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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6日訊】在前兩年非常流行的一本小冊子《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中，克魯格曼先生做了一個讓中國人疑惑不已卻又不寒而栗的設問：下一個是中國嗎？他的意思是說，在几乎所有的亞洲國家都經歷了一次毀滅性的崩潰之后，中國──這個“亞洲奇跡”中最大的奇跡，是不是下一個即將崩塌的神話？
雖然中國有所有已經遭遇流行病襲擊的亞洲國家的通病，比如臭名昭著的裙帶資本主義，完全失控的銀行管理等等。但作為一個比其它亞洲國家龐大得多的經濟體，中國顯然具有自己与眾不同甚至是至關重要的特點。否則，我們就很難解釋為什么獨獨中國能夠幸免于那一場可怕的災難了。可能正是鑒于中國問題的复雜性和棘手程度，克魯格曼在提出了這個讓人煩惱的問題之后，并沒有給出答案，便匆匆結束他的討論。雖然他明确地將中國歸為他所謂的“坏”的經濟體──那种即將進入危机狀態的經濟體。
從表面上看，中國不僅成功的避開了亞洲金融風暴的蹂躪，而且繼續以其慣有的高增長姿態傲視全球。在危机之后，中國仍然以年均7%以上速度連續增長了4年。在許多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那里，中國的這种奇特表現已經成為世紀之謎。因為它對我們的常識构成了挑戰。難道，常識真的要被證偽嗎？還是人們看到的中國，僅僅是一個假象？
一、中國在干什么？
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的1997年，中國經濟實際上在內部已經遇到了嚴重問題。這不僅表現在中國經濟一直處于緩慢的下滑過程中，更表現在中國一直引以為傲的漸進改革已經完全失去了動力。金融改革毫無起色、國企問題日趨嚴重、貪污及社會貧困開始制度性彌漫。突如其來的亞洲金融危机不過是以一种意外的方式暴露了中國這种漸進模式的另一面。
當此時，本來是中國領導人痛下決心，革除體制積弊的時候。然而，自尊心和現實經濟的壓力驅使中國領導人走上了一條截然相反的道路。為了繼續維持經濟的快速增長以遮掩這個即將衰朽的神話，中國領導人几乎完全擱置了制度改革，開始不惜一切代价的追求短期的經濟表現。就中國領導人對嚴峻的制度改革形勢的漠視而言，這种以GDP為唯一追求目標的執政思路已經達到了瘋狂的程度。正如許多觀察家看到的那樣，1997年之后，中國領導人沒有推出一項旨在長遠的改革──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更加緊迫的政治改革，來凝聚進一步改革的動力。相反，他們利用一切可以動員的資源，以一种近乎掠奪的方式來極力支撐其表面的繁榮。在短短的4年中，中國政府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方式來刺激經濟增長，這既包括西方人熟悉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也包括西方人不那么熟悉的所謂收入政策和消費政策。借助于這些以龐大的公共開支為基礎的政策刺激，中國在少數大型城市快速樹立起了一個高成長國家的典型形象：不斷崛起的高樓大廈，迅速增長的中產階級消費群體，源源不絕的外來尤其港台地區的投資，絡繹不絕的黃金周旅游人群。呼應于這种新的形象，那些對亞洲模式曾經有過深刻怀疑的人們終于丟掉了他們最后的一絲警惕，以自己的熱情和行動匆匆投入了“中國世紀”的合唱。然而，人們很快就會發現，中國，不僅僅意味著大城市，更不僅僅意味著那些多少有些樣板意義的特大城市；中國不僅意味著讓人心動的机會，也可能同樣意味著始料不及的巨大麻煩。讓我們來看一看實施這种被中國領導人稱為“擴大內需”卻被我稱為“類凱恩斯療法”所付出的代价。
之所以將這种政策稱為“類凱恩斯療法”，而不是克魯格曼所推荐的“凱恩斯療法”，是因為實施同一政策的并不是同樣性質的政府。換句話說，中國政府是在完全缺乏“凱恩斯契約”的約束下實施這些政策的。在這种契約中，政府必須在不違反自由市場原則的情況下來采取干預行動。而這种契約在中國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我們必須注意到，在實施同樣政策的時候，中國政府仍然是一個權力完全不受監督但卻掌握大量壟斷資源的政府，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區別。正是出于這個區別，我們將會看到同樣一個政策將導致何等南轅北轍的效果。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中國1997年后采取的一攬子刺激政策的核心部分。從1998年開始，中國政府進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資。為此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從1997年的560億飆升到2002年的3,000多億。無論我們從什么角度去評价這個政策，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中國，所有的公共投資不僅低效，而且充滿了各种貪污和受賄丑聞。正是基于這一點，民間將這類公共投資形象的比喻為“富官工程”就不足為奇了。這個問題的實質和嚴重性在于，在一個權力不受監督的國家里，以大量國債發行所支撐的公共工程意味著：少數擁有權力的腐敗官員在透支全體人民的未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期望中國能發生什么奇跡。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大量的公共投資正成為毫無用處的垃圾。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來，中國又開始了一個与90年初期非常相似的大興土木的高潮，不過上一次僅僅表現為地方政府的投机，而這一次的主角卻是中央政府。人們還記得，在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經過了一系列艱難的討价還价之后，才從地方政府手中奪取了更大的控制權。然而一旦大權在握，中央政府卻干起了同樣的勾當，實在是權力經濟的本質使然，不過是大集權与小集權的區別，五十步笑一百步耳。90年代初期那次以開發區建設為主體的投資狂熱，除了留下大量的撂荒土地之外，還留下了大量的銀行坏賬，難道這一次規模更巨但同樣毫無成本約束的公共投資的結果，就一定會更好些嗎？江蘇省的一個例子特別能夠說明這個問題。江蘇省北部的一個縣花費了大量的公共投資建立了一個完全是為了炫耀政績的電話縣，其結果卻是，強制安裝的電話成了農民家中無用的擺設。如果這也叫GDP的話，大概只能稱作“災害GDP”。
与上面的積極財政政策相配套的是所謂的貨幣政策。在經過了90年代初期的通貨膨脹教訓之后，中國貨幣管理當局在這方面似乎比較謹慎。由于害怕刺激高通貨膨脹預期，中央政府一直以穩健的貨幣政策相稱。但這种“穩健”實際上僅僅停留在口頭上，誠如大家看到的，從1998年起政府已經連續5次降低利率。考慮到中國70%以上的貸款都流向了奄奄一息的國有企業，這個政策的實際效果可想而知。一個合理的推論是，四年來的貨幣政策在危險的基數上大大增加了銀行的坏帳。雖然我們不能准确的知道這個比例增加的具體程度，但這可能也正是危險所在──未知的危險要比已知的危險可怕得多。
如果上面那些政策還沒有超出我們理性的想象范圍的話，那么中國政府直接推動股市上漲就顯得有些愚蠢和浪漫了。這讓那些有些歷史感的人輕易聯想到大躍進時期的瘋狂。在中國1999年開始到2001年7月結束的罕見牛市中，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肯定會作為丑聞記錄在案。這就是《人民日報》在1999年6月發表的社論。這篇社論以欺騙的手法催促投資者進入股市，以營造社會虛幻的“財富效應”并同時為國有企業解困。鑒于在這個時期，中國的權貴資本已經發育得相當成熟，我們完全可以將中國股市兩年多的牛市定義為：權貴資本對社會財富一次規模巨大的洗劫。直到現在為止，中國證券市場的泡沫仍然遠离合理區間，但它套牢的資金已可以万億計。而在這一輪牛市落幕的同時，中國經濟在亞洲金融危机之后持續多年的“GDP秀”的也開始落幕。
与上述股市政策同樣讓人難以置信的，還有另外一項政策。那就是所謂收入政策。從1999年開始，政府為公務員連續加薪，到目前為止，公務員的薪水提高了接近一倍。誰都知道，中國公務員是中國改革中受益最大的群體之一，其實際收入要遠遠超過名義收入。可笑的是，這項政策竟然是在拉動內需的名義下進行的。這不僅引起了普遍嘲笑，也激起了下層階級的廣泛怨恨，而其對內需的拉動當然也只能是說給天真的人們听听的。這种為所欲為的執政取向，除了證明中國政府官員對社會緊張情緒的麻木之外，恐怕證明不了其它什么。
在國有企業方面，中國政府同樣注入了極大的財政資源。這既包括用五花八門的行政手段來限制甚至消滅競爭，如“關停并轉”中小企業；也包括毫不遮掩的直接財政資助方式，如荒唐的“債轉股”和直接撥款2,000億增加國有企業資本金。透過這些明顯具有短期色彩的手段，中國國有企業的贏利水平象變魔術一樣得到扭轉。到2001年度，中國國有企業3年脫困的成績突出表現在這樣一組數字上：國有企業的盈利從1999年的900億達到2,330億。然而這個數字的后面是什么呢？事實是：中國前10名的壟斷企業占据其中的1,900億。國家重點支持（注意，這意味著國家想怎么支持就怎么支持）的前500名大企業共獲得盈利2,400億元。按《香港信報》的推算，這也就是說，剩下的6万多家國有企業平均盈利只有1万元。看清了這一點，我們不能不佩服，中國領導人不愧是“波將金”經濟的業內高手。在這种資源向大型壟斷企業集中的趨勢中，我們已經隱約看到了俄羅斯“寡頭經濟”的輪廓。
亞洲金融危机之后，在中國采取的所有應對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人民幣匯率政策了。這贏得了國際輿論非常慷慨的贊揚。雖然國內對中國政府的這項政策的利弊得失爭論不休，莫衷一是。但一個極其重要但卻被忽視的問題是：人民幣的堅挺對中國國內各階層的影響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說，在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指針已經達到40%以上，外部市場變動劇烈的情況下，人為的外匯管制在中國國內各階層中起到了一次財富再分配的作用。可以直接觀察到的事實是，人民幣的堅挺直接打擊和剝奪了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的貧困階層。廉价勞動力是中國在世界市場上最大的競爭优勢，這种优勢一方面源于中國剩余勞動的巨大供給，另一方面則完全是由于中國人對低工資收入的超強忍耐力。但在周邊地區貨幣大幅度貶值的情況下，中國下層階級的勞動力价格卻被人為高估，這阻斷了中國通過經濟手段向世界市場輸出人口壓力的信道，人為地限制中國低收入階層的就業渠道和工資上漲。這雖然為中國政府在世界上掙夠了面子，但卻是以農民及其它低收入階層進一步淪落為代价的。考慮到農民在中國人口中所占有的絕對份額，這個代价可能相當巨大。而且并不僅僅是經濟上的代价。
一方面，中國低收入階層承擔了人民幣堅挺的全部代价，所謂人民幣不貶值之“弊”，另一方面，以城市居民為主的另一部分中國人，尤其是壟斷和權力資本卻享受了人民幣堅挺的絕大部分好處，所謂人民幣不貶值之“利”。中國進口產品的主要消費者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人民幣的堅挺大大增加了他們對進口產品的消費能力，而農民和下層階級卻与這种消費完全無關。与此同時，人民幣的堅挺對那些主要依賴進口設備，進口原材料并大量使用國外債務的壟斷企業和權貴資本有利，比如電信等壟斷企業。在中國的城市，几乎所有的生產和消費領域都与進口密切相關。人民幣的堅挺的确大大刺激了中國城市對進口產品的消費胃口，這大概就是許多外國資本一夜之間突然發現了一個中國中產階級的真實原因。然而這個具有“樣板意義”的中產階級的基礎并不牢靠，因為這是一次匯率管制所導致的突擊性的財富轉移。中國農民一直是中國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擔者，這种被動的承擔并非是由于他們的愚鈍，而僅僅是因為他們遠离權力中心。這种困境的最新一個例證是，作為中國最弱勢的產業，農業卻在“入世”談判中作出了高于許多國家的開放承諾，所以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的怀疑：人民幣的堅挺是不是也是一种體制的“故意”──強勢階級利用看上去中性的宏觀政策的尋租？雖然從長期看，中國農業問題可能主要不是一個匯率的問題。但人民幣的人為堅挺，卻在這几年極大地加劇了中國弱勢階級的困苦。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
看清楚了這樣的真相，難道我們還能認為，中國成功地避開了亞洲金融風暴嗎？我們不過是將這种沖擊通過政治手段強行分配給了中國的弱勢階層罷了。人民幣沒有貶值，僅僅說明了中國有可以人為控制的“外匯管制”，僅僅說明有人要竭力維持一個名不副實的強國形象，而不能說明任何其它問題。
中國經濟在最近几年不同尋常的表現，讓人們很容易聯想到計划經濟時代的中國。那時候，我們有更加讓人瞠目結舌的增長速度，同時也有比現在更加凋弊的民生。在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維持一個高增長的GDP實在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通過輪番使用上面一系列手段，中國經濟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后維持了“一枝獨秀”的局面──這被中國的經濟學家稱為“七上八下”（7%之上8%之下）。然而，正如這個中文詞語的另外一個意思一樣，這個“一枝獨秀”并不如看上去那么令人放心。在一幫可笑的政府經濟學家不斷地鼓吹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拐點之后，這個拐點卻始終沒有真正出現。更多的人則開始相信，如果中國不迅速進行旨在修复增長動力的制度改革的話，中國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家一直盼望的那個拐點，可能恰恰是一個向下的拐點。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的數据顯示：2001年四季度，中國GDP增長是創紀錄的6.6%。在我看來，這個數据所反映的某种趨勢，可能正在揭開中國經濟為“一枝獨秀”所付出的沉重的歷史代价。
二、中國是一個假象嗎？
雖然已經有經濟學家正在悄悄談論中國為一枝獨秀所付出的代价，但更多的人們則開始以他們實際行動對7%的增長速度提出了質疑。就在今年，當中國人大以慣常的虛偽姿態總結政府去年的成績時，大慶──中國極具象征性的國有企業，發生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我們雖然很難判斷這是不是中國漸進改革走向突然死亡的信號，但這一事實強烈的暗示我們：中國，可能是一個假象。
我們不能說，中國目前所存在的嚴重問題，是從亞洲金融危机之后開始的，但這四年為了維持面子上的繁榮而采取的竭澤而漁的政策，無疑加劇了事態的惡化。而最重要的代价可能是，中國可能已經錯過和平改革的最后机會。現在，讓我們走到漂亮的GDP的背后，看一看中國的另外一面。
◆瀕臨絕境的國家財政
雖然中國領導人利用各种指針和標准來為自己的財政政策辯護并維護本國財政的穩健形象。但很顯然，這里面存在嚴重的誤導。這倒不僅僅是因為中國財政數字的虛假，而是因為有大量的國家負債完全無法統計。有中國經濟學家私下里作過估計，中國的國家負債已經達到13万億左右。但這位經濟學家的估算中對中國普遍存在的工資拖欠似乎沒有足夠估計，有資料披露這一數字已經達到2万億左右。如果考慮進這一因素，中國的國家負債与GDP的比率可能已經接近或者超過日本的131%。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的主要大國中，日本的這個比率已經是全球之冠。
与此同時，為了滿足政府不可遏制的剛性開支增長，從1997年開始，政府在通過合法的稅收不斷加大對民間財富的非法收刮。基于我們對中國政治現狀的理解，稅收的最終承受者肯定是中國的中下層階級。這一點，我們已經可以從中國社會日益增多的抗稅事件以及不斷升級的怨恨情緒中感覺到。1997年到2001年，國家稅收連年以兩倍于GDP的速度增長，而剛剛過去的2001年度，這個數字已經是同年GDP增長速度的3倍。從中國民間業已普遍感受到的痛苦程度看，這個數字繼續高位增長的潛力已經十分有限。換言之，中國社會的稅收潛力与中國政府日益膨脹的財政胃口之間所存在的緊張關系，將在未來几年達到高峰。
◆難以自拔的金融陷阱
日本最近10年來的令人難堪的經濟表現被普遍歸結為銀行體系的嚴重問題。但在這個問題上，日本恐怕還算不得最坏的學生。按照最悲觀的估計，日本銀行的不良債權比例接近20%，但這個數字与中國相比卻是小巫見大巫。按照中國官方最新的估計，中國國有銀行的不良債權比例達到26%，但這個比例卻遭到中國民間与國際机构的一致怀疑。一般估計，在中國，這一比例已經達到令人异常恐慌的50%。人們普遍猜測，中國的國有銀行問題的嚴重程度，恐怕已經遠遠超出最高主管官員的估計。這种猜測正在越來越多的銀行腐敗案件中得到證實。這几年，在中國人民銀行試探性地關閉了几家信托投資公司之后，其真實情況与人們估計之間的差距讓所有人大吃一惊。与此同時，中國在一些地方試行的貸款“五類分級”制度卻一再受阻，原因很簡單，這种符合國際慣例的分級制度將大大增加銀行的不良比例。形勢的确相當惡劣。但從中國官方一再擱置金融改革的情形看，中國領導人似乎并沒有表現出相稱的緊迫感和勇气。顯然，這已經事涉難度和風險同樣巨大的政治改革，從最近披露的王雪冰案中，人們更加清楚地知道了這一點。
一個流傳頗廣的例子有助于外界了解國有銀行的真相：一位“五大”（五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高級合伙人到國內一家市級銀行調查，他目睹的兩件事讓他難以置信。一是這位銀行行長的辦公室“大得可以打籃球”；二是辦公桌上最高文件的計算机上竟然有厚厚一層灰。對此，這位高級合伙人的評价是：這种銀行居然還能存在，真是金融界的恥辱。中國國有銀行之腐敗低效程度由此可見一斑。如果以上的事實還不足以說明中國銀行業經營問題的爆炸性的話，那么下面的事實將幫助我們了解這种爆炸后的災難程度。就在最近即將在中國大陸上市的招商銀行的招股說明書中，人們發現，這家被普遍認為是中國目前最优秀的銀行，其离岸業務的坏帳率竟然高達93%以上。這讓那些對中國銀行持最悲觀態度的人都大為震惊。
然而，中國財政、金融問題的嚴重性并不僅僅在于它有多么危險的指針或者數据，而是它體現了這樣一种政治經濟學的實質：權力和權力資本在毫無監督和約束的情況下，無償占用和揮霍全民的未來財富（存款，國債、股票等等）。既無約束与監督，這种揮霍當然也就毫無節制。而中國的老百姓卻天真地以為他們是在為自己的未來儲蓄和投資。從宏觀上講，中國的金融、財政包括資本市場徒有現代經濟之表象，在代理過程中的道德風險無比巨大。
曾經有中國學者估算，中國經濟的潛在產出增長率應該是10%，但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實際經濟增長率始終低于這個水平。對照中國增長模式与日本的高度相似性（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在這种模式中，中國可能更是一個極端案例），已經有人開始怀疑，中國是不是早在90年代中期就已經陷入了与日本一樣的“增長型衰退”。如果這個結論成立，在今后几年，中國就非常有可能進一步跌入“增長型蕭條”。果如此，中國在漸進改革中長期積累而在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各种尖銳矛盾就有可能找到噴發的時机。
最近几年，夾雜在表面上“中性”但劑量卻不斷加大的“類凱恩斯療法”的浮躁中，中國社會發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趨勢性變化。与上面那些靜態并且廣為人知的數据相比，這些動態的趨勢已經和即將顯示的冷酷力量還不太為人所知。這些趨勢包括：
（一）權力資本借勢擴張并將中國漸進改革完全鎖定于自己的利益
權力資本一直寄生于中國漸進改革的體制縫隙中，由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甚至是倒退，權力資本有足夠長的時間和足夠多的机會在合法的體制中大量复制。雖然這种后果是中國漸進改革（本質上卻是在維護秩序穩定的約束條件下，無原則地刺激“權力”的積極性來推動的改革）的一個邏輯必然，但最近几年的“類凱恩斯療法”無可挽回地加速了這一進程。這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由于醉心于短期的經濟表現和屈服于體制改革的艱難，在亞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國的體制改革已經完全處于懸空狀態。這一點，相信所有密切關注中國制度改革的人們都能夠觀察到。反過來，短期經濟表現的“优异”又強化了中國領導人的傲慢。他們似乎真的認為，他們完全可以忽視一個現代文明社會必須具備的最基礎的制度和文化准則，而走出一條“天才”的快捷方式來。這几年，制度改革已經完全退出了中國領導人的議事日程，他們的案頭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具有濃厚机會主義色彩的個人靈感式的藥方和興奮用品。然而，改革停滯的嚴重后果正是在這种自我麻醉的幻覺下開始發作。已有的改革成果正在喪失，經濟中的國家壟斷開始卷土重來。這就是我們要談的第二個表現。
前面我們已經談過，“凱恩斯療法”在一個自由市場意識深厚和監督體制健全的國家中，或許可以作為一种短期應急政策。但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集權和計划經濟傳統的國家中，則可能意味著“國家”的复辟，這与中國近20年改革的目標恰好背道而馳。道理很簡單，短期經濟的突擊式增長必然要以資源的集中使用為條件，這与我們計划經濟時期的權力使用方式何其相似。正如我們觀察到的那樣，中國的民間財富已經有向政府手上集中的趨勢。通過稅收，通過毫無約束的借貸，通過股市募集，通過各种對行業的壟斷与封閉，通過各种橫征暴斂，中國的民間財富在近几年中遭遇了一次空前和“故意”的洗劫。其規模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僅有。要緊的是，在這個活動中，最大的受益者并非是形象中立的“國家”，而是那些打著國家旗號的權力資本。這當然不止于經濟學家口中輕飄飄的“擠出效應”，而是對毫無抵抗能力的民間社會的一种致命吞噬。事實上，政府權力的擴張已經成為權貴資本主義的催化劑。注意，這是一次在政府合法性的掩護下，盤据在各個層級的權力資本一次突擊的圈錢行動。市場和權力變成一部分竊取者的私器，市場和政府同時失效。
現在的情形是，權力資本已經完全与現體制一體兩面，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綜觀目前的中國，哪一個領域，哪一級政府不充滿權力与資本的體制性勾結？与這种潮流相對應的是，一度在90年代初期消弭的官本位文化正在中國社會重新回潮。不過它已經具有截然不同的形式–以官為主以商為輔的“官商本位”，在這种不可抗拒的挾迫下，中國剛剛出現的民間資本力量可能又一次重蹈夭亡的覆轍。雖然這几年，中國一些重要領導人以罕見的個人方式反擊了這种勾結。但體制的力量從來就要比個人的道德勇气強大得多。我們看到，這位從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看來完美無缺的清官已經徹底被他所置身的體制所制服。可以想象，他將帶著對這個體制的巨大疑惑遁隱于中國歷史的舞台。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轉軌已告完成。強盜資本主義以另外一种更加隱蔽的方式占据了中國社會的絕對主流。這种隱蔽方式危害性在于，他們可以在沒有任何合法的抵抗的情況下輕而易舉地攫取社會的全部新增財富。在某些人那里，這可能仍然是“帕雷托改進”（只要社會的總體財富還在增加），但肯定不是許多人愿意接受的“帕雷托改進”。對于這种情況，我們特別要提醒一些遲鈍的經濟學家，只要掠奪財富比創造財富成本更低，權力資本就會選擇掠奪而不是創造。在這种情形下，全社會的“帕雷托改進”就只能是一個設想，也僅僅是一個設想。這就是我們要談的第二個趨勢：
（二）農民和城市下層階級生存狀況不可逆轉的惡化
在中國，農民問題已經不是什么新問題了。按照中國學者秦暉先生的說法，中國問題就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即是中國問題。這個意思是說，占中國人口70%的中國農民的命運必然深刻的影響著中國的未來。這顯然是一個常識性的知識。然而，不幸的事實是，1997年后，中國農民收入的增長率正在持續下滑。如果我們以為這僅僅是暫時的現象，那我們就大錯特錯了。在我看來，這僅僅是中國農民問題滑入深淵的開始。
理解中國的問題，必須首先理解的中國的權力，同理，理解中國的農民問題，也必須從理解中國的權力體制開始。中國是一個以權力為軸心的分配體制。占有的政治權力越大，控制的經濟資源也就越大，在分配體系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無疑，中國農民處于這种分配體制的邊緣之邊緣，底層之底層。在這种體制下，中國農民不僅受到力量強大的城市利益集團的排斥，也同時受到深入農村的行政體系的剝奪。中國農民人口雖然數量龐大，但天然的分散性使他們很難凝聚成有力的壓力集團。這決定了，一旦遇到經濟緊縮，中國農民將成為最早和最大的犧牲品。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實際上是測試中國經濟景气程度最靈敏的指針。因為，以政治權力為軸心的分配體制會以最快的速度將這种分配壓力轉嫁給處于最底層的農民和農村。1997年之后，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的顯著惡化反映的其實是中國城市經濟的危机。它只是城市經濟不景气的一個結果，而決不是原因。這种轉嫁通常通過兩种途徑來釋放，一种是城市對農民的進城的制度性排拒，另一种則是通過農村基層官員傳遞的行政權力體系的分配壓力。這被中國農村社會形象的比喻為“干部資本主義”。
注意，從總體上說，中國農村的基層官員只是這种壓力的傳遞者，而不是壓力的制造者。這与中國主流媒體所塑造農村基層官員的妖魔化形象并不符合。雖然，在這個傳遞的過程中，他們可能放大了這种壓力。中國城市媒體之所以將農村問題歸咎于農村的基層官員，一方面是出于無知，另一方面則是在有意掩蓋強勢權力集團的貪婪和無恥。公平的說，中國農村基層官員的惡行并不比他們的城市上級更過分，只不過由于他們剝奪的對象更加赤貧而顯得格外刺眼罷了。他們只是強勢的城市官僚集團透過基層政權向最弱勢的農民轉嫁城市壓力的合法工具。農村基層政權只是官僚體系的最末端，其只能向下輸出而不能向上反饋的封閉性決定了這种盤剝具有強烈的對抗性和殘酷性。在也許是中國最著名的鄉官李昌平先生的書《我向總理說實話》中，我們已經看到，中國農村的“權力私有化”進程已經走得何等之遠。
當然，這种迅猛的事態并不僅僅發生在中國農村。很明顯，將中國農民置于絕對受剝奪地位的是一种完全制度化了的分配机制。隨著發言權越來越大的權力資本的加入，以及臃腫的政治官僚體系的膨脹（這完全是一個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這种机制將變得越來越具有壓迫性。這就是為什么，在中國領導人不斷強調農民問題的危險性，不斷呼吁舒緩農民的困苦的同時，農民問題卻不斷惡化的根本原因。盤据在城市的權力資本或許會對城市貧困階級的訴求作出妥協，但很難對農民的利益作出理性的響應。這么多年的經驗表明，中國權力資本對中國問題的判斷力和前瞻性相當令人失望。除非大難臨頭，農民問題可能已經永遠在他們的視野中消失了。通過中國農民日益嚴峻的生存困境，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判斷，中國的危机已經開始，它正在以一种被有意遮蔽的形式向中國的城市蔓延。目前這种局面，1949年以前蔣介石先生的政府也同樣面對過。
許多西方人包括一部分中國人對中國農民的悲慘景況已經有了深刻印象。但如果我們考慮到中國農村同樣存在嚴重的兩極分化，80%農村人口的收入在農村平均收入之下，中國相當一部分農民實際的生活狀況恐怕遠遠惡劣于我們的想象。可悲的是，中國的主流知識分子對這种情況相當麻木。沒有革命性的改革，就會有比改革更加混亂的革命或者比革命更加難以治愈的犯罪浪潮在等待著我們。給予中國自由市場改革以公正的起點，就首先要給予中國農民的市場參与以公正的起點。
從80年代中期中國城市改革停滯后，中國農民就一直在為城市改革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我們對中國經濟將來較長一個時期的悲觀預期准确（我以為，只有這樣的態度才是嚴肅的。因為即便我們聰明絕頂，我們也不可能永遠順風順水），未來几年，中國農民問題就極有可能達到一個臨界狀態。從這個角度出發，捍衛農民的權利，就是捍衛中國的自由市場改革。
隨著權力資本的日長夜大，以及權力資本所支配的掠奪體制的高速運轉，与農民同時被拋入困境的是中國的城市貧困階層。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層的隊伍正在不斷擴大。能夠清晰揭示這种趨勢的是，中國的失業率一直在不斷攀升。雖然官方一再以玩數字游戲的輕浮態度來對待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但一般的估計，中國的城市失業率已經高達20%以上。走進中國的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人們就會發現，几乎每一個家庭都有成員在遭遇失業的困擾。已經有很多家庭出現了老人們用退休金供養下一代的反常情形。在這里，我們看到中國強有力的傳統家庭紐帶正在成為中國社會秩序最后的避難所。
在中國，城市下層階級喜歡用那些明顯具有寓言結构的故事來表達他們對現狀的絕望，但的确，這种聳人听聞的悲慘故事正越來越具有真實性。許多中國人都讀過一篇關于城市貧困情況的報道。在這篇報道中，中國沉陽的鐵西區──一個在計划經濟時代令人自豪工業區，現在已經變成中國城市貧困的代名詞。其蕭條与困苦的情形讓人沉默無語。
問題的嚴重性在于，這种在道德上讓人難以接受的苦難，并不是自由競爭的結果，而是不自由不公正競爭的結果；它不是中國社會轉軌的正常代价，而是完全失控的貪污和腐敗的代价，是完全缺乏規制的偽市場的代价。這正是中國城市失業和貧困問題特別具有爆炸性的地方。因為，我們不能想象，一個正常的社會能夠一邊長期承受高失業率的折磨，另一邊卻安然接納大規模的腐敗。在中國，我們更傾向于相信，這兩者本身就互為因果。令人懮慮的是，中國的權力階級正在用可怕的虛妄來壓抑這些人的正當訴求。
退一步說，如果一部分人的貧困是中國轉型的必然代价，那么政府和社會各階層就應該勇敢的承擔起維護他們尊嚴和基本生活保障的責任。然而，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道德上，中國政府和中國社會都沒有對此做好准備。而財政的困窘所導致的社會保障資金的匱乏無疑會使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雪上加霜。換句話說，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我們看不到這個問題有實質性好轉的希望。中國貧困人口的比率將會進一步上升。
我們判斷，從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之后，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一個新階段：即從對增量財富的爭奪轉移到對存量財富的爭奪，這是一場秘而不宣的戰爭。這一方面是因為經濟總量增長開始遇到瓶頸，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極端不公平的分配所造成的改革失速。許多對中國現實生活比較敏銳的人們，早就感受到了這种不祥的气氛。如果這個時候，中國政府將改革的重心轉移到大幅矯正中國改革極度扭曲的分配机制，從而重塑中國的改革動力，中國的漸進改革或許真的能夠成為一個成功經典。但很明顯，中國政府對這种信號缺乏應有的警覺。這与中國漸進改革一路走來的机會主義路線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1989年之后，中國領導人將其統治的合法性完全与經濟增長速度等同起來，這被通俗的叫做：發展就是硬道理。在中國領導人眼里，沒有增長速度就沒有合法性，這甚至被滑稽地量化為：沒有7%或8%以上的速度就沒有合法性。90年代中期之后，這种幼稚的執政思路几乎成了中國領導人唯一的政治智能。但人們現在看得很清楚，這明顯与中國社會的真實脈動不相吻合。
基于上述判斷，我們推測，在下一個階段的存量財富的爭奪中，還會不斷有人成為權力資本的犧牲品。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也可能是那個沒有任何制度保障的中產階級。一個以壟斷權力為基礎的掠奪體制是很難自我約束的。對此，所有人都不能抱有僥幸心理。明乎此，我們就明白了中國下一階段改革的關鍵。
如果將現在的中國嵌入一個更加久遠的歷史背景中來觀照，我們就會發現，當今的中國与1949年之前的中國有許多惊人的相似之處：
一個數量龐大但困苦不堪的農民分布在中國廣袤的內陸，几個以外國資本為主但卻占据了GDP絕大部分的沿海城市，大量离開了土地而又無法在城市栖身的流動人口在城市与鄉村之間來回游動，一個僅僅代表官僚和官僚資本利益的政治權力結构，一個被深入骨髓的腐敗掏空了的脆弱的金融財政體系。這個奇特的組合又一次出現在了我們正在發生的歷史中。而這個組合之間無法化解的緊張和沖突，正是中國上一個世紀屢屢導致悲劇的根本原因。每一個時代的大眾都總是以為自己在開創全新的未來，但經常，我們不過是在重复歷史。想要掙脫歷史的宿命，人們就必須首先洞悉面前的陷阱。
三、危机和可能的未來
中國會發生危机嗎？或者問，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國會成為危机的輸出國嗎？回答是，是的，中國已經具備發生一場大規模危机的所有要件。
誠如前述，中國的改革是以權力的短期利益最大化為動力的，与此相對應，其經濟增長也是政府主導型的模式。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它是以民間社會的長期萎縮為代价的。一旦政府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減弱，在相當長時間里，民間社會將難以填補政府留下的空白。反映在經濟上就是，長期的衰退或增長型衰退，注意，是長期而不是短期。因為在這种模式中，我們大概很難看到通常意義上的經濟周期。在這一點上，中國与日本頗為神似。就象日本在90年代后經歷了長達10年的衰退一樣，中國也同樣可能突然陷入完全出乎意料的長期低迷。所不同的是，在同一种衰退開始的時候，中國經濟要比日本脆弱得多。這种脆弱由于中國社會矛盾的長期壓抑和積累而顯得分外突出。如果中國政府唯一的合法性資源──經濟增長，開始流失，那么，經濟增長与賴以推動經濟增長的政府能力就可能出現難以逆轉的負反饋：政府越是沒有合法性，政府就越難推動經濟增長，反過來，經濟增長越緩慢，政府的合法性就流失得越迅速越徹底。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已經處于普遍的失范狀態，社會自我維持和自我修复的能力蕩然無存。文化、道德、法律的控制能力如果不是完全沒有，也僅僅在在極小的程度上發揮作用（比如說，非常小的朋友和熟人圈子之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現存秩序完全是建立在國家赤裸裸的暴力和恐嚇基礎上的剛性秩序，這對于一個人均資源匱乏、處于轉軌中的大國來說，是非常可怕的。在這种情況下，政府合法性的喪失就意味著秩序的全面崩解，個人、組織、國家之間的聯系就可能被仇恨和貪婪撕裂。那么，中國會發生危机嗎？簡單的答案是：是的。
在過去的很多年里，這個話題已經不止一次被人提及。但事實卻一再否定了這些先知般的預言。難道，所有這些預測都錯了，而僅僅是某些“敵對勢力”的一廂情愿嗎？不，所有這些預測都看到了中國的問題，這些問題依然在那里，甚至比從前更加深重了。但正如中國一句古老格言所揭示的那樣，水落才能石出。在中國，GDP就是這個“水”。只要“水”漲的跟水下的石頭一樣快，石頭就不會冒出來。但現在，“水”的漲勢正在放慢，而水下的石頭卻開始瘋長。所以，中國的危机恐怕已經只是時間問題。而對于我們，重要的是要搞清楚：這個危机將從哪里開始？以什么樣的方式發展并怎樣影響中國的未來？
在我們的視線中，在未來几年，可能引發危机的一些重要線索正在逐漸清晰。
（一）金融危机
按照正常的商業標准，中國的國有銀行早就處于破產狀態。無休止的坏帳和普遍的腐敗已經將銀行可怜的資本金吞噬一空。但諷刺的是，中國的銀行不僅沒有垮掉，反而在受到獎勵。人們仍然在將自己的辛苦所得源源不斷地投入這個巨大的黑洞，而這（新增存款），正是中國的國有銀行能夠苟延殘喘的唯一法寶。這种現象讓許多人迷惑不解。雖然許多人有意無意將此歸功于中國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但很顯然，這并不是問題的真相。否則，我們就很難解釋，在一個受到嚴格資本管制的國家會有大量的資本外逃。在最近几年中，中國資本外逃的數字甚至超過了資本流入。所以，對這個現象的最好解釋只能是：人們并非太信賴政府，而是太依賴政府。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除了將錢存入國有銀行之外，普通存款人沒有任何其它存放財富的途徑。但是，這种反常的現象肯定維持不了多久了。外資銀行的介入將會給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以致命一擊。這些勢力強大，信譽良好的外資銀行很有可能斷掉中國銀行業賴以苟活的最后一滴奶水。在事關自己財富安全的問題上，我們一點都不能小看那些平時看上去非常愚鈍的中國儲蓄者。他們將會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學會選擇那些更安全、更可行的儲蓄辦法。對于這种結局，中國的國有銀行如果寄望于存款人的民族主義情感和對銀行業務的無知，大概很不現實。
根据現有的入世時間表，外資銀行直接經營個人人民幣業務的時間已經迫在眉睫。所以，我們預計，在3到5年時間中，中國的大城市中將會出現擠兌中國國有銀行的事件，如果不是更早的話。這种具有極強傳染性的金融恐慌症一旦出現，就有可能火燒連營，勢如卷席。對于中國銀行業來說，這既是開始也是結束。當然，這不僅僅是中國銀行業的災難，更是政府信用的災難。人們看到，在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現體制正在越來越隨意地揮霍自己的信用，由此我們推測，銀行的破產將可能是壓垮政府信用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政府無力也沒有足夠信用對這些國有銀行進行重整的情況下，外資銀行部分接替中國政府的角色來進行這項工作將是避免情況進一步惡化的可能選擇之一。
由于外匯的嚴格管制，中國雖然成功避開了亞洲金融危机對其金融體系的沖擊，但導源于內部的金融危机的風險正在急劇升高。現在就可以印證這些趨勢的是，分散在各地的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銀行倒閉案已經時有所聞。
（二）城市下層階級的大規模騷亂導致的流血事件
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遍及城鄉的抗議事件不斷發生。由于農民和中小城市的居民是中國改革這一階段主要的受損者，所以這种抗議事件多數分散地發生在這些政治邊緣地帶。然而隨著中國改革受損者的增多，這种抗議事件正在有向大城市和政治中心蔓延的趨勢。最近大慶油田以及遼陽所發生的大規模抗議事件就是這种趨勢的明證。
与90年代所發生的抗議事件不同的是，最新發生的這些抗議事件已經具有了明顯的組織性和持續性。這一點，從最近發生在東北遼陽的大規模示威中我們已經看得非常清楚。人們看到，這次示威是七個國營企業的職工聯合舉行的，很顯然，其中已有正式的組織和工會領袖在領導。而大慶油田所舉行的工人示威則突出說明了，中國改革的受損者，已經波及到了中國大型國有企業──這是中國領導人為了維持穩定所要極力依靠的對象。改革危及這批人，不僅表明中國政府保護能力的減弱，也同時表明中國的社會運動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跨行業，跨城市、有著明确政治訴求的工人運動可能成為這一階段中國社會運動的主要景觀。就象90年代末期的“法輪功”現象所表現出的耐力一樣，這些新型的工人運動將不大可能滿足于一厂，一城市的規模。只要有生存下去的條件，它們就可能与其它社會運動結合在一起，提出系統和持續性的政治和經濟綱領。到目前為止，大慶和遼陽的工潮已經持續了十几天。面對隨時可能發生的鎮壓，這次工人運動所顯示出的生命力相當罕見。
由于這些以大城市、大企業為基地的工人運動，在政治上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政府肯定將采取小心翼翼但卻強有力的限制措施，所謂將“不穩定扼殺在萌芽狀態”。但百密一疏，如果這种大型抗議發生得過于頻繁，就總有擦槍走火的時候。一旦發生流血事件，局面就會變得非常難以控制。因為在中國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擠滿了大量的生活困苦的民工。這些人長期生活在城市最下層，受到現體制与城市人口的雙重歧視，對現狀的憎恨比城市工人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的參与將特別容易將工人的街頭抗議運動引向大規模的城市騷亂。
作為政治權力中心，中國的大城市集中了當今中國最令人生厭的腐敗，集中了當今中國刺眼的貧富差距。在某种意義上，這兩者往往就是一回事。所以，中國的大城市實際上也集中了當今中國猛烈的騷亂能量。當這些平時我們根本就視而不見的沉默人口突然擁擠在街頭時，那些在人數上遠遠被夸大了的中產階級就會惊奇的發現：原來我們的生活中還有這樣一批人。
最近一段時期，中國大城市中的不安情緒似乎正在上升。在許多地方，警察查驗身份證件的頻率已經達到了相當反常的程度。這當然不僅僅是因為城市暴力犯罪的高漲。而發生在天津的“艾滋病扎針”事件，似乎就是那類具有預示“災難或末世”功能的古老“叫魂”的翻版。這的确讓我們感覺到了某种幽靈的迫近。但愿，這一切都不是真的。
（三）由農業危机引發的人民幣貶值及其連鎖反應
雖然中國政府一直在吹噓自己可觀的外匯貯備，宣揚人民幣匯率的穩固性。許多經濟學家也在以他們從來就不精确的專業知識在論證這一點。但匯率決不僅僅取決于一國的外匯儲備，甚至某些情況下根本就不理會外匯儲備的多寡而變動，恐怕也是人所共知的現象。日元最近的大幅度貶值，就是在其外匯儲備相當充足的情況下發生的。這提醒我們，中國的外匯儲備并不是那么靠得住，更不是人民幣不貶值的充分理由。
如果說人民幣貶值對大多數行業來說，影響只是多或少的話，那么對于中國農業來說，就可能是一個生或死的問題。對此，中國總理朱熔基先生有很清醒的認識。他說，“入世”后，他最擔心的就是農業。實際的情況可能比朱的估計要嚴重得多。就在去年，也就是中國加入WTO的前一年，中國進口的大豆已經從1998年的100万吨上升到1400万吨，這相當于中國全年的總產量。而由于人民幣的長期高估，中國主要農產品的价格已經大大高于國際市場价格。這种情況使本來已經十分疲軟的農產品需求更加低迷。描述中國農民最新困境的所謂“新東北現象”正在為這种黑暗未來拉開序幕。
中國農民已經為中國改革承擔了高昂的代价，即便進一步的打擊不至于引起他們大規模的反叛，也肯定會深深刺痛中國社會的神經。雖然農業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無足輕重，但農民──大面積流离失所的農民，將成為執政者在危机關頭最优先的考量。
從短期看，舒緩中國農民痛苦的唯一可行的經濟手段，就是人民幣的大幅度貶值，直至中國農民的情況達到可以忍受的程度。中國的農業專家估計，人民幣兌美元如下降到1比10左右，就能夠在短期內基本緩和中國農業的困難。如果中國農民的情況有進一步惡化的跡象（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事情），人民幣的貶值恐怕就是一個必須考慮的方案。
但正如中國領導人所擔心的那樣，人民幣貶值同時會帶來一系列他們不愿意接受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資本外逃和短期資本流入的劇減。這一增一減，將是一個對中國經濟有巨大影響的數字。凡是了解中國沿海省份情況的人，就該了解中國經濟對外國投資已經形成的高度依賴。沒有外資的持續注入，中國經濟的高速列車就有可能緊急剎車。而資本流出，經濟放緩將反過來來強化已經形成的趨勢，導致惡性循環。而最糟糕的結果是，就象通貨膨脹一樣，貶值一旦開始，貶值的幅度就很難加以控制。難以控制的貶值對政府信用的打擊將同樣難以控制。在中國，國民對政府信用某种犬儒主義式的依賴，一直是政府掌握局面的最后一道屏障。這也是為什么中國領導人宁愿頂住中國農民沸騰的民怨，卻堅守人民幣匯率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可以預計的是，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中國農民已經無法進一步被犧牲。因為他們已經一無所有。所以，在不遠的將來，中國領導人將被迫在增長速度与農民利益之間作出選擇。在這里，似乎沒有太平衡的路線。但我以為，作為一個明智的領導者，在弱者的生存与強者的發展之間，必須選擇前者。但這肯定會遭致一系列不測的連鎖反應。
（四）中共高層的分裂和重組
高強度的外部壓力既可能使一個集團更加團結，也可能使之崩裂。未來几年，假如中國經濟沒有奇跡般的好轉，中國社會將進入近20年來最危机四伏的時代。而中國共產党內部的政治競爭，本身就可能是危机的一部分并成為引發進一步危机的原因。進而言之，在未來几年，社會各階層越來越激烈的利益訴求，也將嚴峻考驗中國共產党內部的穩定性。
在經過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將近13年之后，人們似乎已經習慣了中共內部的穩定，許多人干脆就將中共看成一個与中國社會一樣的超穩定結构。但時勢异也，經過十几年的演進，中國社會已經發生非常充分的利益分化，這必然反映到中共党內的政治競爭中來。如果說中國十几年前的那場運動僅僅反應了某些理想主義者的熱情因而也將這种特點反映到党內的話，那么，今日中共內部的競爭已經具有更加深厚的利益基礎。對游戲的參与者而言，現在正在進行的政治競爭不僅關乎未來可能的利益，更關乎巨大的既得利益。從邏輯上推斷，只要中共高層還沒有完全被權貴資本所控制，對權貴資本主義的反制就有可能被民間日益高漲的憤怒所激活。党內反制權貴資本的力量就有可能主動將沖突延伸到民間，并尋找同盟。有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中國共產党內部的平衡和團結正在受到外部社會壓力的考驗。就在不久前的人大會議上，中國總理就在湖南代表團私下抱怨，對人大做的報告只有兩句話是他自己的。這足以說明，這位曾經有著極高權威的總理已經受到了党內同事的巨大壓力。而從中國證券市場去年的各种政策搖擺中，人們更可以感受到權貴資本咄咄逼人的操縱力量。面對与13年前迥然不同的利益沖突，中共党內陳舊的政治競爭原則大概難以繼續發揮作用。所以，在“16大”前后的一段時期，擺在中共面前的可能有兩种：要么修改党的政治競爭原則，擴大党內的政治參与，以求容納更廣泛的社會利益；要么出現強勢領袖，用強力徹底消滅党內的競爭。無論那一种可能，都將深刻地影響中共党內的政治生態，進而推動中國社會發生重大的政治變化。
總而言之，隨著中國社會矛盾的日益激化，隨著中國共產党最后一位具有強勢色彩的領袖的淡出，中國共產党現存的競爭和協商原則的效率將越來越低，其适用性將日益受到游戲參与者的怀疑和挑戰。如此，中國共產党內的實質性變化將是可以期待的。值得密切關注的的是，這個過程可控性相當差，弄得不好就會引起政治參与的爆炸。因為，中國被壓縮了十几年的政治參与熱情，足夠激起一波政治“牛市”了。
直到今天為止，中國仍然是一個政治全能主義色彩相當濃厚的國家。政治權力調動資源的能力十分強大。這就是中國為什么不容易發生局部和行業危机的基本原因，雖然那些行業或局部看上去是那么的危險。比如說中國的國有企業，政府就是通過行政手段調動資源，拆東牆補西牆，將這种風險分散和轉嫁到財政系統、銀行系統甚至資本市場，而不至于讓國有企業一夜之間垮掉。但這就好比壘堤壩，局部的風險雖然暫時解除，但隨著堤壩的不斷升高，整體的風險卻在不斷增加。一旦發生問題，將意味著整體的崩潰。這個整體，不僅包括經濟系統，也包括政治系統和社會系統。到了這個時候，人們就會發現，除了剛性的權力鏈條之外，中國不僅是政治上的碎片，也是文化上的碎片。一個既缺乏經濟認同，也缺乏政治認同，更缺乏文化認同（在中國，民族主義更多的是一种勢利的表演）的共同體，甚至連民族國家都算不上。所有的人好象都是被一种自以為有利可圖的短暫和投机的經濟利益聯系在一起，他們隨時都准備也可以撤出這种毫無保障的臨時契約。
如果在未來几年，我們上面所羅列的、遠不完備的危机事件中的一個被触發，危机与危机之間就可能相互強化，進而引爆一場整體性危机。假設事情果真是這樣，中國的預后將很不樂觀。因為，尋找認同、重建制度的道路將非常漫長。當然，這也視乎危机所造成的災難程度。但以下重大發展將是高概率事件。
（一）城市的軍事或半軍事管制
城市犯罪浪潮和政治反對派的激烈抗爭，將使軍事或半軍事管制成為必然，如果有可能出現新的軍事強人的話。中國現任的軍事領導人江澤民先生最近在人大解放軍代表團上的講話，已經充分暗示了這种可能的發展。他明确指示解放軍，“要密切關注形勢的變化，努力做好各項軍事斗爭准備，積極協助地方做好維護社會穩定的工作”，并將“城市的反恐怖斗爭納入到軍隊任務中來”。在我們的記憶中，明确將地方穩定納入軍隊職責，應該還是十几年來的第一次。這是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事態發展，這等于宣布，中國領導人已經意識到，今后几年，中國城市將進入一個新的不穩定期。至于這句話里對政治反對派的威懾含義，相信大家也能強烈的感受到。但我們依然怀疑，社會問題如此嚴重的國家，軍事或半軍事管制的效果能有多大？其維持的時間會有多長？雖然我們几乎可以肯定，有人想冒險一試。
（二）公開的政治反對派的出現
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的精英分子已經被現體制所贖買。但這并不是全部事實。中國現體制既不可能也沒有能力贖買全部甚至是大部分精英。事實上，中國民間仍然活躍著大量的精英分子，卻越來越受到現行分贓體制的擠壓。他們雖然与主流意識形態不合拍，但卻更懂得用民間听得懂的聲音說話。那些不斷加入失業大軍的年輕學生將可能充實這個隊伍。這讓人想起了清末和民國的同樣情形。所以，根本不必怀疑政治反對派沒有精英力量的供給。一种必然要發言的政治力量就一定會找到他們杰出的領袖人物，找到他們有力的代言人。成熟的社會階層分化，已經為中國在未來几年出現公開反對党提供了深厚的社會基礎。它恐怕只需要一個根本就不起眼的時机。現在的中國，還有許多人在討論政治動員會不會危及中國改革的問題。他們睿智，平和，深思熟慮。但是，目下中國的現實卻是，政治動員已經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怎樣做的問題，是如何將政治動員放在一個和平和法治的軌道上來的問題。何況，政治參与本身就是中國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一個管制能力有限的政府，伴隨著几個天天吵吵嚷嚷的反對党，雖然在經濟表現上不會那么出色，但可能比一個強大的軍事政權要少一點暴戾之气。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可能。
未來的可能有很多，它甚至超出了神的判斷。但我們必須問，我們有比現在更好的未來嗎？
在中國，我們實在是很幸運的一代。突如其來的物質滿足几乎超過了所有的想象，它甚至彌補了我們在“89年”所遭受的巨大的精神創傷。雖然我們永遠也無法忘記那一天。我們生活在“歷史終結”的時代，我們完全喪失了歷史的触覺。但事情真的會是這樣嗎？
愿上帝保佑我們。@
《民主通訊》2002.2.4(//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