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9日訊】有朋友說我是假自由主義真社會主義者，批評我過於強調公正平等。

的確，在諸如義務教育、基本醫療、生存保障、圖書館等所有「公共產品」上，我堅持「社會主義」（僅僅是「政策」意義的？）立場。我與一些左派朋友有很多區別，但至少在強調政府公共福利責任方面，沒有原則的區別。不管什麼主義、什麼黨、什麼政府，對「公共產品」不負責，對大多數窮人的利益不負責，相反卻代表著權貴們的利益，我都要反對。一些「自由主義者」，毫無公正心地販賣經濟學上的哈耶克、芝加哥學派，與他們為伍，是困難的。無條件的私有化、私有財富神聖論，讓我感到恐怖。眼下中國正進行「只做不說」、「少說多做」、「說此做彼」的迅猛「化公為私」運動（秦暉，2003），一些「自由主義者卻在用力反左，真「聰明」！

1、政府應當為全體中國人提供起碼的平等的「公共產品」

中國的現實政治只有絕對權力，要真有什麼左派、右派，反倒說明絕對權力快要結束或者已經結束了。作為政策的「社會主義」仍是一個將來時態。

例如王紹光先生的中央財政集權論、大政府論，我不贊同，但「SARS中國」期間，例如王紹光先生發表的長文《中國公共衛生的危機與轉機》，很多意見我是衷心認同的。王先生說：按道理說，預算對衛生事業的撥款不應存在太大地區差距。畢竟，政府有責任為所有公民（不管他們住在國內的任何地方）提供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務，包括衛生保健。但中國的情況不是這樣。在中國，2001年全國衛生事業費總額為546億元，其中中央部分只有35.43億元，占總額的6.5%.西藏是唯一實行全民醫療保障的省份，資金的不足部分，全額由中央財政補貼。除了西藏，別的省份基本上都得依靠自身的財力來解決衛生事業費。1998年，河南人均衛生事業費只有8.5元。中國地方人均壽命最高已達約77歲，而最低只有63.5歲。胡鞍鋼從衛生設施和健康指標指出：中國國內存在著「四個世界」。北京、上海可以與發達國家媲美；東北三省和東南沿海省份與東歐轉型國家不相上下；中西部省份略比一般發展中國家好一些；有些西部省份比發展中國家還差一點，但比最不發達國家強。

王先生這裡說到的一個數字是35.43億，我也說一個數字：1998-1999年國務院精簡16000人左右，贖買的價格是50億元，人均補貼31.25萬元！

不管政治立場如何，實事求是都是有良知的。一些「左派」朋友，常常比「自由主義者」可信賴十倍！我是窮人，我有窮人本能般的直覺。

是的，富人應當受到比窮人更多更好的服務，不同地區之間也不可能有完全一樣的服務。但是，我們討論的與此無關。我們討論的問題是：政府應當為全體中國人提供起碼的平等的「公共產品」。羅爾斯的第一正義（起點規則公正）堅持不了，能否在羅爾斯的「第二正義（實質是保障弱勢群體）上面做得像點樣子？遺憾的是，人們看到的多是」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

用事實說話——一是公共事業上的花費越來越「小氣」。《財經》雜誌有文章指出，2001年政府支出在全國衛生支出中所佔的比例從1990年的25%降為16%.（個人支出所佔的比例從37%升為61%；社會保障以及其它保障體系的支出比例從38%降為23%.）

據專家研究，在中國真正享有醫療保險制度福利的不過9000萬人。這是就實際情況而言的。

比如國有企業職工，名義上都是有的，實際則千差萬別。如果將離退休與在職官員、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加在一起，用9000萬來減，剩下的就沒有多少了。還是拋開政治說話，我覺得特別是為「打江山」做出貢獻的人們，應當享有最好的保障，高級官員福利特殊一點也無可厚非，但是，既然醫療保障涉及生存問題，覆蓋面太小總是說不過去的。

二是對農民越來越「小氣」。據調查統計，中國有2000多個縣也即大部分農村的農民沒有任何公共醫療保障。中國的醫療體系名義上覆蓋全國人口的21%，而農村中至少3~5億人的醫療保障成問題。

加上看病難看病貴等因素，造成中國95%的藥物用在了城鎮，大多數農民只使用了5%.

2、為什麼總是讓大多數老百姓付出代價？

同樣需要拋開政治說話，我覺得毛澤東時代的農村醫療保障，還是需要保留並且加以完善的這樣說是從我的切身體會出發的，我過去在農村看過病，比起現在我鄉下的親友來，毫無疑問，過去政府提供的醫療保障當然更好，鄧小平時代至少在這方面是一個大的倒退。著名學者溫鐵軍先生說到：不正常的市場化改革，「能夠產生資本收益的領域政府不放，需要支出的都在甩包袱。諸如教育、醫療這些公共產品不應該市場化的也大搞市場化改革、產業化發展」，這是造成主要是農民缺醫少藥的「宏觀原因」。

關於醫療的市場化或者產業化問題，與教育一樣，我首先認為，在「公共產品」也即作為國家政府的基本義務範圍的那一塊，是千萬不能交給市場的，而必須由政府「壟斷」安排。這一塊具體怎麼劃，也即盤子具體定多大，應當至少在專家們中間發揚民主，應當給與輿論自由，讓人們充分參與討論，應當結合國情確定。超出這個範圍，也不完全是一個交給市場的問題。例如管到大學階段的希望工程，怎麼是市場化、產業化呢？不是的。例如，至少民間慈善組織參加進來，就不能用市場化來界定。

在醫療衛生方面，應當說中國政府也作了一些有意義的努力，例如限制城市普通群眾的用藥浪費、醫藥分離、政府集中採購、醫療事故鑒定改革、建立醫療保險市場等等，但是，這些措施大多涉及醫療如何市場化、產業化的問題，在擴大無歧視的健康保障方面，應當說作為很少。

如何擴大或者說無歧視推開人權化、公民化的醫療健康保障呢？我一向認為，很多本來不屬於政治的問題，中共當局人為地使之政治化、複雜化了，這是討論所有「公共產品」問題的障礙。包括我在內的朋友，首先注重的是使很多問題回到自身的範圍，離開被人為糾纏的政治範圍。當人們能夠按問題本身的需要來討論問題，中國就有希望了，共產黨就出息了。實際上，特別是SARS發生以來，中國的學者專家和部分官員，都為中國公共衛生體係的建立健全，發表了很多中肯、重要、深入的意見，就看共產黨怎麼應對了。

我不希望聽到「中國還窮」、「中央財政困難」，「公共福利不可能一步到位」、「改革總要有人付出代價」這樣的話。這些話如果出於無知的人，我則要問：為什麼有這麼多人連起碼的真相都不知道呢？如果是出於一些政府官員，我除了尊重他們的「職業道德」之外，則一定要反問：接受扶貧的鄉村幹部都坐上了豪華公車，是窮還是不窮？每年都要上一些多半為大中城市服務的大工程，每年光官員吃喝嫖遙就花去近2000億元，還說明財政困難嗎？事情根本不是什麼一步到位的問題，而是起碼的最最起碼的政府責任，為什麼不能盡到的問題；事情也不是什麼代價問題，如果總是讓大多數老百姓付出代價，那世界上就沒有什麼改革了，20多年窮的越窮富的越富，根本不是什麼代價問題了。知道真相的人們故意狡辯，這是什麼「職業道德」？

(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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