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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8日訊】 歲末年初，以尹明善、徐冠巨分別當選重慶市和浙江省的政協副主席爲標誌，大批民營資本家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成爲媒體注目的一個焦點。以富豪而高官，和以高官而富豪一樣，即便在1949年後也不是什麽新鮮事，過去就有舊資本家榮毅仁貴爲國家副主席，但在中共十六大之後，新興資本家以這樣大的規模進入現行政治體制，這是前所未有的。秦暉先生在《南方周末》（2003年1月29日）發表《”商人當官”、多元利益與代議機制》的評論，代表了理想未泯的知識精英的一種期待，用意顯然是良好的，但如果著眼於當今中國的現實，由”商人當官”開始，我看不出有導向”多元利益”，更不必說”代議機制”的可能性，教授的期待恐怕只能是一廂情願。何況這一次富豪們進入的大都是政協，只不過是一種恩賜的裝飾性的”參政”，連”議政”也談不上，離真正的”從政”恐怕還有遙遠的距離。

其實，資本家重新粉墨登場，充其量也只是回到20世紀50年代前的政治格局，國民黨政權基本上就是代表大資本家、豪門大戶利益的，位居權力金字塔頂端的”四大家族”乃是最大的豪門。毛澤東以流血漂櫓的代價一統山河，沒收官僚資本，到50年代中期幾乎將大大小小的民營資本家都消滅殆盡。半個世紀過去了，時移勢異，一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權，總是要不斷地尋求自己的支援力量、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資本家–作爲”先進生産力”的代表，知識精英–作爲”先進文化”的代表，他們被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權勢力量選中，共同構成”三個代表”的主旋律也就順理成章的了。隨著”打天下、坐天下”這一代的紛紛凋零，除了”太子党” 子繼父親業、孫繼祖業的不成文的世襲制，除了”學而優則仕”（自然還要加上吹拍有方，做馴順奴才，同時遇上”高人”，缺一條恐怕都不行），又增加了”商而富則仕”一條出路。

中國的矛盾錯綜複雜，萬病叢生，然而歸根結底無非一個病根，根在制度也。只要千載之下依然行”秦制”，焚書坑儒只是以更隱蔽、更技巧的方式繼續著，社會就不會有什麽變化，無論是”學而優則仕”，還是”商而富則仕”都甩不了”人治”體制的尾巴，也就是說權力與民意無關。在無限權力主宰下的時空，深圳的”行政三分制”被主流媒體吹得天花亂墜，仿佛民主明天就要到深圳。大凡有一點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樣”行政三分”至多只能與唐代的”三省制”相媲美。在一個皇帝、一個集團的無限權力之下，任何行政分立都與真正的相互制約無關，根本無助于社會進步和民生幸福。也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呂日周雷厲風行在山西長治推行富有濃厚人治色彩的”政務改革”，才會使他成爲家喻戶曉的”青天”，才會讓舉國媒體趨之若狂。說穿了，就是因爲中國本質上還沒有走出秦始皇時代、慈禧時代。一切都不過是周而復始的迴圈罷了，曾幾何時，資本家、富人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三十年河東”，而今富豪大賈又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政治舞臺，仿佛歷史只是繞了一個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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