁翁。但是，毛澤東卻反咬一口，指責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政府是摘桃派，是要把抗日戰爭的胜利果實据為已有的強盜。這就把真實的歷史統統地抹去了，這也确實迷惑了當時廣大的中國人民，更使后來的中國人民茫然不知所措。
在中華民國政府試圖重振業已元气大傷的國力民气之時，在民國政府及其領導的軍隊尚未恢复正常的狀態之時，內戰終于爆發了。毛澤東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虛与國軍委蛇，東奔西跑作鼠竄狀，美其名曰“運動戰”。后來，斯大林及其領導的蘇聯共產党把蘇軍占領的廣大的滿州資源和繳獲的几乎全部的日軍戰略戰術物質包括被蘇軍俘獲的四十万滿洲國的偽軍統統地交給了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國共兩党的軍事實力對比驟然間發生了巨大變化。共軍顯然占有优勢，國軍顯然處于劣勢。由林彪作主帥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即以四十万滿洲國的偽軍作主要构成的東北解放軍，圍堵長春國軍已達數月之久，餓死城中守軍与百姓几十万人，無异于制造了另一場“南京大屠殺”；攻打四平，亦即史稱的“四平戰役”，把整個城市打得片甲不留，尸體橫陳，慘不忍睹，一片荒涼之景況；后又聲東擊西，包抄錦州，圍錦打援，在黑山、大虎山、彰武等地阻止從錦西、葫蘆島和沈陽方向馳援的國軍，并進行了現代戰爭史上最為酷烈的塔山阻擊戰。在把錦州這座古城完全徹底地摧毀并夷為平地之后，在成千上万、乃至几十万人紛紛倒斃之后，生擒守城國軍總司令范漢杰，終于使這座荒涼得不能再荒涼、悲傷得不能再悲傷的破敗之城落入了中共的手中，即中共所謂的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以錦州戰役取得全胜的所謂“遼沈戰役”為始端，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部隊乘胜追擊同是炎黃子孫的國民党軍隊，又接著發動了“淮海戰役”，“平津戰役”，對于本來就不富裕而民生凋蔽的當時中國社會的極其脆弱的生產力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巨大破坏。已經在抗日救國戰爭中元气大傷的國民党軍隊卻在共軍“宜將剩勇追究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向全國進軍的浩蕩之流中只能是且戰且退，徒有招架之象征，決無回天之能力。兵敗如山倒，有如決堤之洪水，更象泱泱喪家之犬矣。蔣介石目睹了所有這一切，揮淚別大陸，攜同殘部和隨從，敗走台灣，重演了一把關羽走麥城的令人扼腕的歷史悲劇。
在民國政府被迫結束了在中國大陸的統治而退居澎湖金馬列島和台灣時，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正式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而此時的“中華民國”正在廣州行使其合法的政府職能。中共以建國為標志，只是一廂情愿地否定了它自認的“反動”政府，但在國際上卻沒有也不可能取締“中華民國”的實際存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仍然視“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仍然視國民党執政的“中華民國”為唯一合法的國家。此為歷史，無可更改，更不能視而不見。雖然一個新的時代，亦即毛澤東時代開始了；雖然一個新的王朝，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王朝終于在世界的東方、在中國大陸誕生了。
對于歷史的追溯可以得知，中華民國成立在先（一九一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后（一九四九年年）。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通過非法的武裝暴動、武裝起義，亦即農民武裝革命的手段，采取先農村、后城市并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方針策略，經過血腥的二十八年垂死掙扎，終于推翻了在中國大陸執政的合法的中華民國政府。
根据現代法學理論表述，審判程序的非正當性所導致的判決結果必然無效，亦即非程序的過程及其導致的結果均為非法。同樣地，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長期從事的所謂的打家劫舍式的痞子運動，亦即農民革命和農民暴動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以及廣大的城鎮均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歷史罪過。更國號而登基，行欺騙而成王。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的所作所為，無一件不令人發指，無一件不触目惊心，無一件不是反人類、反文明、反現代化的樁樁罪惡。
在從毛澤東登基到他在任內自然死亡的禍國禍民、民不聊生、大陸沉淪、冤獄遍布、草菅人命、殺人累累、內斗外斗其樂無窮的瞎折騰、胡折騰、亂折騰的二十七年里，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政府在台灣卻創造了經濟騰飛的奇跡。隨后的蔣經國先生又開放党禁報禁，順應了當今的民主之大勢，疏通了民情渲泄的渠道，為台灣走向全面而徹底的民主化委實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李登輝更是通過民主選舉和民主競選的方式走上了台灣行政管理的最高職位，成為選民投票選舉出來的台灣第一位民選領袖。
這种被中國大陸現有的統治階級，亦即中國共產党稱之為“領導人產生方式的改變”的方式，恰恰反映了現時代社會發展的一般訴求，恰恰表明了台灣業已從專制、集權的領導人產生方式向著民主与法治的領導人產生方式轉移的歷史進步，恰恰證實了台灣的政治制度遠遠地胜于領導人產生方式絲毫也不變動、也不轉化、更不新穎的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台灣民主而大陸專制，台灣文明而大陸野蠻，台灣自由而大陸獨裁，而不自由，而反自由。台灣的競選和選舉制度正以其眼花繚亂的莫衷一是，顯示出民主与自由的本質特征。這正是目前中國大陸的社會現實極為欠缺的，這正是目前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急需彌補的。台灣的民主化應當成為中國大陸民主化學習的楷模，台灣經驗應當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寶貴財富。
在業已過去的一九九九年接受德國記者的一次訪問中，李登輝作為台灣民選的行政首腦，亦即“中華民國”總統，稱台灣与中國大陸的現狀為五十年來各自分裂、各自主政的現狀，并稱這种現狀至少是“特殊的國与國關系”。于是乎，中國大陸由一党所嚴格控制的媒體，不厭其煩地、連篇累牘地、密集火力般地炮轟李登輝的“兩國論”。其手段与斷章取義、無限上綱上線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文體，別無二致，簡直如出一轍，大有“打倒李登輝，解放台灣島”的蠢蠢欲動之勢，非得要把李登輝這個中華民國的民選總統，這個通過競選的方式走上國家行政管理崗位的現代政治家斗倒斗臭，且踏上一万只腳 —- 似應按照江核心的意思改成“踏上億万只腳” —- 讓他遺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
且不說李登輝指稱的是史有鐵案的雷打不動的事實，至少也反映了因分裂五十年而与中國大陸頗為生疏的台灣民眾的民情，就是李登輝确實有過什么錯誤的乃至照共党看來“反動的言論”，似乎也用不著如此地大動干戈，大興討逆之舉，大有剿滅异類之勢，大有把二千三百万台灣人民一鍋端的毫邁气概。
更何況，李登輝所提的“特殊的國与國關系”，誠如李登輝自己所言，也只不過是要爭得与中國大陸平等的談判地位，正如當年存在過的東德与西德，現在存在著的南韓与北朝鮮一樣。然而，毛澤東以及其后的鄧小平、江澤民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長期以來對台灣卻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圣領土”，并且干脆赤裸裸地以叛逆的一省“台灣省”相指稱。
台灣這塊風景秀麗、气候宜人、民情純朴、天然無雕飾的風水寶地，台灣這個被“中華民國”的歷任總統治理成的“亞洲四小龍”這一神奇的自由島，台灣這個全面走向開明政治、透明政府与多党競爭的現代民主社會，台灣這個孕育著中華民族極其丰富的制度創造力和文明發展的巨大潛力的玲瓏剔透的明麗而璀燦的珍珠，与中國大陸在自封的英明、偉大、光榮、正确的獨裁党魁的領導下所導致的滿目瘡痍、滿目赤貧、滿目荒涼的鶯歌燕舞的壇花一現相比，有如西施比東施，天鵝比賴蛤蟆，總之是具有天壤之別的，是無法相提并論的。如果說“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這句話已經為蘇聯共產帝國的解體而應當顯示其現實的應有价值的話，那么“台灣的今天就是中國大陸的明天”恐怕更能接近我們生活的實際，更能說明中華民族的偉大的人格是決不能讓動物化的生存權所可能涵蓋得了的，更能顯示現實的中國人民，亦即包括港、澳、台、海外以及大陸的全體炎黃子孫在內的所有的以黃皮膚、黑眼睛為民族特征的中國人自我創新、自我革命、自我認同、自我發展的生生不息的創造力、想象力以及一切其他各种潛力，更能弘揚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走向文明化、走向全球化的堅定不移的意志与不可“消除于萌芽狀態”（江澤民語）的昂揚不屈的信念。
“中華民國”与“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兩個名號不同、制度不一，但實質上卻有著千絲万縷的血脈相連的有如兄弟姐妹一般親切的不同區域、不同地點而已。這兩個不同區域因其政府的不同而長期敵視，長期隔膜、長期分治、這兩個地點因其政見的差异而距离遙遠，并且不能縮小而呈現出愈來愈大的趨勢。這是很不理想的狀態，也是大多數甚或每一個有覺悟的中國人不愿意看到的悲慘局面。
一九七二年當美國前總統尼克松与中共領袖毛澤東在北京中南海會面時，當美國當代著名的權謀家基辛格与當時的中共總理周恩來策划确定美、中、台的戰略關系時，美國拋棄了自己多年的戰略盟友“中華民國”而認同北京政府關于台灣的有關條文，其中稱之為美方注意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于“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可分割的領土”這一表述。但這种注意后來卻成為克林頓總統的赤裸裸的承認了，這种轉變可能也是造成目前美國政府對于台海關系無能為力的尷尬之處。
由于七十年代初美國、中共因對付蘇聯而結成的戰略聯盟，由于美國出于全球戰略意義的考慮需要利用中共牽制蘇聯，而中國大陸也需要利用美國牽制來自北面蘇聯的危脅，中共与美國簽署了具有划時代意義的“上海公報”。這個所謂的“划時代”就是：一方面中共与美國之間的締約牽制了蘇聯，從而維護了國際政治勢力的均衡，另一方面為中國大陸逐漸了解因封閉多年所造成的對于外部世界、尤其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打開了一條十分有限、十分狹小同時也是十分寶貴的一條縫隙。但是与此同時，卻是以忽視台灣利益、忽視中華民族二千万台灣同胞的利益作為慘痛的代价的。由于毛澤東、周恩來從不把國民党長期控制的台灣看作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而只是看作為与“中華人民共和國”相抗衡、相敵對的叛逆的“一省”，所以在外交政策上就極其偏狹地并且是不無武斷地同与台灣保持外交關系的國家斷交，而只同与台灣斷絕外交關系的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從毛澤東、周恩來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的角度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更為廣大的國土和人口更加眾多的臣民，還有的是具有一個掌控整個社會、整個意識形態、整個大陸資源和整個國際活動空間的“中央人民政府”，更有一個曾經打敗過國軍的強大的武裝集團，亦即中國人民解放軍，理當是國之中央；而台灣人口只不過區區兩千万而已，領土面積不過那么一點點的蛋丸之地而已，有什么資格与泱泱紅朝大國之君平起平坐，有什么可能与大陸平等地分享國際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資源？
這种大國之君的丑態，這种毫無平等之心、更不能以平等之心待人的惡習，這种視非領屬之地為蠻夷之地的封閉思路，無疑十分适應于毛澤東慣有的思想方式，亦即小農經濟鼠目寸光的思路的。毛澤東儼然以太上皇自居，就像清朝末年的慈禧，從不把臣民、亦即廣大的人民群眾當回事儿，更不把台灣國民党“反動派”及其領導的廣大的台灣人民放在眼里。真乃指點江山且揮斥方遒的“全無敵”也！真乃“數風流人手、還看今朝”的毛澤東先帝之圣明也！
話說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對台灣中華民國的圍追堵截在國際舞台上取得了赫赫戰果，先是挑唆一幫子曾得到過毛澤東大批經濟援助的非洲貧窮与落后國家和地區提議，后又游說西方國家，以違背聯合國憲章的方式令人匪夷所思地驅逐了中華民國常駐聯合國的合法代表，接著縱恿与中華民國建交的諸多國家与台灣的“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系，而改為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緊接著，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毫不客气地在國際社會上極盡打壓台灣之能事，處處擠兌“中華民國”的外交空間，使得中華民國在國際事務中几無立椎之地。
鄧小平于一九七七年再次复出后，通過宮庭政變的方式掀掉了擁有“党主席”寶座的、毛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繼承了毛澤東、周恩來的政治衣缽，也對台灣展開了外交打壓，也依然毫無變化地指稱台灣的中華民國為非獨立的政治實體，雖然在外交上更講究所謂的“策略”。
到了江澤民主政的時代，對台政策也仍然以打壓為主，仍然以圍剿為主，仍然脫离不開毛澤東、周恩來所制訂的對台政策的巢臼，仍然恪守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中國人民唯一合法政府”的原則，絲毫不見有什么創新，絲毫也顯示不出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遷，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更多一些的新思維、新路子、新政策。
要說沒有一點變化，也不現實，中共或許正在不情愿地把“解放台灣”變成“和平統一”台灣。根据毛澤東的“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偉大的戰略布署，中國大陸人民，亦即中共的愚民長期以來愚蠢地認為自己是人類的解放者，卻不知“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乃是經受毛澤東思想的陽光普照、在偉大、光榮、正确的一党專政領導下的處于水深火熱的中國大陸的十多億人民。政治上受盡壓迫、經濟上貧窮之至、文化上一片蒼白，這就是中國人民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陸建政后迄今半個多世紀以來必須面對的直接現實。
從人均收入來說，台灣這個被中共稱之為“反動派”的地方竟是中國大陸的二十七倍之多。是我們窮苦人解放富翁，還是富翁解放我們？是落后解放先進，還是先進解放落后，這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嗎？
更有甚者，江澤民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根据李登輝的“兩國論”認定台灣執意要獨立，執意要分裂中國，執意要破坏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因此不僅口誅筆伐，大加聲討，而且還要以武力攻台作威脅，以打壓台灣作號召，以統一台灣作口矢，以窮兵黷武的血腥的戰爭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最終手段。陳兵廈門，導彈瞄准台北及台灣的其他大城市，聲言決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而且在一党嚴格掌控的新聞媒體上連篇累牘地、不厭其煩地大肆鼓噪与李登輝的“兩國論”作斗爭和必欲置李登輝于死地的莫各其妙的批判之言辭。
台灣民進党領導人陳水扁通過競選于二○○○年三月十八日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之后，副總統呂秀蓮也因其“遠親近鄰”，“如果中國是指中共，那台灣人就不是中國人”等言論而被大陸的党辦媒體指責為“台獨的死硬分子”，也遭到了全面而徹底的批判。“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等党的喉舌說呂秀蓮“數典忘祖”，“是中華民族的叛徒、賣國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不胜枚舉。不是潑婦罵大街，胜似潑婦罵大街。把呂秀蓮罵得個狗血噴頭，呂秀蓮儼然成為中華民族不可饒恕的千古罪人。
批呂秀蓮只不過是敲山鎮虎，指桑罵槐之伎倆也。呂秀蓮只不過說出了她的那种擔心和懮慮而已，只不過表達了台灣民眾的具有相當市場的心理而已，并沒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尤其不值得如此地大動干戈、大有蕩平阿里山之勢、大有炸沉台灣島之勢、大有不把呂秀蓮等緝拿歸案勢不罷休的雄糾糾、气昂昂的當代梟雄之派頭。
別說台灣當選領導人尚未宣布台灣獨立，就是台灣當選領導人确确實實地宣布台灣獨立了，宣布台灣成立了一個類似于“共和國”的新國家，那也不應該以台灣為敵，那也不應該以台灣人民為敵，那也不應該以台灣領導人為敵，因為根据“中華民族大家庭”這一原則，台灣還是中國人的台灣，台灣仍然沒有也不可能有脫离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可能性。台灣人民已經注定了的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已經注定了的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祖先、亦即軒轅黃帝的子孫后代，這是一點含糊也沒有的，即使台灣人自己也得承認這個現實，也得面對這個現實，也不可能否認這個事實。
堅持中華民族大家庭這個原則，有助于台海兩岸、兩岸人民和兩岸領導人重新審視自己的施政綱領、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有助于理智地、智慧地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爭端、分离以及隔膜，有助于消除彌漫于兩岸人民心頭的种种誤解和狂熱，有助于通過有效的渠道進行應當著手進行的全面而深入的政治交往、經貿交往与親情交往，并化解一切有害于兩岸人民福祉的形形色色的危机。如果可能，要把這种危机轉變成服務于兩岸人民各自利益的有利時机，從而為實現中華民族的現代化貢獻出兩岸人民應有的全部智慧、能力和潛力，等等。 2.“永不開戰的和平”原則
“永不開戰的和平”原則的确立，是基于對沉痛歷史的考量，對兩岸現實的分析与判斷以及對兩岸未來的明确瞻望。倘若不能确立這個“永不開戰的和平”原則，那我們就不能也不可能屹立于世界的文明之林，那我們就只能別無選擇地走上一條自我毀滅的死亡之路。
1)要和平、不要戰爭
只要談判，不要打仗；只要辯論，不要動武；只要握手，不要流血；只要笑臉相向，不要兵戈相見。總之，要和平、不要戰爭，乃是二十一世紀文明人的共同訴求，也是華夏子孫的共同心愿。
戰者，兩敗俱傷；和者，雙贏共榮。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偉大旗幟下，兩岸之間還有什么問題是不能和平地解決的呢？為什么非要搗蛋（導彈）相向，并威脅用核子武器毀滅台南的陳水扁“台獨”選民呢？
在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綱領統帥下，兩岸之間還有什么一已之私不能往后放一放，還有什么針鋒相對的仇視不能得以消除或至少弱化一些，還有什么宿怨不能被拋棄、還有什么悲憤不能被擱置、還有什么憤怒不能被平抑呢？
人類的偉大力量不在于發動戰爭而在于締造和平，中華民族的偉大力量在于締造和平、保持和平而不在于發動戰爭和保持戰爭狀態。戰爭從來都不是一件好事，正像殺人從來都不是一件好事一樣。發動戰爭就是開動殺人机器，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肆意妄為地涂炭生靈、草菅人命，其所造成的惡果則是血流成河、尸體橫陳、滿目瘡痍，更談不上什么人類的文明、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了。所有的人性之美好都統統地不見了，所有的獸性之丑陋都凶相畢露了。沒有什么比戰爭更使人心惊膽顫的了，沒有什么比戰爭更使人懮心忡忡的了，沒有什么比戰爭更使人失魂落魄的了。
要防止戰爭，要排除戰爭于萌芽之中，要徹底根除戰爭的各种形式的隱患，要反對以各种名義甚至以某种所謂崇高的名義發動的各种形式的大小不一的戰爭。戰爭除了人類自相殘殺的自我證明之外，什么也證明不了；戰爭除了人類走向毀滅的自我證明之外，什么也證明不了；戰爭除了人類大規模死亡的自我證明之外，什么也證明不了。只有喪失了人性的戰爭狂人才能對造成累累白骨的戰爭喜不自胜；只有缺德至極的野獸般的國家領導人才能對戰爭机器的發動感到由衷的欣慰；只有歇斯底里的偉大領袖才能對血流成河的陰暗的戰爭進行貌似正義的大肆鼓吹；只有龍袍加身的皇權掌握者才能以成千上万、成百万上千万人民的死亡換取他統治區域的擴大、他極權寶座的高升与穩定。無論以什么名義，哪怕以所謂崇高的名義，殺人總是不好的，殺人總是罪惡的，殺人總是与人性完全地背道而馳的。
為了保持主權而殺人、為了領土完整而殺人、為了國家的統一而殺人、為了保持江山社稷而殺人、為了保衛党中央這個紅色王朝而殺人、為了保衛偉大領袖這個新時代的皇帝而殺人、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殺人、為了“十三億万中國人民”而殺人，等等、等等，總之各种殺人目繁多，都似乎很正當、都似乎很正義，但有了一個殺人，有了一個戰爭，有了一個殺人的戰爭和戰爭的殺人，卻都顯得那么的卑鄙齷齪，那么的不可思議，那么的不正當，也不正義。
人權高于主權。主權是什么？主權不就是一個國家的名份嗎？怎么可以用主權的名義草菅人命呢？主權必須以人權為基礎、為方向、為目的。沒有人權或否定人權的主權是毫無意義的，是必須加以推翻的，是必須加以更正的。在中國大陸，領土只不過是一塊或大或小的皇權控制地，是統治者据以進行統治的勢力范圍。這樣的王國領土怎么可能比人權、比人的生命權重要，怎么可能比人的生存价值更寶貴？真乃無稽之談！
中共統治者，為了它所建“國家”的統一而殺人、而發動戰爭，這种統一又有何意義？又有何价值？与其有這樣殘暴的漠視人權、否定人權和圍殲人權的統一，莫不如沒有這樣的統一，莫不如實行尊重人權、愛護人權和保障人權的獨立。
共產党的核心，為了江山社稷而殺人、而發動戰爭，那么請問，這樣的江山社稷到底有何作用，到底有何意義、有何价值？与其有這樣視民如草芥的大一統的江山社稷，莫不如沒有這樣的江山社稷，莫不如從根本上取締這种非人道的江山社稷的存在。
為了保衛党中央這個紅色王朝而殺人、而發動戰爭，這除了給中華民族造成不應有的極其巨大的損失和災難之外，是什么也不可能獲得的。我們所獲得的只能是連綿不絕的悲劇，只能是不絕于耳的嘆息和滔滔似黃河、長江的淚水。
為了偉大領袖這個新時代的皇帝而殺人、而發動戰爭，這是歷代封建王朝和社會主義王朝的拿手好戲。皇恩浩蕩，需要黎民百姓去血洒疆場；廣大的愚民則必定以血染的風采去裝璜那万人朝拜且山呼万歲的高高在上的龍椅。
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殺人、而發動戰爭，這是一种并不高超的但卻每每行之有效的詭辯術，這是一种欺騙人民、詐騙社會的彌天大謊。所謂“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党的權貴們自身的根本利益，也就是國家行政官僚們念念不忘的和須臾不可或离的為自己謀取私利的權力。我們听慣了的“人民的根本利益”，實際只是專制獨裁統治者津津樂道且把玩不已的徹頭徹尾的騙局。
“為了十三億人民”而殺人、而發動戰爭，為了渲泄民族主義者的無知狂妄的心理之滿足而殺人、而發動戰爭，這根本就是毫無道理的事情。除了拉大旗、作虎皮、搞搞虎假虎威的那一套哄哄小孩子的鬼把戲之外，還能說明什么呢？“十三億人民”不需要戰爭，十三億万人民需要的是和平、和平、和平！有戰爭，就什么都沒有了，因為戰爭是通往死亡的最佳捷徑。沒有和平，就什么都沒有了，就沒有幸福康樂的生活，就沒有适合于經濟建設的良好的環境，就沒有現代化所需要的資金、人才以及各种各樣的物資，就沒有或必然喪失与國際社會的正常的政治交往、文化交往、經貿交往、科技交往等等，更主要的則是沒有了道義、沒有了正義、沒有了同情与理解。
有鑒于此，每一個有良知、有正義感的中國人，每一個有良知、有正義感的外國人，每一個人，無論是男人、女人，無論年少、年長，都要大聲疾呼地反對戰爭，反對以各种“維護主權”的名義發動的戰爭、反對以“統一”的名義發動的戰爭，反對以“反對獨立”的名義發動的戰爭。因為戰爭即野蠻，戰爭即恥辱，戰爭即罪惡。誰要是膽敢發動戰爭，誰就沒有好下場；誰要是膽敢發動台灣海峽的戰爭，誰就沒有好下場。發動戰爭的人，必定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發動戰爭的人，必定是邪惡的戰爭魔王。
2)“台獨”無罪、各省區的獨立運動將使中國大陸迸發出勃勃生机
“台獨，就沒有和平；台獨，就意味著戰爭。”這句話初听起來像是有理，台灣獨立，脫离大陸了，這就有違“一個中國”的原則了，所以就不可避免地開戰。听起來像是合理的，仔細分析起來就可能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就可能不合理了，就可能變得荒謬了。
獨立，是一個中性詞。獨立的含意是自主。自主，也就是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言論、自由地行動，總之是擁有自我決策和實行自我決策的權力和權利。不獨立，也就是不自主。不自主，也就是具有依附性，也就是不能自我決策和實行自我決策，也就是必得听命于他人或其他組織，等等。
當一個人擁有自主權時，這就意味著他已經獨立了；當一個組織擁有自主權時，這就意味著這個組織已經獨立了；當一個地區擁有自主權時，這就意味著這個地區已經獨立了；當一個國家擁有自主權時，這就意味著這個國家已經獨立了。但獨立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獨立的程度与自主權的大小成正比。
當自主權較多時，獨立的程度就比較高，這一點可以通過舉例說明來理解：奴隸是沒有什么自主權可言的，所以其獨立的程度就比較低，甚或根本就沒有任何獨立性。一個不獨立的、亦即毫無自主權的人，說到底就跟奴隸差不多，甚或根本就是奴隸；一個不獨立的、亦即毫無自主權的組織，只能是類似于奴隸的組織；一個不獨立的、亦即毫無自主權的地區，只能以其巨大的依附性、只能以其奴隸般的順從听命于上峰的安排与籌划；一個不獨立的、亦即毫無自主權的國家，只能是宗主國的一個附庸而已，這個附庸國也就必然成為宗主國的奴隸一樣的哈巴狗。
依据此种分析，可以認為，向蘇聯一邊倒時侯的毛澤東統治的中國實在是一個比奴隸的境遇好不到哪里去的附庸國家，而只是一味地听命于蘇聯共產党老大哥的中國共產党也無疑是成組織的一幫奴隸而已。從現實的角度看，十三億中國大陸的人民又有多少人可以自我肯定地認為，自己已經擁有了自主權，自己已經卓然不群地獨立了呢？只要在中國共產党的英明領導下，要想擁有自主權，套用李白的話來說，那就是類似于登蜀道，一個“難”字即可說明，甚至于“難于上青天”。所以，尚未獨立的十三億的中國大陸的人民，其實全都是可以喘喘气、可以走路、可以吃飯或吃不上飯的擁有生存權的奴隸，全都是打上了紅色烙印的貨真价實的党國奴隸。
而台灣与台灣人民就不是這种情況，他們擁有極大的自主權。沒有自主權，哪來的經濟騰飛的奇跡；沒有自主權，又如何能夠改天換地進行全民直選？前者需要經濟自主權，后者需要政治自主權。兩种自主權缺一不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現實的台灣人民擁有比蔣介石時代更多更大的自主權。思想有自主權，言論有自主權，行動有自主權。總之，台灣人民是自主的、是獨立的，這是台灣人民相對于台灣政府而言的自主權，亦即獨立性。
相對于大陸而言，台灣實質上也是獨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自我認定為“中央政府”，而把台灣稱之為應當歸屬于自己領導的“地方政府”，假如确實如此，台灣政府應當每年都給“中央政府”上交一定的稅收、每年都應該向“中央政府”呈遞財政報表，并受中央政府的指揮、統籌与調譴。因為，這些作為地方政府的義務和責任是各省根本就推脫不掉的，也是必須如此這般地去做的。但是，台灣半個多世紀以來卻從來沒有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北京政府上繳過一分錢，也沒有給所謂的“中央政府”呈遞過財政報表，同時也沒有受到過中央政府的任何指揮、統籌与調譴。台灣已經完全喪失了作為行政區划分的一個省的資格，台灣只能以中央政府尚未管理的地區自行其是、自我管理、自我籌划、自負盈虧、自我發展。所以，台灣在本質上是獨立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政府的。
台灣不但在政治上獨立，在經濟上也是獨立的；不但在經濟上獨立，在文化上也是獨立的；在科技上是獨立的，在教育上是獨立的，在軍事上是獨立的，在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一切方面都是毫無疑義地獨立的。由此可以實事求是地得出一個再清楚不過的結論：台灣是主權獨立的中華民國所在地。台灣新任總統陳水扁先生所說的“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應該說是指出了客觀實情的。
實際上已然獨立了的台灣，其實用不著修改憲法，用不著全民公投，用不著重打鼓、另開張，只要以台灣人應有的智慧，去全方位地尋求自我發展之路，光明是屬于台灣的，也是屬于台灣人民的；未來是屬于台灣的，也是屬于台灣人民的。
對于大陸政府而言，倘若台灣人民确實宣布自己獨立，例如成立一個叫做“台灣共和國”的新的獨立國家，公然与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禮，北京政府就真的需要采取強悍的武力加以干涉并派譴海、陸、空三軍攻占台灣嗎？如果這樣，那就太得不償失了。台灣的獨立，實際上只不過是取了個新的名稱而已，無論叫做“台灣國”，“台灣共和國”，“台灣中華民國”，“台灣人民共和國”，“台灣中央人民政府”，等等、等等，無論起什么名稱，名稱畢竟是名稱，而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某個核心的英明領導下發動全面的台海戰爭，一鼓作气地去攻打台灣，去大量地勞民傷財并且送死，為的究竟是什么？難道就為改變一個名稱，改變成一個令党中央的核心面子過得去的名稱，一個令全党歡心、全軍歡心、全國各族人民都歡心的名稱嗎？這种可怕的戰爭僅僅為一個名稱竟可以動用全國的武裝力量、可以動用全國人民都參加的物資支援大軍，竟可以血肉橫飛地冒著兄弟姐妹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這是哪家子的戰爭，這是多么荒唐的戰爭啊？
獨立有什么不可以的？獨立，亦即擁有自主權，又有什么不好？獨立与自由是緊密相關、相輔相成的。獨立是自由的旗幟，自由是獨立的根基。從某种意義上說，沒有獨立，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自由的堅實保障。
二百多年前，在美洲大陸十三個州掀起了掙脫英國殖民政府的獨立運動，故而才有現在空前自由的國度 —- 美利堅合眾國，才有人類文明發展光輝典范的現代美國。
獨立不是賣國，獨立不是非正義；獨立是愛國，獨立是正義；擺脫專制而獨立，是對于民主的追求；擺脫獨裁而獨立，是自我解放的胜利；掙脫奴役而獨立，是人權空前的覺醒。如果皇權不能根除，如果極權仍然肆虐中華大地，獨立又有何妨？自由又有何妨？
与其有專制的統一，莫不如有民主的獨立；与其有獨裁的極權，莫不如有自由的獨立。破除極權的獨立，既是愛國，也是正義；既是正義，也是愛國。獨立是破除大一統專制極權的有力號角；獨立是消除皇權罪惡、追求人性完滿的嘹亮凱歌。
辛亥革命的第一槍在武昌打響之后，湖南獨立、湖北獨立、四川獨立，隨后獨立的聲浪遍及中華大地，滿清王朝大一統極權統治的根基迅速土崩瓦解，從而結束了清王朝長達三百年的專制統治，創立了以孫中山先生為領導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 —- 中華民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讓中國大陸各省都先獨立起來，以早日促成共產極權體制的覆亡，并沒有什么不好。
民國确立后，革命的胜利果實很快就被北洋軍閥袁世凱所篡奪，這位具有中國特色的看風使舵者，這位自稱革命家的投机鑽營者，以逼清帝退位為交換條件，竊取了“總統”權柄，而后又貪心不足蛇吞象，竟大搖大擺地作起了洪憲皇帝的美夢。如果沒有討袁護國的獨立運動，如果沒有掙脫獨裁与專制的獨立運動，那袁世凱的皇帝夢豈不是又要繼續做下去？由此可見，獨立于封建獨裁專制，是絕對的好事。
討袁護國運動首先發端于云南，蔡鍔將軍輾轉潛回昆明，召集同事与部下，先期舉起了与以袁世凱“總書記”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脫离的獨立大旗，隨后跟隨的有南方各省、直隸各省，北方各省，以致使袁世凱在四面楚歌、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只好以嗚呼哀哉的死亡謝罪于天下。据說，從當皇帝到一命嗚呼，歷時不過八十一天而已。可見，偉大的獨立運動是對于皇權、對于封建王朝的頗具震撼力的致命的一擊。沒有獨立，就沒有人權的站立。獨立，是消滅皇權的兵不血刃的斗爭；獨立，是使王朝陷落的一片汪洋大海。
假如每一個人都獨立，那么中國大陸將迸發出何等生机勃勃的偉力；假如每一個省都獨立，那么中國大陸將是一片怎樣繁花似錦的歡樂景象。与其有皇權的統一，莫不如有人權的獨立；与其有党權的一致，莫不如有人權的獨立；与其有人治的一體，莫不如有法治的獨立。秦王贏政搞統一，是以誅滅六國為代价的，是以焚書坑儒為代价的，是以毀滅中華民族的人權為代价的，是以取締自由為代价的，是以強權的濫施淫威為代价的，是以草菅人命為代价的。其代价，不可謂不大；其弊端，不可謂不巨。与其有秦始皇的統一，莫不如有各行其是的如意；与其有偌大的蘇聯，莫不如有可以不加盟的獨聯體；与其圍繞著某個昏庸無能的核心轉，莫不如放開手腳地各奔東西。与其做統一的奴隸，莫不如做獨立的自由人。与其實行專制獨裁的統一，莫不如宣布民主自由的獨立；与其維持渾渾噩噩的僵化，莫不如激發各顯其能的活力。
如上所述，從強權下掙脫出來而實行獨立，有何過錯；擺脫專制的奴役而成為自主權的擁有者，何罪之有？
3)中華民族必須走出戰爭的歷史局限性和歷史誤區
中華民族的歷史，基本上是一部你殺我亡、我殺你亡、互相屠戮、兩敗俱亡的歷史，基本上是歷代政權壓迫人權、圍殲人權和消滅人權的歷史，基本上以農民起義、農民暴動和農民武裝斗爭串連起名稱不盡一致、本質上卻又是如此雷同的王朝興衰不已的歷史，基本上是實行人治并在人治的基礎上實行嚴刑峻法而草菅人命的歷史。這樣的歷史，也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殺人如麻而尸骨成堆的歷史，也就是一部以彌漫的烽火硝煙山呼“殺”、“殺”、“殺”而赶盡殺絕的歷史，也就是以某种正義的名義而發動戰爭并使戰爭不斷升級的連綿不絕的血腥与暴力的戰爭史。
除了几次短暫的間歇之外，戰爭基本上主導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漫長歷史。各种各樣的乃至一切的社會資源都毫不顧惜地運用到殺人的游戲，亦即戰爭之中。而戰爭，亦即殺人的游戲，則造成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衰退或至少是原地踏步的停滯不前。這一點可以用下列的事實予以證明：在一九六零年至一九七零年的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國共產党的紅色王朝時代，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還不如一千几百年之前的宋朝，而据說將近兩千年前的唐朝貞觀之治的時代要比毛澤東的時代好得多，亦即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處于唐朝的要好于處于毛澤東的共產王朝的。千年的風雨，千年的悲涼；千年的歷史，千年的浩嘆。
几千年如一日的你爭我殺，几千年如一日的打、砸、搶、燒，几千年如一日的殘酷無情的屠殺，給中華民族制造了几多災難、几多懮傷、几多悲憤？
a)二千七百多年前，中華大地君主叢生，這是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時代，据“左傳”記載，春秋時共有一百四十多個國家。每個諸侯國都怀抱著一統天下的美好理想，每一個君主都為擴張自己的勢力范圍而絞盡腦汁、盡心竭力地奮斗不已。于是，戰事頻仍，烽火連綿，喊聲陣陣，殺正緊。一個又一個諸候國在血流成河的千里赤地上化為烏有。每一個諸侯國都要以自己作為中央之國，每一個諸侯國都要求、甚至強求別的諸侯國對自己俯首稱臣并划歸為自己的版圖。
這种理念，不能不形成風起云涌的殘忍屠殺之狀態。“獨立，就意味著戰爭”（某軍頭語）。你不歸屬我這個諸侯國的偉大、光榮、正确的領導，你不認同我這個“中央人民政府”的唯一合法，那么就必須對你進行征服，就必須對你進行戰爭，就必須把你殺得個人仰馬翻、雞飛狗跳，直到你以自我的滅亡而換取對我這個“中央人民政府”的承認為止，直到你這個被指定為“非法的”存在對我這個“唯一合法”的王國頂禮跪拜為止；或者我被你征服，遍體鱗傷的我就以你為“核心”，按你的指示辦，任勞任怨地圍著你轉。
b)通過相互殘酷的自殺和他殺，通過連綿不絕的野蠻的戰爭，有的諸侯國被解放了，有的諸侯國則成為不可一世的解放者，成為“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的廣大地域的擁有者。被解放了的人民又听命于另一個新主子的召喚而走上對新主子俯身稱臣和喪失自我權利的不歸路，他們所獲得的不過是一個變化了的名稱，其實質仍然是照舊不誤的奴隸。
中華民族的漫長歷史就是如此殺戮与解放的各种不同類型的循環，這确實令人匪夷所思。与其被專制主義者解放，還不如干脆就不讓專制主義者解放。專制主義者的解放与其說是“解放”，還不如說是“上刑”。這些只知道給自己的臣民們“上刑” 滷M制主義統治者們口口聲聲要“解放”被壓迫的其他諸侯國的臣民，于是惡虎相斗、互相屠戮、打來打去，到了公元前四六七年，就剩下了七個國家，這七個國家也由于戰亂不止，相互混戰，所以被叫做中國歷史上的戰國時代。 這一段歷史的風云變 菕B合聯縱橫而生生滅滅的春秋戰國時代，真可謂是一片又一片“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以殺人為樂事，以殺人為能事，人權是根本就沒有的，主權倒是隨處可見的。那時候，“主權高于人權”，只要是“党中央”（王朝）和“偉大領袖”（君主、國君或大小諸侯等被稱之為“主公”的，類似于現在的“核心”、“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一聲令下，便“全党共誅之，全民共討之”地浩浩蕩蕩地開赴解放其他諸侯國人民的偉大戰場。
c)秦王贏政于公元前二二一年，終于建成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如果說中國的建國始于何時，毫無疑問，這個贏正王朝的成立就是開端。但秦王朝的統一卻是殘暴血腥的統一，是專制獨裁的統一，是民不聊生的統一，這种統一不僅沒有好處，相反倒罪惡累累、罄竹難書。于是，為反抗秦王朝的專制血腥統治，于公元二○九年，便爆發了大規模的陳胜、吳廣領導的農民起義。后又爆發了楚漢之戰。楚漢之戰是由項羽、劉邦為爭奪王位而進行的大規模的內耗之戰，當然所打的旗號也是為了“保持江山社稷的統一”“建立人民政權”云云。
楚漢之戰以及一切類似的農民起義、農民暴動与農民戰爭，給當時的中華民族造成了無以彌補的損失，形成了民生凋蔽、生靈涂炭、啼飢號寒的可悲場面，使社會生產力不但沒有得到促進和提高，相反倒形成了大規模的倒退与衰敗，使社會時間遭到了無以彌補的普遍的浪費。如此等等的消極作用，使得中華的古史典藉也蒙受著過多的血淚悲劇的浸染，除了那些宮庭的應景之作不計之外。中國歷史上几十次著名的、較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和几百次乃至上千次的農民起義、農民暴動都是遲滯社會生產力發展并使之得以極大破坏的根本原因，都是中華民族蒙昧、愚蠢与無知的劣根性的外在表現，都是中華民族難以愈越的歷史局限性的特殊標志。
只有走出戰爭的歷史局限性和歷史誤區，中華民族才能爭取到永久持續的和平，才能克服蠻橫霸道的一切不良之表現，才能不致于遭到炮火連綿的滅頂之災。戰爭還是和平，何去何從，必須謹慎決擇，必須英明決擇，必須正确決擇。
d)中國歷史上從政的頭面人物，亦即人們所稱謂的的政治家，大部分是以戰爭作為舞台而有聲有色地導演出自己威武雄壯的歷史話劇的。除了善搞權術而适應宮帷的神秘而肮臟的權力交易之術者之外，有的時候倘若成為傳統政治家，還必須“宮帷”与“戰爭”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因為，兩者都很重要。沒有宮帷之權術，就不能為朝庭所重用，就不能高官厚祿地成為几品几品的頂戴花翎的擁有者；沒有“戰爭”能力，也就不會殺人、也就不會為了“國家的統一”、為了“江山社稷”、為了“偉大領袖”或“領導核心”的英名圣主而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也就沒有武功，也就不能顯示自己的价值。因此，在兩种“文明”，亦即“宮庭之術”与“武力征服”都需要的情況下，社會的現實生活如果能夠保持長久的或較為長久的和平，那倒真是一件令人感到多么地不可思議的奇怪之事。
諸葛亮輔佐劉備三分天下，劉備之后又輔佐幼主“阿斗”治理“蜀國”。但這位被稱作“智多星”的善搖羽毛扇的“蜀國宰相”卻不事蜀國黎民百姓的休養生息，卻不管蜀國的農業生產和水利建設等等。總之，不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相反倒是以打仗為中心，以征服為中心，以“階級斗爭”和“國家統一”為中心，以戰爭為中心，要不怎么還能有“七出祈山”地遠征曹魏的系列壯舉呢，更不用說在這之前為了關羽的一個人的性命之損失而親率大軍遠征東吳了。
這位給后人留下過聞名遐邇的前、后“出師表”的蜀國宰相“出師未捷身先死”，也算死得确實是到時候了，要不然不知又有多少無知而英勇的將士在這位英明領袖的英明領導下為了蜀國統一的千秋大業而拋尸沙場，成為肢體离散的冤死鬼了呢。
4)用和平的力量制止中華民族的敵人發動血肉橫飛的台海之戰
戰爭，作為毀滅人類的基本的和主要的行為方式，是為戰爭魔王所津津樂道的，也是為一切有良知的人類所堅定不移地反對和堅定不移地制止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東條英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他們的教訓實在應該記取，他們的劣跡實在應該不忘。“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凡是想以什么名義、以什么方式肆意挑起戰爭的人，都應該想一想希特勒的命運，想一想墨索里尼的命運，想一想東條英机的命運，都應該想一想這些戰爭發動者的可恥可悲与死無葬身之地的應有下場。
當時的不可一世已經風光不再，窮兵贖武的戰爭狂囂已成笑談，刺刀大炮坦克飛机的輪番進攻已成遙遠的回憶，血肉橫飛的殘忍場面已經化作歷史的云煙，這种种場景難道還要在台海兩岸之間進行嗎？難道還要讓業已消失在世紀遠方的暴虐与無恥在兩岸中國人之間重現嗎？
誰要是發動台海兩岸之間的戰爭，誰就是大陸人民的敵人，誰就是台灣人民的敵人，誰就是全世界人民的敵人，誰就是全人類的敵人；誰要是發動台海兩岸之間的戰爭，誰就是文明的反對者，誰就是野蠻的集中體現，誰就是追求歷史的倒退和排斥社會的發展；誰要是發動台海兩岸之間的戰爭，誰就是中華民族現代化的破坏者，誰就是造成滿目瘡痍之悲劇的最大禍根。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中，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中，從以往歷次的世界性的、地區性的抑或國家內部戰爭的教訓中，應該看到戰爭的血腥、無恥与肮臟，應該看到某些戰爭狂人的無比陰暗的心理和卑鄙齷齪的動机。
從中國歷史上所有替天行道地討罰逆賊、平抑叛逆的興師動眾和連綿不絕的起義、暴動与武裝斗爭的血淚凝成的教訓中，應該看到中華民族本身具有的十分顯著的非理性地、野蠻地爭強好胜、死要面子活受罪、不惜代价搞內耗的种种弱點，應該看到中華民族的某些積重難返的劣根性，尤其是專制主義的思想已經像難以治愈和難以根除的病菌一樣地浸入我們的骨髓，尤其是官本位觀念已經深深地毒化了我們這塊生于斯、長于斯的有如原始部落一樣地貧困潦倒而又自我感覺良好的大陸，尤其是家長制一樣可以任意剝奪他人的自主權、像封建大家長确立以自我為核心的權力构造一樣地不容存在任何的違逆之舉。
要結束戰爭的輪回，要以和平的力量制止一切形式的戰爭。戰爭即恥辱，戰爭即悲劇，戰爭即罪惡。台海兩岸應當永恒地處于和平之中，兩岸人民有權利也應當享有陽光的溫馨、月光的如水之柔靜，還有那春風化雨般的甜言蜜語，而不應當經受可惡的刺刀的殺戮、子彈的抨擊、導彈的呼嘯与飛机扔下的炸彈的洗禮。
5)消除戰爭、中共党必須對昔日的戰爭罪惡深切表達忏悔
要消除戰爭，就必須勇敢地面對可恥戰爭的過去；要追求和平，就應當拿出忏悔以往罪惡的勇气。倘若不能清算以往罪惡戰爭的根源，那么戰爭的陰影一定是揮之不去的，戰爭還會以新的面目、以新的名義絞殺我們的靈魂，也絞殺我們的身體；絞殺我們的身體，也絞殺我們的靈魂。我們的生命無以逃遁，我們的希望就會落空，中華民族浩蕩的悲劇還會以新的內容和新的形式浩蕩不已。
大陸的中國共產党應該以老大哥的姿態向台灣國民党忏悔，雖然中國國民党實際上是中國共產党的老大哥；台灣的中國國民党也應該向在大陸的中國共產党忏悔，忏悔那不堪回首但不得不回首的過去。
國民党應該檢討自己，共產党也應該檢討自己。這兩個党都背負著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的沉重的包袱，都舉步維艱地經歷過流血犧牲、屢敗屢戰直到贏得各自的光榮和各自的胜利。
兩個名稱不同但都同屬于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兄弟党，沒有理由刀劍相向、沒有理由互相排斥、沒有理由你死我活。總之，沒有理由不走到一起，沒有理由不忏悔過去的歷史，它們應在此基礎上，在痛定思痛的基礎上，在互謙互讓互諒的基礎上，達成新的妥協、達成新的框架協議、達成新的備忘錄，并向著和平的目標勇敢而豪邁地進發。
中國大陸應當向台灣忏悔，中國大陸人應當向台灣人忏悔。中國人應當向中國人，亦即向自己的兄弟姐妹忏悔，現實的中國人應當向過去的中國人忏悔，疲憊的心靈應當向受到打擊的心靈忏悔，受到打擊的心靈應當向疲憊的心靈忏悔。大陸与台灣應當互相忏悔。在忏悔中不斷地覺悟，并使靈魂得到應有的升華。這是十分正常的正義之舉，這是走向永久和平的康慶大道。
況且，忏悔是文明的自我表證。忏悔是淨化靈魂、消除罪孽的美好過程。忏悔是一場不動聲色的自我革新与自我革命。中國共產党領導或曰統治的中國大陸和大陸人民應當鄭重其是地向中國台灣和台灣人民忏悔如下：
a)不應當以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名義，于一九二四年初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國民党全國代表大會上把“民主集中制”寫進中國國民党章程，致使國民党從民主型政權轉變成威權型政權，轉變成一党專政的政權。對此，中國共產党表達忏悔。
b)不應當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在南昌舉行兵變叛亂，脫离國民党軍隊而宣布獨立，從而造成了長達二十多年的武裝叛亂，給當時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造成了執政的困難，也使中華民族的苦難雪上加霜。對此,中國共產党表達忏悔。
c)不應當在一九三一年于江西瑞金建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是与合法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分庭抗禮的非法之舉動，這是造成中華民族血淚悲劇的重大事件。未經中華民國民政部批准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屬非法。對此，中國共產党表達忏悔。
d)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軍攻占蘆溝橋事變之后，全國軍民轉入全面抗戰，中國共產党不應确立有違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指示精神的“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錯誤的乃至反動的私利政策；不應策動“諫蔣兵變”的“西安事變”，從而使抗日力量在一定的時間內喪失了自己領袖的指揮，并造成了全國的一定程度的混亂；不應与日寇虛与委蛇，一見日軍就免子一樣地撒丫子地逃跑，實屬犯下了逃跑主義的戰略錯誤；不應在抗日中搞小動作、搞磨擦，影響國軍在正面戰場上阻擊日軍侵略的戰略戰術部署；不應在信誓旦旦地申明自己的武裝力量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之后，不听從中華民國政府首腦蔣介石的指揮与調遣，公然破坏中華民族的抗日大業。對此，中國共產党表達忏悔。
e)不應在全國各地大規模實行“土改”，從而破坏了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農村經濟政策，從而使先富裕起來的農民發財致富的愿望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受到了阻撓、破坏与圍剿，這實在是對于中華民族自我發展的極其缺德的搗亂之舉，這實在是對于中國社會正常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規范的全方位的顛覆与毒化。對此，中國共產党表達忏悔。
f)當國軍經過長達八年的浴血奮戰，尤其因在正面戰場与日寇作戰而使國軍喪失了將近万名國軍將領和三百多万中華民族的优秀儿女之后，即國軍精銳大都已為國捐軀疆場、國民政府本應該休養生息、重振國家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之際，中國共產党卻乘机摘挑子，并肆無忌彈地挑起罪惡連綿的所謂“三年解放戰爭”，從而使八百万中華儿女 —- 國軍將士死的死、亡的亡，造成中國近代史上和世界近代史上最大規模的慘案。對此，中國共產党表達忏悔。
g)不應把國民政府攆往台灣；不應使廣大的國軍將士 —- 這些當年英勇阻擊日寇的民族英雄和大量的知識分子顛沛流离，有家不能回，故土不能歸；不應使他們以漂泊不定的流浪者的身份客死异鄉，也不應使他們不能隨心所欲地返回他們夢魂縈繞的中國大陸。對此，中國共產党表達忏悔。
h)不應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開始炮擊金門并使這种破坏兩岸關系的炮擊延續達二十年之久。這种炮擊無异于中國人的自相殘殺；這种行為無疑是十分可恥的，也是可悲的。這是毛澤東長官意志對于台灣人民的戕害，也是中國共產党的罪惡的組織體系對于毛澤東的決策必須執行的罪惡結果。對此，中國共產党表達忏悔。
i)不應破坏并阻撓一九九六年的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發射導彈進行恐嚇，并企圖以此改變台灣人民用投票的方式選擇自己國家的領導人，這是毫無道理的。共產思維習慣了王朝式的官爵分封制這一產生官僚的方式，自然就無法理解台灣人為什么還要費盡心力地競選。中共領導人既然認定專制是愚民們別無選擇的選擇，自然就不能接受民眾自由地選擇自己的領導人。如果民主真的成為人民的選擇，那么鄧小平偉大的禪讓制豈不是要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了？那么中國共產党的權力私有制、中國共產党的黑箱政治、密室政治等等豈不都立不住腳了？所以，他們以導彈恐嚇台灣，以強大的威懾力不允許台灣人民自由地選擇自己國家的領導人。如此蠻橫的武力恫嚇，本身就證明了共產党思維的腐朽与落后，更不用談什么對先進与文明的奢望了。中共政治局的頭頭們明白，台灣領導人的民主產生的方式延續下去，對大陸必定產生深遠影響，所以大陸政府得威脅、得嚇唬、得讓台灣那邊知道，導彈（搗蛋）這玩意可不是好惹的。大陸的導彈多，雖然政治、經濟、文化等等上不去，但搗蛋卻是能夠、而且一定能夠上去的。共產党人這种陰暗而偏狹的心理，實在是螳臂當車、不自量力，遺笑天下，最后不得不沒趣地自行收場。對此，中國共產党表達忏悔；
j)在二○○○年台灣舉行第二次全民直選時，不應以中共國務院對台辦的名義發表“台灣問題白皮書”，不應對台灣同胞進行威脅与恐嚇，不應對台灣人民的心理造成不應有的損害，不應以中央政府的名義不平等地對待台灣；不應打壓李登輝發表言論的自由，雖然不同意李登輝的觀點，但要堅決捍衛他說話的權利；不應打壓呂秀蓮發表言論的自由，雖然不同意呂秀蓮的觀點，但要堅決捍衛她說話的權利。這种讓人說話的觀點，才是民主的觀點。而專制主義的輿論一律和不許別人說話的惡劣風气，确實是必須加以改進的，是不改進堅決不行的一种缺德之舉。對此，中國共產党表達忏悔。(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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