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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5日訊】大紀元編譯報導/紐約時報記者JOSEPH KAHN 4月13日發自中國廣州的報導(標題為China Discovers Medical Secrecy Is Expensive)，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自發現以來至今仍是一個謎。 它有可能如1918年西班牙流行性感冒般會致命，也可能像是退伍軍人症般的內在殺手，或者就只在2003年恐慌的歷史中隱去。

但是有一點醫學界非常確定的便是，如果中國政府不將此事當成骯髒的祕密隱瞞了四個月之久，SARS 也許不會那麼令人恐慌，甚至也不會演變成致命的威脅。

在這個疾病的焦點城市，繁忙的南部省市，衛生部門從去年11月到今年元月底花了這麼長的時間才將它歸類為潛在的傳染病。 他們在2月11日以前仍不對外公開此事，不管任何情況一律說”在掌控之中”。 甚至事件爆發後六週當中，中央政府沒有提供任何訊息給外部醫生， 這段時間出乎意外地擴散到香港。

這種保持沈默或封鎖消息的作法已經引起自14年前天安門鎮壓事件以來人們激烈的反彈。 連扮演聯合國代理機構黑眼，很少會質問會員國的世界衛生組織也發聲譴責中國處理SARS的態度。 外籍人士表示，愈來愈多的SARS病例令他們擔心中國的信用。 數萬名預計前往中國的旅客消失了， Wal-Mart,Goldman Sachs及一些其他的主要買主、投資者也限制去中國大陸旅遊。

經濟學家表示，在共產黨新的領導者嘗試要展現他們管理國家的才華時，今年的經濟成長率可能會因SARS而降低至少半個百分點。 此外， 這個疾病也讓中國這個共產黨清楚瞭解否認羞愧消息的一貫政策只會付出更高的代價。

中國領導者也發現他們不能一味地追求世界貿易組織而禁止世界衛生組織。 他們也瞭解飛機除了攜帶中國的微晶片到世界各地，也攜帶了微生菌。

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專家說：「中國以“內政”為由拒絕外人干涉的說法是遭到非議的。」「如果要找一個適當的比喻來形容”世界主義”的話，那就是全球健康的交互關連。」

有一些徵兆可以看出中國開始吸取這次的教訓。 北京，在延宕多時之後，上週終於允許世衛醫生訪問廣州。 世衛醫生接觸到了廣州有關SARS的醫療紀錄， 這些記錄在這之前被列為國家機密。 他們也拜訪了醫院，以測試廣州統計疾病傳播的可靠度。

世衛首席代表羅伯（Robert F.Breiman)說：「他們讓我們接觸我們要求去的地方。他們瞭解如果我們不能在這裡解決問題，我們也無法在其他地方解決。」

中國官方也說他們下次將更快公布消息。 中國疾病控制中心主管李立明（譯名，Li Liming)做了一次不尋常的公開道歉，他說：「我們必須向每一個人道歉。」

像這種遲來的道歉其實也反應了這個一黨專政的國家吝於改變的本質，他總是在壓力下才進步一點。 雖然僅僅幾年的外交手腕和貿易威脅，外籍人士已經開始嘗試中國的敏感地帶，例如通訊跟銀行。 公共衛生專家也在這行列之中，最近他們更發現他們可以免受國際間的審查。

然而面對黨的僵化體制導致SARS演變成燙手問題，新的領導階層，由國家主席胡錦濤領導的共產黨也沒有什麼好作為可為人道。 中國習慣性的一再錯失解決天然或人為災害的時機， 像後1950年代的飢荒肇因於毛的強迫土地收歸國有， 只因每一個階層官員的唯一責任就是去諂媚他們的主管。 沒有直接對大眾負責的機制，所有的獎勵指向掩蓋壞消息。

從這次官方依然沿用一貫的否認跟事後承認的伎倆，可以知道他們並沒有從愛滋病的處理不當中學到多少教訓。 儘管廣東SARS事件急轉彎，北京公布醫院病人數目不實仍然持續令大家困惑。 理由可能是案例發生得太快，北京當局來不及因應而不得不以現在已”有效控制”搪塞。

中國一些知情者跟西化較深的領導者在掩飾中國處理SARS上表現得輕描淡寫。 一位參與2001年WTO談判的資深貿易官員龍永圖（譯名Long Yontu)最近竟然告訴香港的觀眾是媒體過度反應SARS。

他引用過時的統計說，”在北京有12人感染，3人死亡””北京有一千萬人口，我們不需要那麼在意。”

即使一些平時很怕得罪北京的亞洲領導人現在也不買北京的帳了。 新加坡總理吳作棟（Goh Chok Tong)忙於解決SARS，本週拜訪印度時傳出他取消中國之行。 他的政府說，他是聽從“他的醫生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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