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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12日訊】趙本山成為90年代以來的演藝明星是一件非常耐人尋味的事情。這個來自中國東北的聰明農民把全國人都逗樂，也把自己逗樂了–他的高興是發自內心的，那代表一種勝利的喜悅：一個農民通過艱苦的奮鬥終於在壁壘森嚴的二元社會裡取得了”城市戶口”。最近有報導說趙本山當選了”全國人大代表後回遼寧鞠躬致謝，我想他的受寵若驚或感動都是由衷的。對這一點我們不想說什麼，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成名之路。我們關心的是，趙本山到底靠什麼把當局和觀眾都哄得開心地笑了。

趙本山的”表演藝術”基本上是通過自我嘲笑或自嘲來表現的，這是趙本山藝術的基本特徵。那麼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對自嘲有如此廣泛的市場需求呢？就是一個政府的合法性已經終結卻仍然在台上一本正經地表演的時代。本來這個時代是一個傷痕時代，從30多年的政治壓制中解凍了的人們正打算抹眼淚擁抱哭訴一番，但由於傾訴出了一個1989年，傷痕時代便提前結束了。在接下來這個”穩定壓倒一切”的”新時代”裡，由於草木皆兵般的軍警管制，不僅人們的哭聲把壓抑下來了，而且笑聲也被壓抑下來了–嘲笑當局是被禁止的。這個時代仍然不是魯迅的時代。黃色笑話於是在民間開始流傳，它傳達出後極權社會裡人們普遍的調侃心態和玩世不恭的精神狀態。但這些酒桌或床頭文化無法公開化，能公開表演的不是對領導人和社會黑暗的反諷，而是自嘲。在意識形態管制仍在繼續但事實上意識形態已經成為笑料的新世界裡，管制者和被管制者都有一種忍俊不禁的滑稽感，以至全民都快在”新聞聯播”面前放聲大笑了。正在這時，一個極盡自我醜化之能事的劉姥姥來，賈上下府終於開懷一場。

事實上1976年以後，特別是1979年以後中國就有人打算以嘻皮笑臉的方式迎接西單民主牆之後的冬天，這一使命是在80 年代是由王朔等人來完成的。”偉大光榮正確”之後必然緊跟一個醜角時代，這在社會心理學上不難解釋。不過趙本山和王朔還有所不同，王朔是一個具有真正顛覆意識的城市作家，他也是一個越活越明白的人。但趙本山不同，如果說王朔在城市裡做鬼臉，而趙本山則發自內心的向城市鞠躬–他對鄉土的懷戀在一定意義上恰恰是對城市生活的羨慕。在這種意義上，趙本山的表演藝術不僅僅具有時代特點，也具有身份特徵。在一個城鄉差別如此嚴重的社會裡，來自底層的農民只有通過展示自己”可笑”的一面才能在城市文化市場中獲得注意力。

但不能因此就把趙本山視為農民藝術家，甚至農民生活的代言人。我們說，90年代中國從英雄時代徹底進入醜角時代或笑話時代，這種說法並不意味著生活本身是快樂的，而是指強加於生活的那種力量，那種強制方式是可笑的。換句話說，90年代中國底層人的生活總的來說是更艱難了，特別是農民的收入幾乎從80年代後期就沒有增長，而由於城鄉之間的身份管制，進程的農民生活並不好，民工的人權問題成為一個新的社會問題。而在趙本山的故鄉東北，這十幾年來那裡的農民生活尤其艱難。但上述這些問題沒有在趙本山的作品中得到體現，正相反，趙本山的作品基本上是官方農村政策宣傳符號的簡單圖解。在一定意義上，這是一種藝術化了的政治謊言。所以與其說趙本山表達的是農民的快樂，不如說表達的是一個進城而且沒有遭遇警察驅逐的農民的快樂，表達的是這個農民對加入分配性體制的幾十年的孜孜以求。當然我不否認趙本山擁有很多農民觀眾，但農民對趙本山作品的喜愛主要是因為他們對新聞聯播的不喜愛，或者是由於來自同一塊土地的那種親切感，但不是因為趙本山真正表達了他們的喜怒哀樂。

趙本山現象也說明瞭這個時代在文化上的窮途末路–一個民族的文化藝術興奮點集中在農民式的自嘲上，不僅說明意識形態的徹底瓦解，也說明瞭這個民族的精神生活已經貧困至極。文化上的末日心態也最後將體現在趙本山本人的藝術創作中，從2003年新年開始，我們發現事實上他已經江郎才盡了。趙本山是一個聰明人，他似乎意識到了自己的藝術的缺陷，他似乎打算通過嚴肅的努力來尋找出路，但電視劇《劉老根》的續集繼續講述著他努力的無奈，這不僅僅是由於文化管制的約束，也和他自身的精神品質有關。我相信趙本山在傳統文化中無法找到突破口。無獨有偶，張藝謀的《英雄》也昭示著這個犬儒時代的”藝術”已經走到盡頭了。也許還有掌聲，但誰都知道，這是13年來最後的一場演出。

我們當然並不是苛責趙本山的出身和文化水平，但我想對他說真話更好。我最近看到那位文化大師余秋雨先生為趙本山辯護的一段文字，深感這個笑話時代之所以是笑話時代，就是因為農民中的文化人趙本山和文化中的農民余秋雨共存的緣故–由於余秋雨大師的故作文化狀，你才會覺得余秋雨更有喜劇效果，只是他通過趙本山把你的笑引出來而已。我們先看看余秋雨先生是怎麼說的：

“趙本山最容易被文化界所輕視的地方是過於世俗，文化層次不高。輕視者的內心有一把潛在的標尺，他們所追慕的文化層次大抵有兩個方面：要麼國際氣派，要麼古雅蘊藉。大凡原先文化普及度不高的國家和民族都會產生類似的追慕，而這種追慕也確實是合理的。但是，用真正現代”大文化”的觀念來看，這種追慕不僅是狹隘的，而且是膚淺的。世俗文化是全部文化構架的根基，也是推動精雅文化不斷演革的動力，它比精雅文化更天然，更貼近民族的生態，因此也更長久、更深入人心。”

這段話不僅說明瞭余秋雨先生恰恰就是輕視趙本山的”文化人”，而且集中表達了余秋雨先生的偽善。不過在余秋雨先生神乎其神的”文化名詞”羅列中，你知道”文化”是怎麼會事了，也就理解這個時代最後的告別演出是那麼的戀戀不捨。這是余秋雨和趙本山的時代，一個以自嘲和一本正經共同為文化送葬的時代。

2003年2月7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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