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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3日訊】 今年是羊年，古時”羊”、”祥”通假。當人們紛紛互祝三羊開泰、吉羊如意、羊羊得意時，我總是不合時宜地想起羊腸小道、羊質虎皮、歧路亡羊、餓虎扑羊、如狼牧羊、羊皮膏藥等成語。特別是十羊九牧這個典故，令我感慨良多。 “十羊九牧”典出《隋唐楊尚希傳》：”當今郡縣，倍多于古，或地無百里，數縣并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据史料記載，隋代官民比例是1:4026人，這個比例方之今日實在是微不足道。當時即有”十羊九牧”之說，今日官民之比已高達1：25，無論縱比橫比，都是超超領先，真不知要用何語才能形容了。
對于官場机构重疊、人員臃腫、官多民少、人浮于事的肥胖症，早已是眾所周知、眾口同斥，無勞費舌。民謠曰：”三分之一的干，三分之一的看，三分之一的瞎搗亂。”可謂高度概括了這一官場病象。
英國著名的政治學家帕金森在闡述官僚机构人員膨脹現象時，揭示了這樣一個原理：行政机构如金字塔一樣不斷增高，各种人員總是越來越多，結果勢必組織效率越來越低。后人稱之為”帕金森定律”。 各國政府，几乎不同程度地染上過這种惡性的”官場傳染病”。但大多數西方國家通過民主制度的完善而獲得較好的療效乃至根治。中國則始終是重病纏綿。建國50年來，可以說行政机构的改革一直沒有停止過，大的改革就進行了六次，自改革開放以來又進行了4次大的机构改革，卻一直未能跳出”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
最近一次是世紀之交由鐵面宰相朱鎔基所主導，人稱這一次机构改革，從中央到地方，裁減机构之多，分流人員之眾，力度之大，決心之狠，都是空前絕后的，號稱是五十年來中國規模最大的一次。除了實現提高效率、适應政治、經濟發展需要的近期目標之外，還确立了要逐步建立一個功能齊全、結构合理、運轉協調、靈活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的長遠目標，并且緊緊抓住職能轉變和理順關系兩個環節，實行定職能、定机构、定編制的”三定”方案。
然而，效果如何，看看吃財政飯的是多了還是少了就可知道了。据《轉軌的中國》一書披露，1992年統計，中國靠國家財政預算支付工資的人員接近4000万，按每人每年1万元算，現有財政供養人員就需要4000多億元。按中國12億人口的比例計算，官民比例為1：30。經過”朱鎔基變法”之后，吃財政飯的人還有多少，要吃掉多少錢，最新數据我還不知，但日前在某媒體見到官民之比已達1：25！原來，從行政机關裁減出來的人員又以各种名目「分流」進事業單位，令財政供養人員迅速增至四千五百万之多。這不是減肥減肥愈減愈肥了嗎！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揚鳳春副教授在接受《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采訪時說什么：僅從規模和人數來看机构改革的成敗，意義不大。轉型期政府面臨諸多挑戰，机构改革應以提高施政能力和自律水平為重點，單純精簡机构規模与人數是把复雜問題簡單化了。
提高施政能力和自律水平當然重要，可如果机构減不了肥，人浮于事、十羊九牧現象依然故我，談何施政能力、自律水平？堂堂教授沒听過西方管理學界有一條著名的苛希納定律嗎：如果實際管理人員比最佳人數多2倍，工作時間就要多花2倍，工作成本要多花4倍。
最近”兩會”期間，”机构改革”之聲雄波又起，各大”喉舌”喜气羊羊，老梟以為不過羊皮膏藥而已。精簡之路乃羊腸小道，連頗得民心甚具威望的老朱都虎頭蛇尾、半途而廢，小胡小溫等新人初上台，威權既不足，能力又有限，豈能走通？絕難走通！
精簡机构人員与稅賦改革一樣，都是專制、人制社會的老大難問題。清華大學的秦暉教授的”黃宗羲定律”，概括了封建賦稅制度”三大害”。溫家寶在”兩會”上說，”歷史上稅費改革進行過不只一次。每次稅費改革后，由于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局限性，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后會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明清時期的思想家黃宗羲稱之為’積累莫返之害’，這就是所謂的歷史上有名的’黃宗羲定律'”。他表示，”共產党人是徹底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我們一定能夠把鄉鎮机构精簡下來，一定能夠把過多供養的人減下來，一定能夠走出’黃宗羲定律’的怪圈。”
老梟可以百分百肯定，机构改革，新的領導班子一定擺脫不了”帕金森定律”，稅賦改革，溫家寶一定走不出黃宗羲定律的怪圈。你瞧溫家寶的話大前提就是錯誤的：”共產党人是徹底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婦孺皆知這是歁世謊言。既使西方民主國家權力受到有效制約的執政党及其公務員，也不可能”徹底為人民群眾謀利益”，何況唯我所欲、唯我獨大、唯我最腐的老子党？
据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教授分析，從歷史上看，對官僚系統進行大規模的改革有四种可能的方式。一种是通過軍事政變，有些發展中國家文官腐敗嚴重，軍隊是打破既定秩序最有力的組織。第二种方式有一個強有力的領袖人物，自上而下發動的碰坏性運動，使整個官僚系統完全崩潰，中國的文革就是這种方式。第三种方式也是自上而下的，但它的發起者是一個開明的專制的權威領袖，并通過不斷學習的和平改革方式進行，日本明治維新即是這种方式的典型代表，新加坡的李光耀也是以這种方式推動改革。第四种方式是現代西方國家的通行方式，即民選政府推動官僚系統改革的方式。民選政府自身有力量推動改革，是因為他們是選舉上台，具有政治學意義上的合法性，他們受民之托，也有改革的使命感，所以能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從全國目前机构改革的現實情況看，不符合其中的任何一种（2003.3.10《《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
一、二种改革破坏性負作用極大，非所宜為，第四种效果作用最佳，非所能為，目前中國勉強可走的是第三條道路，看來只能寄望于一個開明的專制的權威領袖，以和平方式自上而下地推動政治改革的同時進行机构改革。不然，不論”改革”的口號叫得多響，只要不触及政治體制這個根本，終究是空談。不僅机构減肥、愈減愈肥，其它稅賦、國企、金融、財政、投資、价格體制等改革，都是修修補補即補即漏的治標之策，前景慘淡、成功無望。
正如張黎明先生在《中國行政机构批評》中所指出：”我國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先是脫胎于封建社會的皇權專制政體，繼而又照搬蘇聯的計划經濟體制，這兩种體制都是建立在權力高度集中的基礎之上的，雖然這是兩种性質根本不同的政權，但是維持這种體制的一個支撐點，都是有龐大的國家机器和膨脹的官員构成的管理階層。
為了建立這樣一個管理网絡，官員的委任常常超越崗位編制，机构的設置往往重疊交叉，以至于造成”官”与”民”的比例越來越趨于失衡”。
一個專制、人制的社會，必是一個”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擇劣汰优的社會，”不稱職的官員”永遠占了大多數。根据”帕金森定律”， 一個不稱職的官員，有三條路可走，一是將位子讓給能干的人；二是選一位能干的人來協助自己；三是任用兩名低水平的助手。對于這位不稱職的官員來說，除非有強制性的力量存在（制度），他是不會走第一條路的，那樣他會失去許多利益；第二條路他也不會走，因為那樣會使自己多出一個有力的競爭對手；只有選擇第三條路于他最穩妥。于是，兩個平庸的助手分擔了他的工作，而自己則能高高在上發號施令，同時也沒有人成為自己晉級的障礙，而下級既然能力不濟，他們又會上行下效，為自己找兩個更加無能的助手。如此惡性循環，十羊九牧，又何能免？
机构臃腫人浮于事似已成為無解的方程、難解的結。專制之虎倘不除，”改革”、”精簡”終徒勞；人制之牧倘不改，中國人民永遠是歧路上、牧鞭下、虎口邊的羊！
──原載《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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