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vsmo.com)
【我不相信那些卑劣的对罪恶的饶恕，那些虚伪的对邪恶的绥靖，和那些轻而易举的宽容。我更蔑视那些对世界和平进行讹诈的人。当和平的前提是驯服、恐惧、失去尊严和自由，这就不再是和平，而是自杀。—-法拉奇】
———————-
【译者注：本文（The Rage, the Pride and the Doubt）发表在3月13日《华尔街日报》言论版。现居纽约的意大利著名女作家法拉奇（Oriana Fallaci）是目前西方知识界最直言批评伊斯兰文化的知识分子，她在911之后一个星期写出的坚决捍卫西方文明的《愤怒与自豪》一书，在欧洲引起轰动，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等都成为畅销书；同时也遭到伊斯兰世界和欧洲左派的激烈攻击，并被告上法庭，甚至受到来自穆斯林团体的死亡威胁。《愤怒与自豪》的节缩版在意大利最大的报纸登了四个半版，创了报纸言论版面长度的记录。本篇英文原文近三千字，也是《华尔街日报》罕见的言论文章长度，可见她的文章受重视的程度。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法拉奇的观点，尤其是最后一条，但我非常欣赏她顶着西方“政治正确”的浪潮，和左派枪林弹雨的攻击，以及伊斯兰世界的谩骂和死亡威胁，丝毫不妥协、绝不放弃捍卫西方文明的敢言精神。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将本文译出供中文读者参考。】
————————-
试图回避关于这场战争是否应该打的问题，战胜那些仍撕裂着我的不情愿和怀疑，我经常对自己说：“如果伊拉克人能够自己铲除萨达姆 侯赛因该多好；如果他们能够像我们意大利人1945年对待墨索里尼那样，处决他，然后倒绑着他的双脚吊起来该多好。”但这都没用，或者只从一个方面有意义：意大利人在1945年能够从墨索里尼手下解放出来，是因为盟军已占领了五分之四的意大利；换句话说，是因为有了二战。没有那场战争，我们就一直得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在二战中，盟军毫不留情地轰炸了我们；我们像蚊子一样地死亡。盟军也同样在阵亡，在萨勒诺、在安兹欧、在卡斯诺（意大利三城市）、在从罗马到佛罗伦萨的道路上。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45,806美军和17,500英军阵亡，还有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和巴西等的盟军；还有选择了戴高乐的法国人，还有选择了第五或第八军的意大利人。有谁能猜到在意大利有多少盟军的墓地吗？60多个。最大、最拥挤的是美国军人的，在拿图诺，有10,950个墓碑；在佛罗伦萨附近，有5,811个。每一次我路过那里，看到那潮水般的十字架，我都因悲痛和感激而颤栗。
在意大利当时也有一个叫做“全国解放前线”的抵抗（法西斯）组织，盟军给他们提供武器弹药。我当时虽然只有14岁，但也参加了这个抵抗运动。我清楚地记得，勇敢的美国飞机冒着射向空中的枪林弹雨，向图斯坎尼地区空降援助。准确地说，他们在一个晚上空降了一支突击队，帮助建立一个叫做卡拉电台的短波站。但是，这10名能说流利意大利语的美国人在三个月之后被纳粹抓住，遭拷打之后，和一名参与该活动的叫做安娜 玛利亚的意大利女孩一起被处决。
所以，对这场战争到底该不该打，我仍有两难选择。我试图能够在这里讲明我的理由。首先，和那些从来不怒吼反对萨达姆和拉登，只知道向布什和布莱尔吼叫（他们在罗马的反战中也举着牌子喊反对我，希望我被炸死）的反战者们正相反，我对战争十分了解。我知道什幺是生活在恐惧中：在战火袭击下奔跑，目睹亲人被杀害、房屋被摧毁，在饥饿中梦想着一块面包和一杯水。更难受的是要为（或者感觉要为）别人的死而承担责任。
我知道这些，因为我属于二战那一代人；作为抵抗运动中的一份子，我本人也是个战士。我知道这些，因为我生命中的相当一个部份是战地记者。从越战开始，我就亲身经历了那些只是在电视上、在把西红柿酱当血的电影里看到战争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恐怖。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对战争的痛恨远超过那些认真的、或者玩世不恭的反战者们。我痛恨战争。我写的每一本书里都流露着我对战争的痛恨，我不能忍受见到枪。但是与此同时，我不接受“所有的战争都是非正义、非法的”这种观点，或者说这个口号。抗击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天皇的战争是正义、合法的；我的祖先们打的反对侵略者的意大利重生战争是正义的、合法的；美国抗击英国的独立战争，和其它为了自由和尊严的战争也同样是正义的、合法的。我不相信那些卑劣的对罪恶的饶恕，那些虚伪的对邪恶的绥靖，和那些轻而易举的宽容。我更蔑视那些对世界和平进行讹诈的人。当和平的前提是驯服、恐惧、失去尊严和自由，这就不再是和平，而是自杀。
令我对这场战争到底该不该打产生两难选择的第二个原因是，这场战争不应该现在打。我希望，希望这是合理的，这场战争在一年前就打了，在世贸大厦的浓烟未消、整个文明世界都心向美国的时候。如果那时候就打了，那些从来不反对萨达姆和拉登的“和平主义者”们今天就不会在那些广场上诅咒美国。好莱坞的演员们就不会扮演救世主，暧昧的土耳其就不会玩世不恭地拒绝美军通过其基地抵达伊拉克北方前线。虽然那些欧洲人今天用他们的吼叫给阿拉伯世界的反美声增加了分贝，但是一年前，没有人怀疑又一个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完全有权利反抗。事实是，这场仗绝对应该早就打了。
我的意思是，在克林顿任总统期间，小的珍珠港事件早就在国外发生着，在索马里、在肯尼亚、在也门。正如我一遍又一遍反复讲的，我们不需要911才看清那个癌瘤。那是一个存在了几十年的事实，911事件只不过是一个令人痛苦的确认：医生摇晃着X片，残酷地告诉你，“亲爱的先生，你得了癌症。”
如果克林顿少和风骚女郎们混时间，正经地利用了白宫，或许911就不会发生。当然不必说，如果老布什在海湾战争时就铲除了萨达姆，911发生的可能性就更小。天呢，在1991年的时候，伊拉克军队就像被戳破的气球，他们溃散得那幺快，那幺容易，连我都抓住了四个兵。我在一个沙漠沙丘的后面，就我一个人，四个像枯髅样、身着破烂军服的人，高举着双手向我走来，并低声喊着：“布什，布什。”他们的意思是，“请把我抓住当俘虏吧，我很渴、很饿。”我把这四个俘虏送给了海军陆战队，可那个负责的美军不仅没有祝贺我，却不满地嘟囔了一句：“该死的，还有这么多！”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没有去巴格达，没有铲除萨达姆。为了感谢美国，萨达姆试图暗杀让他保住了权力的美国总统。所以，有时我设想，这场战争是不是一场等待已久的复仇，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承诺。就像莎士比亚的悲剧；或者是希腊悲剧。
令我对这场战争犹豫的第三个原因是，一个已经犯的事实错误：我们不得不承认，自从911一直到去年夏天，所有的谴责都集中在拉登、盖达和阿富汗那里，萨达姆和伊拉克完全被忽略了；只是当我们知道拉登还好好地活着，“无论死活，抓住拉登”的承诺没有兑现的时候，我们才记起萨达姆的存在，才意识到他可不是一个有慈悲胸怀的人：他割掉反对者的舌头和耳朵、他当着孩子父母的面杀儿童、他把杀掉的女性头颅在街头示众、他把囚犯关在像棺材那么大的牢房里、他还用这些人做生化武器的试验；他串通盖达组织、支持恐怖活动
，他给每个巴勒斯坦自杀神风敢死队家属两万五千美元；他从来没有放弃武装，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大众毁灭性武器，所以，联合国应该派检查团回去。
让我们别开玩笑吧：如果70年前，那个毫无效率的“国联”派检查团去德国，你以为希特勒会带他们去核子武器研制基地，给他们看正在制造的原子弹吗？你以为希特勒会暴露那些杀人的集中营吗？但是，联合国检查团的闹剧恢复了，戏的主角从拉登转向了萨达姆。抓住盖达的第二号人物、911的设计者穆罕默德几乎没有引起什幺反响。联合国的闹剧又加上了布什先生自相矛盾的游戏：一边向联合国要动武许可，一边往前线派兵，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派了25万军队，加上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共31万；但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他的敌人，我应该说是西方的敌人，并不仅仅是在巴格达。
他们也在欧洲。他们在巴黎，那里有甜言蜜语的希拉克，他根本不在乎什幺和平不和平，他只是想满足得“诺贝尔奖”的虚荣心；那里没有铲除萨达姆的愿望，因为萨达姆意味着法国可以得到伊拉克的石油；那里仍在追逐拿破仑主宰、霸权欧洲的欲望。
他们在柏林，在那里，那个平庸党的施罗德靠把布什和希特勒相比而赢了大选；在那里，他们用纳粹标志来污辱美国国旗；在那里，他们为了实现再成主子的梦想而和法国勾肩搭背。
他们在罗马，在那里共产主义者们正像悬念电影里的小鸟一样，好象已经从正门离开了，但其实又从窗户溜回来了；在那里，那个用他的虔信主义，为了基督教能一统全球而谄媚第三世界的罗马教皇，接见了伊拉克外长，好象这位萨达姆的副手是一只和平鸽，或者是一个要被狮子吞噬的殉难者，还派教士们陪他去朝拜圣 弗兰西斯的墓地。
在其它欧洲国家，情形大同小异。布什先生，你的敌人在欧洲到处都是。你轻描淡写的“不同观点”其实是纯粹的仇恨。因为在欧洲，先生，和平主义是反美主义的同义词；在那里，在正复活的最邪恶的反犹主义伴随下，反美主义的胜利和在伊斯兰世界一样。你的大使没有告诉你吗？欧洲已经不再是欧洲，它已经成了伊斯兰的一个省，就像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十三世纪的）摩尔人时代一样；它接纳了一千六百万穆斯林移民，和毛拉、伊玛姆、清真寺等拥挤在一起；它给成百上千的恐怖份子提供了安身之处，（欧洲的）政府们根本不知道怎幺查获和控制他们。欧洲的人们非常恐惧，他们挥舞着和平主义–等于反美主义同义词的和平主义–来感觉自我保护。
同时，欧洲根本不在乎美国在二战中为它牺牲的22万1千4百84个美国人。不仅不感激，而且美国人的墓地居然引起他们仇视；其结果就是，在欧洲没有人支持这场战争，甚至包括那些官方是美国盟友的国家，甚至包括那些称呼你为“我的朋友乔治”的总理们（像贝卢斯科尼）。在欧洲，先生，你只有一个朋友，一个盟友：布莱尔。但是布莱尔先生也是在领导着一个被摩尔人侵入的国家，一个隐藏着仇恨的国家；他的工党也和他对立。顺便说一句，布莱尔先生，我应该向你道歉：在我的《愤怒与自豪》一书中，我对你是不公平的，因为我写道，一旦你的政治利益受损，你就会放弃你的道义和勇气。而事实上，为了信念，你正在放弃那些利益，保持着完整的统一性。我真的向你道歉。我同时收回对你那些对伊斯兰文化过份赞美的评价：“如果我们的文化和推行蒙面纱的文化有同样的价值，那你为什幺在我的图斯坎尼（意大利城市）度假，而不去沙地阿拉伯？”现在我说：“我的图斯坎尼就是你的图斯坎尼，先生，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最后一个令我对这场战争犹豫的原因是，布什和布莱尔先生，和他们的顾问们给这场战争的定义：“一场解放战争，一场给伊拉克自由和民主的人道战争。”噢，别提了。战争都是残酷的，所有的战争，甚至正义战争，都有死亡、破坏、野蛮和眼泪。这场战争不是一场像二战一样的解放战争（它同样不是一场那些从来不向萨达姆和拉登吼叫的和平主义者们所说的“石油战争”，美国不需要伊拉克的石油）。这是一场政治战争。西方的敌人以911向西方宣布“圣战”开始，所以这是一场响应“圣战”的战争。这也是一场预防战。一支免疫剂，一个割掉萨达姆的手术。在各种癌瘤中，萨达姆是最明显和最危险的一个。更进一步来说，铲除这个障碍，布什和布莱尔先生相信，中东的格局就会像奥斯曼帝国垮台之后那样改变，使他们可以用基督精神、民主自由来征服中东。
我认为这又错了。自由不是礼物。自由没法用炸弹、用军人硬塞过去。正如我父亲要求那些反法西斯主义者加入抵抗运动时所说，我今天也对那些真诚地相信可以硬性扩展美式民主自由的人们说：人民必须靠自己的力量赢得自由。民主、自由必须是他们的愿望，一个国家必须知道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对于欧洲来说，之所以说二战是解放战争，并不因为是它带来了具有传奇色彩的自由和民主，而是因为它重新恢复了欧洲，因为欧洲人知道什幺是自由，什幺是民主。当然，日本人不知道，这是事实。对于日本人来说，民主和自由是对广岛和长崎的一个补偿；同时日本已经开始走向现代化，而且他们不属于伊斯兰世界。当我在书里写到宾 拉登只是冰山一角的时候，我指的这个冰山是那个1400年没有改变的伊斯兰冰山，那个1400年没有摆脱蒙昧的冰山。自由与民主和那个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和那个神权专制的国家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他们的人民拒绝它，更甚者，他们想抹掉我们的自由和民主。
就像那些怀着固执的乐观主义、在得克萨斯的阿拉莫打了漂亮的一仗（1836年），最后全被墨西哥人杀死的勇士一样，美国人以为他们在巴格达会像在罗马、佛罗伦萨和巴黎那样受欢迎。“他们会欢呼我们，向我们抛鲜花”。或许是，在巴格达什幺事都可能发生。但是，之后呢？三分之二的伊拉克人是什叶派教徒，他们一直就梦想着建立伊斯兰伊拉克共和国。还记得吗？苏联也曾在阿富汗欢呼，他们也在那里强力推行了和平，甚至成功地使女性摘掉了面纱；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俄国人不得不离开。塔列班来了。所以我不禁疑问，如果伊拉克不仅不学习民主，而成为一个塔列班的阿富汗怎么办呢？如果美国不仅没有扩展民主，反而使中东这个癌肿扩散了怎么办呢？ 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自豪的西方文明捍卫者，我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布什和布莱尔的新征战；没有任何不情愿，我会至死和他们一起战斗。这是我唯一丝毫没有疑问的。
(Translated fro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c 2003 Dow Jones & Compan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作者法拉奇 Oriana Fallaci 是著名意大利记者，译者曹长青为原深圳青年报副总编，现为居住纽约的自由撰稿人）
(转自“观察” 本文副标题为编者所加)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