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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11日訊】今年的除夕之夜我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武漢市黃陂區姚家集鎮北門村張家灣。在這遠離了“繁榮昌盛”景象的鄉下，置身正宗農民的中間，在搖籃的晃蕩聲和孩子的啼哭聲中，聽不到倪萍周濤虛僞的煸情，真正觸摸到了農民們艱辛的脈搏。

杜德平，40歲，我的族侄，鄉村電工師傅，夫妻兩人養兩個孩子，住在明三暗六的1960年代的紅磚瓦房裏，不算是最貧困的典型，家裏卻沒有電視。下面是我與他的一段對話，時間是2003年1月31日夜間8點半左右，羊年新年聯歡晚會開始不久：

“現在武漢市的農民負擔減了些吧？”我問道。

杜德平搖搖頭，說：“我對田裏的事，現在是一抹黑。我不種田，也就不交其他的錢。只有義務工。村裏規定男的16個義務工，女的減半，8個。我一年有24個義務工”。

“怎麽還有義務工呢？”我問道：“城裏人沒有義務工，農民怎麽有義務工？義務工就是奴役，農民也是國家的主人，政府哪來的權力奴役農民？”

“哪里跟他們扯得清。上面有政策說要取消義務工，但又說真正取消要到2005年。這幾年逐步減少，但還是有。沒有義務工，村裏鎮裏幹部們吃什麽喝什麽？”

杜德平苦笑一聲，說：“這還不是讓人氣憤的。最讓人氣憤的事是，村裏的義務工要60元一個，我跟村裏做一天（電工），工錢卻只20元”。

“有這等事？”我感到奇怪。

杜德平回答說：“怎麽沒有呢？今年臘月20幾，我剛從外面回來，村裏的，鎮裏的（幹部）就聞風找上門來了。想在我這裏搞錢。他們打開帳本和我算。光義務工就要我1400塊（元）。我跟村裏做了20幾天活，一個電焊機還被他們搞掉了。那是我吃飯的傢夥，他們弄丟了，肯定應該賠，但他們說都不說。算到後來，說我還欠村裏400多塊。我就說，一個義務工不給你們做，按60元一天算，我給你們做一天（電工）活，只算20元工錢。天下哪來這樣的事？我一分錢也不給。”

村裏的工錢值60，別人的工錢值20，這不是“大鬥進，小鬥出”嗎？過去劉文彩剝削佃戶的手段，現在的幹部們學得多麽的好！

杜德松，杜德平之兄。在敘到農民是國家的二等公民時講道：“今年熱天（武漢）市里的（領導）下來調查，人還沒來，這裏就叫沿途作準備。上面要看的地方要搞好點，接受調查的人，該講麽事不該講麽事也特意安排了。北門（村）那個接受調查的老幾（老兄的意思）不管那些，直話直說。他就說嘛，現在農民哪有什麽發言權？什麽都是上面一句話。上面叫辦的，錯了也得辦。”以前聽人說中國的農民不知道發言權的作用，我將信將疑。從杜德松轉述的另外這位農民的話中，我聽出當代農民對得到發言權的迫切願望。

不要小看這兩個農民的幾句話。第一個的話裏講了農民不按政府要求交錢，第二個講了農民不按政府的要求說話。將他們弟兄兩人的話聯繫起來思考，可以發現，有一條線將這兩種言行貫穿了起來。這條線正是“非暴力不合作”。

由這兩個農民的話中能夠看出，“非暴力不合作”在大陸民間有著非常經常的應用，只不過流於被動散漫，失之主動集中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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