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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5日訊】1957年夏天，戲劇界的反右運動是從吳祖光身上打開缺口的。爲了羅織罪名，黨內人士擅自把吳祖光在文聯座談會上大鳴大放的發言摘要，加上一個上綱上線的大題目——《党趁早別領導文藝工作》——在《戲劇報》第14期發表。剛剛加入中囯共產黨的曹禺立即做出反應，一連推出《吳祖光向我們摸出刀來了》、《質問吳祖光》兩篇文章痛加批判。在前一篇文章中，針對著這位在國立劇校時期比鄰而居的老同事，曹禺頗爲形象地描述說：“我的感覺好像是：一個和我們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對隔壁人說起黑話來，而那隔壁的強盜正要明火執仗，奪門而進，要來傷害我們。吳祖光，在這當口，你這個自認是我們朋友的人，忽然悄悄向我們摸出刀來了。”

在第二篇文章中，曹禺一口氣擺出吳祖光的三把刀子。第一把刀子是“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反領導的思想”。第二把刀子是“今天的社會不只是和一九四三年的重慶的社會‘有這麽多相似的地方’，而從戲劇的角度來看，比當時還要壞！” 最令曹禺惱火的，還是吳祖光牽扯和冒犯到他曹某人頭上的第三把刀子：“譬如賢如曹禺同志也有所謂‘想怎樣寫和應該怎樣寫’的問題。口是心非假如成爲風氣，那就很不好，這種情況必須改變，這就難怪我們的劇本寫不好。”

相對於這種理直氣壯的揭發批判，更接近于曹禺本人的真實思想和真實感情的，應該是他多年後說出的懺悔話語：“吳祖光，我去南京劇校不久，他就來了，一起到了四川。……對於他，我要多說幾句，我是對不起他的，當然，還有一些朋友，在反右時，我寫了批判他的文章。那時，我對黨組織的話是沒有懷疑的。叫我寫，我就寫，還以爲是不顧私情了。不管這些客觀原因吧，文章終究是我寫的，一想起這些，我真是愧對這些朋友了。現在看，從批判《武訓傳》開始，一個運動到一個運動，總是讓知識份子批判知識份子，這是一個十分痛心的歷史教訓。今後，再不能這樣了。這‘文革’中，我躺在牛棚中，才從自己被批判被打倒的經歷中，深切地體驗到這些。”“祖光這個人絕頂聰明，性格也十分開朗，他是屬於那種胸無城府的人。半斤八兩，你都看得一清二楚，對他你無需防備。他沒有學過戲劇專業，他是京劇的票友，好看戲，對京劇那是熟透了。……他的戲透著一股靈氣。還有，他在解放後導演京劇的電影片，連梅蘭芳先生都佩服他。他是有點神。他這一輩子受了不少苦，我是欠他的。但是，他這個人不記仇。……但是，我就是這樣，連我自己都厭煩我自己了。”（田本相《苦悶的靈魂——曹禺訪談錄》第65、69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比起曹禺本人的懺悔和反思，曹禺和吳祖光江安國立劇校時期的學生、中囯共產黨地下黨員劉厚生，對於曹禺既嘔心瀝血又充滿矛盾的悲劇人生，另有更加深刻獨到的分析和總結：“解放初期，他覺得共產黨什麽都是對的，要他幹什麽，他就幹什麽。另外，他也是‘既得利益’者，比起解放前，他的地位、名譽和待遇啦，要高得多，統統都有了。在經歷了一段之後，他很清楚，每次政治運動過後，要麽都有，要麽都沒有了。這點，他看到了。所以，每到關鍵的時刻，他就猶豫了。是說真話，還是跟著表態？這時，他就不那麽率直了。”（田本相《苦悶的靈魂——曹禺訪談錄》第275頁。）

關於曹禺當年大加稱讚的《鳳凰城》，晚年吳祖光在《“投機取巧”的〈鳳凰城〉——我從事劇本寫作的開始》中寫道：“就是在我20歲的1937年，非常偶然地寫了這個《鳳凰城》，……這個劇本寫得太幼稚，今天一看會教我感到臉紅耳赤。譬如劇中苗可秀別家出征總帶著義仆張生，直到他殉國死難，完全是舊戲裏公子隨身的書僮那樣的主仆關係。第一幕可秀和妻子分別，趙侗打趣，居然唱了一段京劇‘平貴別窯’。弟弟可英要隨他參加戰爭，他勸弟弟要好好讀書等……現在連我自己也看不下去。這也說明，比起半個世紀以前的1937年，我到底還是進步多了。”

關於自己一生中所遭受的政治磨難，晚年吳祖光的概括是這樣的：“中年煩惱少年狂，南北東西當故鄉；血雨腥風渾細事，荊天棘地也尋常。年查歲審都成罪，戲語閒談盡上綱；寄意兒孫戒玩笑，一生纏夾二流堂。”二流堂是吳祖光四十年在重慶時，與中囯共產黨內的秀才夏衍、胡喬木、喬冠華、廖沫沙等人相互交往時的一句玩笑話，在文化大革命中卻成了他的另一罪狀，不僅自己遭受磨難，連嬌妻新鳳霞也被折磨成了終生殘疾。隨著當事人的先後去世，這些文壇恩怨已經成爲過眼煙雲般的陳年舊事，在這陳年舊事之中，卻隱藏著太多太多的文化內涵和歷史教訓，值得人們去探索、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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