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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2日訊】在2003年4月3日下午﹐國務院新聞辦舉行記者招待會﹐由當時的衛生部長張文康介紹中國的“非典”疫情。當他把招待會開成“北京是一個安全的地方﹐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慶功會時﹐當北京至少數以百計的嚴峻疫情被輕描談寫成“12例﹐死亡3例”時﹐張文康在被這場數字游戲一旦破局而被當成替罪羊的命運就被定下了。

隨著更多的大陸醫生向外界透露實情﹐世界衛生組織 (WHO) 懷疑中國政府提供的有關數字的準確性﹐並要求進入更多的醫院﹐特別是軍隊醫院調查。

黑幕從這裡被撕開。

4月20日﹐國務院新聞辦再次舉行記者招待會。北京市維持多天的“37例﹐死亡4例”﹐一躍而成“339例﹐死亡18例”。

一場數字游戲引發了中共政治大地震。原衛生部長張文康和上任不到3個月的北京市長孟學農被免去了職務。

不管中國政府現在如何解釋這些數字變化的原因﹐如果沒有世界衛生組織 (WHO) 施加強大壓力﹐罕見地發佈全球警報﹐讓人們不要去中國大陸和香港等疫區旅行﹔如果不是許多政府和組織相繼取消或延後到中國的活動﹔如果不是靠外資輸血支撐的中國經濟面臨外資轉移的絕望﹐中國政府也許會一直在掩蓋“非典”的數字游戲中玩下去。就是現在﹐人們也照樣懷疑北京公佈的數字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講給小朋友的“狼來了”的 故事﹐沒想到應驗到80歲出頭的中共身上。

中國人喜歡數字。五十年代的高產衛星和大煉鋼鐵﹐刻意往大說﹐比的就是一個數字﹔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死亡多少﹐故意往下說﹐甚至大膽到廣場死亡是0﹐壓的也是一個數字﹔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幻﹐總是百分之7到8﹐穩定的就是一個數字﹔99年7月20日﹐江澤民發動了對法輪功的鎮壓﹐借口就是煉功導致“1400例”死亡﹐用來嚇人的還是一個數字。

數字在中共的手裡可謂得心應手。想大就大﹐想小就小﹐想不變就不變﹐想有就有﹐想無就無。一切圍繞政治的需要。

但是﹐由於中共在數字上玩假的通常是政治人物﹐科學常識不足﹐編出的數字游戲常常是經不起推敲的。

糧食畝產萬斤﹐對於專家和種地的農民﹐簡直是笑話﹔ 六四屠殺﹐國外衛星高照﹐又能騙得了誰呢﹖4月20日以前﹐香港採取了嚴密的措施﹐其“非典”病例和死亡人數反而高于沒有什麼防範﹑一度還鼓勵大家旅行的內地﹐這有多少可能呢﹖更有意思的是﹐栽給法輪功的“1400例”﹐是發動全國上下當做政治任務挖掘出來的﹐真實性可想而知。但在鎮壓的決策者來看﹐這已經是一個足夠大的數字來給法輪功定罪了﹐許多老百姓也確實相信了。不幸的是﹐ 決策者忘了人本來就是會死的。統計學家從人的自然死亡率來推算﹐發現這簡直是在給法輪功作病健身的功效宣傳。 按官方公佈的有200萬法輪功練習者來算 (姑且不說有幾千萬)﹐法輪功從92年傳出到99年的7年間﹐法輪功的死亡率只有 1400/200/7 = 萬分之一 —- 遠遠低于萬分之65的中國人的正常死亡率。何況法輪功練習者大都是體弱多病的老人﹐這是一個自然死亡率要大大高出中國人平均水平的群體。這是當初數字造價的人萬萬沒有想到的。

過去﹐中共的數字游戲都是在家裡關着門玩﹐愛怎麼弄﹐就怎麼弄。這次“非典”衝擊的國際化﹐使得人們有機會目睹它在數字造假上的狼狽不堪﹐也使得人們有機會領悟到中共在其他事情上是如何用相同手法愚弄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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