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7日訊】編者按：
大紀元專欄作家杜導斌上個月底被有關當局拘捕，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這並不令人意外，中國政府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也非始於今日。
中國自由作家前赴後繼，堅持批評社會不公和卑劣現象，竟至身陷牢獄，亦非自杜先生起。杜先生及其志同道合的一些知識份子，堅持為底層民眾呼籲，堅持不諂媚金錢和權力，在那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恰如螢火蟲一般，點綴在一片黑暗的中國知識界。黑夜的手雖然扣住了星星光點，但卻無法扣住無數渴望光明的靈魂。
杜導斌文章的觀點，或許尚有討論商榷之處，但他獨身黑夜之中，直面黑暗絕不後退的道德勇氣，卻是堪使吾輩仰視而慚愧不已。從今天起，大紀元網將逐日重登杜導斌先生的文章，直到他獲得自由，能夠重新再次為大紀元撰稿為止。
杜德平，40歲，我的族侄，鄉村電工師傅，夫妻兩人養兩個孩子，住在明三暗六的1960年代的紅磚瓦房裏，不算是最貧困的典型，家裏卻沒有電視。下面是我與他的一段對話，時間是2003年1月31日夜間8點半左右，羊年中國新年聯歡晚會開始不久：
“現在武漢市的農民負擔減了些吧？”我問道。
杜德平搖搖頭，說：“我對田裏的事，現在是一抹黑。我不種田，也就不交其他的錢。只有義務工。村裏規定男的16個義務工，女的減半，8個。我一年有24個義務工”。
“怎麽還有義務工呢？”我問道：“城裏人沒有義務工，農民怎麽有義務工？義務工就是奴役，農民也是國家的主人，政府哪來的權力奴役農民？”
“哪里跟他們扯得清。上面有政策說要取消義務工，但又說真正取消要到2005年。這幾年逐步減少，但還是有。沒有義務工，村裏鎮裏幹部們吃什麽喝什麽？”
杜德平苦笑一聲，說：“這還不是讓人氣憤的。最讓人氣憤的事是，村裏的義務工要60元一個，我跟村裏做一天（電工），工錢卻只20元”。
“有這等事？”我感到奇怪。
杜德平回答說：“怎麽沒有呢？今年臘月20幾，我剛從外面回來，村裏的，鎮裏的（幹部）就聞風找上門來了。想在我這裏搞錢。他們打開帳本和我算。光義務工就要我1400塊（元）。我跟村裏做了20幾天活，一個電焊機還被他們搞掉了。那是我吃飯的傢夥，他們弄丟了，肯定應該賠，但他們說都不說。算到後來，說我還欠村裏400多塊。我就說，一個義務工不給你們做，按60元一天算，我給你們做一天（電工）活，只算20元工錢。天下哪來這樣的事？我一分錢也不給。”
村裏的工錢值60，別人的工錢值20，這不是“大鬥進，小鬥出”嗎？過去劉文彩剝削佃戶的手段，現在的幹部們學得多麽的好！
杜德松，杜德平之兄。在敘到農民是國家的二等公民時講道：“今年熱天（武漢）市里的（領導）下來調查，人還沒來，這裏就叫沿途作準備。上面要看的地方要搞好點，接受調查的人，該講麽事不該講麽事也特意安排了。北門（村）那個接受調查的老幾（老兄的意思）不管那些，直話直說。他就說嘛，現在農民哪有什麽發言權？什麽都是上面一句話。上面叫辦的，錯了也得辦。”以前聽人說中國的農民不知道發言權的作用，我將信將疑。從杜德松轉述的另外這位農民的話中，我聽出當代農民對得到發言權的迫切願望。
不要小看這兩個農民的幾句話。第一個的話裏講了農民不按政府要求交錢，第二個講了農民不按政府的要求說話。將他們弟兄兩人的話聯繫起來思考，可以發現，有一條線將這兩種言行貫穿了起來。這條線正是“非暴力不合作”。
由這兩個農民的話中能夠看出，“非暴力不合作”在大陸民間有著非常經常的應用，只不過流於被動散漫，失之主動集中罷了。
(2/11/2003)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