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6日訊】2003年11月2日，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柳斌傑在博鰲亞洲論壇上說：「中國目前是世界上言論、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國家之一，外界關於中國新聞、言論、出版方面的某些議論是毫無根據的。政府依法支持媒體機構履行自己的社會職能，明確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無理干涉、干擾媒體的正常採訪、傳播和經營活動。」
2003年11月7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反駁11月6日美國總統布什就中國民主問題發表的講話，說：中國政府一貫致力於發展民主，努力促進和保護全體中國人民的人權及基本自由，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改革開放25年來，中國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民主法制建設不斷推進，公民的自由和各項權利依法得到保障。章啟月表示，中國人民自己最懂得如何珍惜和發展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並將繼續堅定不移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自己的路。
這兩則新聞在中國互聯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批判，考慮這兩則經典的政治謊言是在中國當局連續逮捕和判處異議作家的情況下發表的，二者均遭遇網友普遍炮轟，是順應「天時地利人和」的。本文擬在評述網絡言論對章柳二喉舌的強烈反應之後，進一步分析中國當代政治謊言演進的歷史路徑，最後在基督教神學視野下，討論中國謊言文化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在信仰之維中尋求提升中國「道德智商」（ＭＱ）的可能性。
一、章柳迷天大謊，網民忍無可忍
如果網絡作家打算為2003年重大「文化網事」做一番總結的話，章啟月、柳斌傑（以下簡稱章柳）的上述發言引起的網友反彈，可能應該列入其中。在某種意義上，章柳的遭遇可能有些「不公平」，畢竟這種政治性謊言是從來如此的，但似乎只是到了今天才再也無法為所慾為了。這種狀況一方面說明了互聯網對一個封閉國家走向開放世界的重大貢獻，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中國6600多萬網民在經過了近八年（從1995年中國有互聯網開始）的「網絡自由」的洗禮之後開始走向成熟——人們不應忘記，在以往相當多的網絡新聞爭吵中，中國網民——特別是一些官方網站的網民——的主流聲音是以「反美憤青」的聲音為主的，但2003年特別是ＳＡＲＳ危機之後，中文互聯網上實現一場靜悄悄的觀念革命，而連續不斷的人權事件和自由主義者領導的抗議簽名活動促成了這一轉變，自由在網絡上的「八年抗戰」衝破了「網寇」和「偽軍」無數次掃蕩而初戰告捷。當然，還有一點作為網絡抗議的背景條件也是必不可少的：胡溫執政以來，中國社會對既往的政治殭化和停滯狀態已經越來越無法容忍，這種全民性的政治焦慮正在尋找任何機會告別舊時代，而對這種渴望的任何耽擱和壓制反而激起了更強烈的道德羞恥感和政治勇氣。
抗議章柳謊言的網絡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為了給讀者提供這方面的經驗證據，簡單引證一下網友的反章柳言論是必要的。這些「敏感言論」在2003年11月初的10天裡遍佈了大多數中文文化網站（以其ＢＢＳ為中心）。下面是在一些著名的文化網站摘錄的批章柳網言（為方便閱讀略去了相關的網站信息，這些網站包括「新浪論壇」、「不寐思想論壇」、「關天茶社論壇」、「世紀沙龍論壇」、「凱迪－貓眼看人論壇」、「祖國論壇」等等。這只是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發言，一週之內筆者在相關論壇上所見的「回覆」應該不少於一千條）：
1、我以為自己，瘋話謊話見多聽多了，想不到還要掉回眼鏡。
2、真佩服中國的領導
3、哈哈哈，有意思，逗死我了，本文是有屎以來最強笑話。：載入死冊吧。
4、震撼！逐字逐句地看完這個帖子以後，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震撼啊！為甚麼會有如此好的帖子？！我縱橫網絡ＢＢＳ多年，自以為再也不會有任何帖子能打動我，沒想到今天看到了如此精妙絕倫的這樣一篇帖子。
5、應把他的名字改為「牛逼」，他可算得上我們新時代最可愛的人，可以與伊拉克的哈薩夫媲美。
7、這樣無恥，簡直無言以對。
8、袁（木）大人重出江湖？
9、再回到新浪新聞首頁，文章不見了。此貼在天涯很快被刪了，呵呵，真是莫大的諷刺！
10、他是中國最會講人話的領導之一。不佩服不行，共產黨的官員就是臉皮薄，傳統美德啊，建議加官進爵，當宣傳部部長。
11、需要幾千年才能出一個如此厚顏無恥的跳樑小丑！（回覆：沒見識！何要幾千年？）
12、佩服之極，有勇氣！哇塞！送報基尼司記錄！如果編一本《新笑林廣記》，此番言論當選於其中
13、作為中國人感到臉上發燒！讓人想起薩哈夫。
14、倏見此特好消息，咱激動得淚流滿面！哈哈！！！！
15、果然說Ｘ話最自由的國度之一
16、他算甚麼，根源還不是更多比他更大更無恥的
17、當年列寧曾直言不諱反對言論自由，起碼其坦率令人尊敬。而柳某卻信口雌黃、公然說謊，不知世上還有恥辱二字，我都替他感到丟人。相信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會鄙棄這一謊言。他媽拉個巴子，真是欺人太甚，太令人氣憤了。如此這般，還談甚麼「新政」！
18、可以看出，部級幹部不是一般人幹的！！！！
19、從此將柳傑斌這個名字銘記在心，當我在人生中作了甚麼對不起良心的事時，這個名字會成我力量的源泉。
20、剛剛將杜導斌抓去，又吹這麼大的牛皮，還不臉紅，我算服了！
21、中國是世界上說慌最自由的國家
22、向新聞出版署柳斌傑副署長學習，該說法實在令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本人駑鈍，對柳副署長的敬佩之情實在難以抑制……
23、「之一」在作文上很好用
24、剛看人這張帖子還以為這條新聞是假的，連忙去大洋網找了下竟然一找就找到，才知道這竟然是真的，在這裡是強烈呼籲論壇呼應黨的號召，立刻取消審帖制度，這樣才能呼應黨所說的我們是言論出版最自由的國家！！！！！！
25、對中國人民的公然強姦啊。噁心，今天還是被強姦了一次。柳斌傑，你這個強姦犯！又被章強姦了一次。
26、哦。中國人可以自由地大罵世界上最有權勢的美國總統，還不夠自由嗎
27、新聞無國界組織才前幾天把我國被列為當今世界新聞最不自由的國家排行版第二，當然朝險是墊底的。
28、自從有了互聯網，吹牛也要上稅了。
29、說謊說的多了，就不覺得無恥了，而是理所當然，ｇｏｕ官！
30、確切地說，上世紀二、三世紀的中國曾是言論出版最自由的國家之一。
31、薩哈夫在美軍已經進入巴格達時對記者們說：我向你們保證美軍沒有進入巴格達，機場還在伊軍手中，待會兒我就領你們到機場去採訪。
32、哈哈哈！！！！全國人民不得不發出最後的慘笑：我們又被自由了一回！！！
33、真的慾哭無淚啊！！看看《南方週末》名記的辭職就可以知道有沒有自由拉……
34、你叫人家怎麼說，難道非逼人家實事求是，這樣是不是太殘酷了吧。
35、我吐著吐著就習慣了……
36、中國的悠久傳統嘛：睜著眼睛說瞎話。
37、他這也是為了飯碗，你讓他說真話？？
38、可憐啊，怎麼沒有一個人相信他的話？
39、感謝政府，感謝黨！
40、靠！出門就碰上裸奔！小孩子不許看！
41、佩服佩服，說這話得需要多大的勇氣啊！
42、建議把柳斌傑副署長免職，膽敢不把中宣部放在眼裡和嘴上。
43、我剛知道這種自由！！！！！！？？？？？？？？？
44、是啊！網絡上沒有網警！！！也從不刪貼！！！也不過濾網站！！！所以全世界最最自由的國家！！！
45、說得真好，和真的一樣。
46、我們的政府官員謊話連篇，不講誠信，如何在社會上倡導誠信？如今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欺騙和謊言的社會，連政府也不得不號召人民要誠信啊，然而人民不講誠信的根源就在政府公然欺騙老百姓不講誠信。
47、哈哈，第一見網友們在這個貼子上的意見的高度一致，難得！
48、當然是最自由的！！！你有反對政府的自由，我有擁護政府的自由！你有罵總統的自由，我有擁護主席的自由！你有自由結社、集會的自由，我有反對無政府主義的自由！只要正確理解了自由，我們當然是最自由的國家！
49、一篇必將載入史（不要誤作「死」或「屎」）冊的發言。但雖然我們確實是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但自己曉得並且享受著就得了，別嚷嚷，萬一傳到金正日耳朵裡他會不高興的。畢竟人家也搞的不錯嘛。建議柳斌傑同志學得像廣告裡的范偉那樣低調——「一般人我不告訴他。」
50、哎呀呀————！偶的門牙噴到哪兒去了呢？……（作抱腰滿地找牙的無齒狀）……
51、在中國的詞典裡，「恬不知恥」這一條已經被刪去了。
52、這才是政治合格、黨性強的領導幹部！不管說甚麼都能面不改色、心不跳，臉皮可以擋子彈，聲望直逼張文糠。
53、柳斌傑，你就不怕自己的鼻子越變越長，一直抻到銀河系外嗎？如果言論自由，為甚麼所有的罈子都像解放前的茶館，全部都得掛上「勿談國事」的牌子？如果言論自由，為甚麼《南方週末》會被你們閹割？如果言論自由，為甚麼某縣政府竟敢沒收《人民日報》？如果言論自由，當地的政府的醜事為甚麼只能在外地報紙上看到？如果言論自由，為甚麼媒體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如果言論自由，為甚麼不能自由辦報（舊中國都可以的）？
53、柳署長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言論自由。終於盼到這一天了！（感動得痛哭流涕中）——還不快快感謝皇恩浩蕩！
54、大躍進、反右、文革……都是這麼來的。假話說的比真話還理直氣壯，臉皮真比後丘還厚實，中國官僚的無恥表演，丟中國人的臉！
55、呵呵，趕緊把新聞法寫完吧，幾十年了！
56、我替小柳補充一下：我黨的言論自由是有歷史傳統的，延安時有《新華日報》為證，58年有大鳴大放，68年有四大，就是現在不是連假廣告，摻水新聞都沒乍處理的嗎？還讓你們在這甚馬亂七八糟的論壇上亂翻皮，反了你呀？！
57、據國際新聞記者組織評比：2002年全球新聞最自由的國家是芬蘭、愛爾蘭和挪威。美國排在44位（因反恐和伊拉克戰爭，他的排名大幅度下降）。我們中國嘛，排在全球倒數第五！倒數第一是誰？哈哈，就是咱們的鄰居——朝鮮（全國就一家電視台，嘿嘿）
58、中國言論多自由啊，用無界瀏覽和ＭＳＮ想說甚麼都成，ＱＱ和論壇上就要注意了，當然，前面那兩個軟件服務器都不在中國
59、中國的新聞不僅最自由，甚至是超自由——知道嗎？中國的黨報不僅可以自由發行，還可以強行向組織征訂，已經自由得可以強制了。
60、不臉紅，還舉世矚目？去死吧！
61、唉，人到了無恥的地步，沒救了。操ＴＭＤ，真不知有幾層臉皮，當著世界的面說謊。
62、永遠也不能正視自已！可悲！！
63、真是比竇娥還冤枉啊！
64、我沒有感覺的民主的成在，至少我身邊沒有！
65、在特色的民主裡面民是民，主是主，不分清楚豈不亂套了？
66、不知章啟月看到網絡有何感想，既然「舉世矚目」何不可就此議題舉行民調？最好是公投？如何？
67、為甚麼牛皮在天上飛呀？？？是有人在地上吹呀。
68、當擺明了說：我是流氓我怕誰？你以為它還有廉恥心？
69、我活了三十年，才在文字上剛剛知道我們是最好的。
70、所以為甚麼誠信會在國人心中完全消失呢，上樑不正啊！
…………
反章柳的網友言論之密集程度、猛烈程度和一致程度幾乎都是空前的，以至一些網站甚至不得不刪除相關文章。另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是，這些言論是在眾多文化網站被關閉之後發生的；不難確信，如果那些讓北京當局討厭的網站還存在，對章柳的「聲討」將會更加聲勢浩大並「卓有成效」。
上述網友言論引人矚目的共同特點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是對謊言感到憤怒、羞愧和無法容忍；第二是表達抗議時消除了內在的政治恐懼，而且語言基本上是文明的。我願意把這種精神狀態和話語方式視為一種進步，而這種進步是互聯網帶給中國的「新自由」。網絡語言特別是電子公告牌上的發言有自己的特點，它不太可能是深思熟慮和長篇大論的，它是胡績偉先生和胡耀邦先生當年在西單民主牆被鄧剿滅後倡導的「民主公園」的再現，這個虛擬的「民主公園」不僅日漸成為弱者吶喊申冤的公共廣場，也成為以話語權力替代拳頭權力的新文明的自由社區。自由引起的道德自覺同樣令人鼓舞，網絡自由使中國開始獲得了羞恥感和尊嚴感，這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國道德狀況令人絕望之處不僅是謊言和暴力的共謀，更深刻的是對這種野蠻狀態的沾沾自喜和無羞恥感，這是中國精神迷途不返的根本原因。但是，這種狀況已經開始改變了，網絡為「千古秦制」的「超穩定結構」的真正轉向提供了「外層空間」和「三維平台」。
當然，網絡因這種自由功能而成為章柳所代表的政治文化的敵人。這一政治實體仍然是強大的。這個東方「利維坦」的執迷不悟不僅是一個道德問題，甚至也不僅僅是一個利益問題，它也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汲取力量，而這種傳統的特徵之一就是：謊言不是道德控訴的對象，反而是一種「國家宗教」或世俗正義。
二、謊言之國：「袁木式的臉」是怎樣煉成的
章柳為甚麼說謊？這是一個既簡單又複雜的問題。我們撇開心理學方面的原因不談，本文關注的是說謊的政治哲學方面的邏輯結構。現代政治哲學的一些常識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專制社會由於缺乏合法性支持必須依靠謊言和暴力維繫。20世紀中葉以來，關於極權主義的政治研究仍然是在這一學術常識框架之下展開的。這些理論當然是非常重要的。然而，這些分析範式仍然要面對中國專制主義這一個案的質詢：納粹式的謊言暴政幾乎是西方政治的癌變，而中國的「皇權專制主義」（李慎之語，我的定義是「恩人專政主義和力量專制主義的二元專制」，參見拙著《災變論》）何以與謊言渾然一體且歷久彌新？與此相關的第二個問題是，中國「謊言文化」的主角不僅僅是章柳喉舌及其背後的政治體制，為甚麼全社會成員都把謊言深化為自己的文化習慣，而專制政治恰恰也是因此獲得自己的群眾基礎？
論證中國是「謊言之國」，不僅要冒政治風險，在理論上也不是本文力所能及的。因此我把這一立論作為一「公設」。但儘管如此，引證一些相關研究者的結論仍是必要的。
最近香港《蘋果日報》發表了一篇署名「陶傑」的文章：「從袁木之女申請赴美說起」。文章談到美國駐中國前大使李潔明對於中國人的「袁木式雙重性格」感到不可思議，文章稱袁木是中國最準確的形象代表——他說謊時面部肌肉絲紋不跳的一張中國臉（Ａ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ｃｅ），令西方人覺得像滿州一樣的『深不可測』（Ｉｎｓｃｒｕｔａｂｌｅ）。
要瞭解現代的中國人，必先從這張臉開始。這樣的文字充滿了從傳教士以來的西方人關於中國的全部記憶。在袁木之前有和申（左王右申），之後有張文康、章啟月、柳斌傑等等，我們相信，這份名單是蔚為大觀而無法窮盡的。令人遺憾的是，這份名單並非為中國官員所獨佔，研究者發現，謊言就是中國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國人並不像一些人認為的，是為撒謊而撒謊，撒謊是為了獲得謊言之外的某種利益。他們不說真話，同樣也不相信真話。……1857年倫敦《泰晤士報》駐中國記者談到西方人最討厭被稱為說謊者，「但是，如果你對中國人說同樣的話，他一點兒也不會氣惱，也不會感到受了侮辱。他不否認事實，只回答道：『我可不敢對閣下撒謊』。……（《中國人的性格》）有位作者在「無意識的謊言——我們賴以生存的方式」一文裡也談到：中國最大的優點是人人有飯吃，最大的缺點是人人說謊。網上還有一篇有趣的文章：《失靈的測謊儀》，內容大致如下：據報載，中國的公安系統從國外引進了測謊儀進行案件的偵破工作，回來一測試，發現有嚴重的質量問題，遂向美方提出索賠或調換，美方立即派出技術人員來到中國進行檢查，儀器各項技術指標完全達標，各個部件、電路也絲毫沒有質量問題，調查結果顯示：中國有些地方官員們長期說謊，公開說謊（該國的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裡就常常看到他們面對鏡頭在13億中國人面前說謊），以至於他們身體和精神系統都已經適應了說謊，測謊儀對他們一點作用都沒有，從現場測試的技術報告裡看，反而有時說真話時他們卻顯得不自在，表現為心跳加快，神情緊張。因此，測謊儀不能在該地區使用，只好退款退貨……。
當然，本文關注的問題不是上述描述性的，不是關心中國人是如何說謊的，而是要分析「為甚麼這樣」。用一句網絡語言就是：袁木式的臉（也可以替換成張文康式的臉、章啟月式的臉、柳斌傑式的臉等等）到底是怎樣煉成的？
心理學家告訴我們，人說謊時，心理會產生各種變化，這些變化必然會引起一些生理參量的變化（如心跳、脈搏、血壓、呼吸、皮膚電等的變化）。這些參量一般只受植物神經系統的制約而不受大腦意識的控制，通過多參量心理測試儀測定它們的變化就可以分析心理變化，從而判斷犯罪嫌疑人講的是「真話」還是「謊言」。現代的「測謊」技術就是用一些問題對被測試人形成心理刺激，從而觸發他的心理反應，記錄這些生理反應圖譜，通過分析圖譜作出判斷。大腦皮層興奮性的變化會產生強烈的情緒波動，也必然會引起一定的生理變化，如肌肉緊張、皮膚出汗、呼吸急促等。這些反應均是受植物性神經支配的，不受人的意識所控制。
心理學家面對「袁木式的臉」就進入了一種手足無措的困境（姑且叫「袁木困境」），因為「袁木」大腦意識可以成功地控制植物神經的波動，並在說謊的時候從容不迫。要做到這一點，至少在心理上需要兩方面的長期訓練：第一是習慣，經常說謊使那些心理參量失去敏感性，或者說，植物神經系統對說謊形成習慣而無動於衷。第二是賦予說謊以道德感、正價值判斷或者某種功能判斷，使說謊本身成為一種道德需要或者生活需要，在這種情況下，謊言不帶來羞愧感反而帶來成就感，因此大腦意識就可以成功地控制生理變化。事實上，「袁木式的臉」就是這樣煉成的。
但是，問題僅僅到這裡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相應地面對兩個新的問題：第一，中國人說謊的習慣是怎樣養成的？第二，中國文化為甚麼以及如何能為不道德的說謊賦予價值和功能？事實上第一個問題是以第二個問題為基礎的。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說謊的社會需要方面的，如果這個需要不斷發生，習慣也就產生了。因此，問題的關鍵首先是說明關於說謊這種需要是如何產生並得以維繫的。
國內學者蕭雪慧女士在《面對真實——也說國民性》（1995）一文中說：「奇怪得很，在我們這個很難稱得上有寬容美德的國度，對各種文化背景下一般視為惡的虛假，卻表現出一種異乎尋常的大度。其實何止大度，簡直就是鼓勵！因為虛假在實際上不僅成了人自我保護的基本手段，而且可以得心應手地換來許多好處，誠實不欺則不僅使人處境困難，舉步維艱，而且成為致禍之源。」蕭文在這裡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國人甚至鼓勵說謊，原因是「虛假得利，誠實致禍」，那麼我們現在進一步的問題就是：在甚麼樣給定的生存境遇中，才存在這種道德負向的「理性選擇」？
我們不能在儒家（甚至道家和佛教）的文本裡尋找原因。顯然，古代中國作家（孔子和孫子代表這一學說的兩極）確實寫下了很多「應該說謊」的「經驗之談」，但這些文字僅僅是說謊文化的結果，至多是第二等級的原因。所以我們必須追問他們為甚麼要那樣思考並津津樂道。我以為，這個問題正是《災變論》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按《災變論》的一個基本觀點，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問題是災變基礎上的資源匱乏和人口之間的衝突，這一衝突導致了力量（以暴力為主）對資源的壟斷及自上而下的分配經濟模式，這一壟斷及分配模式在道德上是「不正當」的，它延伸出兩種內在需要：第一，以「感激」（我所謂的「恩人執政」）為核心建立政治象徵（意識形態）；第二，進一步依靠暴力維護既得利益。這兩種努力都產生了對謊言的結構性需求。我們分開來逐一加以分析。
東方專制主義的政治合法性是以「恩人執政」為基本內容的。這一說教事實上本身就是一個謊言。這一謊言起於革命起家之時，並在革命後或者成功後繼續維持。因此有人說：現代的革命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判斷，他以上帝的名義或大救星的名義許諾追隨者一個人間天堂。這一謊言構成了後革命時代所有謊言的歷史基礎，而以後的政治謊言一方面是為掩蓋這第一個謊言不得不變本加厲，同時也是為了維護和擴大恩人佔有資源的現實利益。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裏，「感激」僅僅「法的秩序」的一種補充。在中國，「法」是感激秩序的一種補充，而感激卻構成意識形態的頂點。齊美爾（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這方面的研究是具有啟發性的（《社會是如何可能的——齊美爾社會學文選》（德）齊美爾（18558～1981）著，林榮遠編譯，廣西師大出版社2002年出版）。但是「感激」作為平衡社會衝突的紐帶需要相應的資源，匱乏會導致感激失靈或形式化（即感激成為謊言），並導致控制感激資源和爭奪回報的各種激進主義。齊美爾也正確指出：「倘若每一種仍然留在心靈裡的針對從前行動的感激反應突然磨滅，那麼，社會就會崩潰。」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進一步編造恩人的彌天大謊成為後革命時代專制當局更現實的政治需求。
另一方面，暴力執政至少產生了四種後果都指向謊言需求。首先，民眾對國家暴力的恐懼和對匱乏資源的分配性努力都導致他們向權力說謊，這種恭維總的來說是不誠實的，是「別有用心」的——它指向利益分配而不是它所極力標榜的政治忠誠。恐懼也表現為對誠實所遭遇的損失或迫害這種記憶，這種記憶從相反的方面強化了說謊的內在動力。
其次，由於匱乏和國家對「原初協議」的破壞，中國社會缺乏「財產與自由」之間的因果聯繫（參見《財產與自由》（美）詹姆斯．布坎南（Ｊａｍｅｓ Ｍ Ｂｕｃｈａｎｏｎ，1993著，韓旭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使中國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淪陷於霍布斯的「叢林法則」之中。在東方的「叢林」中，「公共財產的悲劇」（亞里士多德）和「人對人是狼」這一悲劇同時發生，在這一生存戰爭中，暴力和狡猾形成生活的手段而不是道德譴責的對象。按布坎南的觀點：「財產所有權是自由的保證」。那麼，對於災民來說，說謊就是財產權甚至僅僅是生命權的保證。
因而，第三，作為生存技能而不是道德譴責對象的說謊，在中國文化中就獲得了像契約論者思想中那個「國家」一樣的功利性價值，它不僅是生存手段，而且還可能是智力優越的象徵。正是這種邏輯思維使說謊或狡猾在漢語文學中獲得了新道德這種優越性，乃至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和民眾都打算向這種品質鼓掌並真誠地希望自己也能像「孔明」那樣智力超人，這不僅能獲得生存優勢，也能得到社會尊重。這一點在權力部門表現得最為明顯，攀上權力巔峰的人們，無庸置疑地擁有說謊的特權和能力，他因為可以決定何者為真、何者為假而更願意陶醉於說謊的權力優越感之中。
第四，也許更為重要的，是自己對自己說謊，總的來說。這種自欺欺人的做法使在殘酷競爭中處於實力弱勢地位和道德弱勢地位的人可以取得心理平衡。具體區分，這種心理平衡性質的謊言大致也包括兩類，其一實力處於弱勢地位的人的「精神勝利法」，從莊子、陶淵明到阿Ｑ，從「國家尊嚴」到「面子哲學」都屬於這種狀況。其二是道德處於弱勢地位的人的「文學勝利法」，有些人可能在政治權力或文化權力方面處於優勢地位，或者為了取得這種優勢地位而採取了很多不道德的手段，這種不擇手段的生存方式產生了內疚，而漢語世界這種內疚不指向個人懺悔，而是通過文學抒情放大自己這樣做的「可理解之處」，甚至放大和構陷被害人的「可迫害之處」，然後通過這種文學謊言超越內在的道德指控。這種狀況還因為漢語文學自身的邏輯弱點而得到加強。在這方面，毛式語言、何新的文字，以及「北大中文系」或相關濫情的「魯迅」傳人都是這種女性氣質的謊言的受害者。這類謊言因為可以自我感動因此接近於某種病態。
三、不信者無恥，無恥者無罪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的話，改變政治謊言對中國的傷害就需要在相應的兩個方向上入手：一方面重構中國的財產關係消滅計劃體制，另一方面是心靈重獲羞恥感——說謊而不知羞恥是謊言氾濫的精神根源。第一個問題本文將另文討論（參見拙文《財產和自由——「三農」問題是中國問題》，紐約大學2003年12月10日「中國三農問題討論會」書面發言），因此這裡主要討論第二個問題。
林彪的那句名言是膾炙人口的：「不說假話幹不了大事。」這句話以駭人聽聞的方式宣佈了一條中國式「宗教信條」：說謊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某種宗教教義般的力量。在這種意義上，馬基雅維裡主義就不是中國的政治異端，而是文化的經典總結。換句話說，謊言就是我們的生活，就是我們的「宗教」。正是這種顛倒黑白的道德觀念使中國告別謊言無從著手——因為從信仰源頭上，中國精神就缺乏顛覆謊言道德的超驗力量——而幾乎所有的經驗事實都是強化謊言體制的。
這種精神狀況正是近年來我倡導以基督教信仰超越災民道德困境的理由之一。我的基本觀點是，以「摩西十戒」為核心內容的關於禁止謊言的基督教信條，特別是關於人與神之間位格關係的公設（或認信），是從內在方面戰勝謊言的真正力量。信仰使人獲得真正的說謊的羞恥感，從而從根源上熔化袁木等人臉上的政治冰霜。當然，言論自由從外在條件方面來說，對於解除政治謊言同樣是重要的——這一點在開篇處轉述的網絡自由對「袁木式面孔」的批判中就可見一斑。但是，言論自由必須在「超驗維度」上才可能獲得批判的根基並保證批判的質量，關於這方面的論述已經很多了。這裡我想談談這個問題：信仰缺失繼續使知識份子抵抗羞恥感，並客觀上導致了中國知識份子對謊言文化的流連忘返。
敏感的評論者應該發現，自李思怡慘案以來，大陸自由派知識份子關於自由主義和道德擔當問題事實上發生了嚴重的分歧，這場「分裂」仍在演進之中。竊以為，這場分歧是以拙文《李思怡之後，思想何為》（《北京之春》2003年11月號）一文，以及劉曉波先生的《再論公共發言中的道德底線》（《民主中國》2003年11月號）為標誌的，而這場分歧的實質就是知識份子如何面對謊言文化並如何「像說的那樣去生活」。當然，這種分歧由來已久，只是最近才進一步表面化並打破了「悼念李慎之」所形成的某種「共同一致」。
這一潛在的爭論焦點之一就是生活在謊言之中（一方面表現為「不得已說謊」，更多表現為「不得已沉默」）的自由派知識份子是否有罪的問題。我的基本觀點是，膽怯即使可以理解但不能免除罪惡感，不能炫耀沉默的成熟或不得已。而在我看來，我的批判者們不僅不正視這種罪惡感，反而進一步掩蓋這種罪惡感。這種努力使分歧進一步深化。在這種分歧中，「不信者無恥，無恥者無罪」再一次成為我的理論歸宿。正是基於這種認識，一種似乎可以寬恕章柳謊言的打算就產生了——因為保持沉默並無罪惡感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他的面孔同樣具有袁木式特徵——在「李思怡悲劇」一類案件中保持沉默，這種表情顯然可能使人想起袁木式的無動於衷。在這種「五十步笑百步」的道德困境中，沒有罪惡感和羞恥感，反而繼續滋生出智力的傲慢和新的謊言，這進一步鼓勵了來自體制外的民間思想的某種激進傾向。不過諸如此類的精神局限反過來支持了「神學自由主義」關於中國問題的主要見解。
具體討論一下自由派精英苦苦堅守身份自尊並拒絕反省而編造的「新謊言」是必要的，它能幫助闡明信仰對徹底根除謊言文化的根本意義。這一點可以結合劉曉波先生的那一篇文章來談一談。初讀曉波這篇文章使人產生這樣一種警覺：思想有時候向運作妥協是我們時代的共同病症。不過仔細分析，曉波這篇東西是他關於上述問題一個比較系統的總結，主要觀點應該是前後一貫的。但是，劉文中的某些措詞可以進一步討論：
「在對知識份子的公開發言進行學理辯駁和價值判斷時，應該盡力避免『泛道德主義』的陷阱，比如，不應該籠統地把『路徑之分』統統歸結為『道德高下』。也就是說，主張走體制內改革路徑的人，未必就是道德懦夫，也不應該僅僅依據某人主張體制內路徑而對之進行道德討伐和人格批判；而高倡體制外改革的人，也決不能將體制外立場作為道義制高點，更不能自奉為道德勇士而對他人施以苛求。以往的教訓告訴我們，道德狂妄像理性狂妄一樣有害，一個自以為絕對真理在握，一個自以為至善非我莫屬，二者離權力狂妄只有一步之遙。無論是知識狂妄還是道德狂妄，一旦擁有了左右現實的政治權力，必然出現惟我獨尊的強制性霸權。反過來，大凡政客的權力狂妄，無不以道德狂妄和知識狂妄為人性基礎。」（劉曉波：「再論公共發言中的道德底線」，《民主中國》2003年11月號）
《李思怡之後，思想何為》一文出來以後，我面對的壓力可想而知（網上出來了一些文章控訴我為了顯示自己高大「殺害了」所有文化名流。我的「罪狀」之一就是「泛道德主義」，以「道德高姿態殺人」，等等。我不同意這種批評。而且我認為這種批評事實上是為了掩蓋第一個錯誤而編造的新的謊言。首先，「泛道德主義」，以「道德高姿態殺人」，這一前提本身就是棍子，就是虛構的——只要你一批評，你就會獲得這種罪狀。而曉波這種辯護，事實上可能等於默認了這種話語前提，彷彿那些指責是有的放矢的，事實上那些指責完全是用自由主義的個別教條來抵擋任何批評。這種做法是非常狡猾的。現在的問題是，在一個道德狀況如此不堪的國家裏，「思想」竟然把警惕道德判斷作為自己的第一「道德」正義，這真是一種道德奇觀。中國人太聰明了，在這新謊言的掩護下，這樣大家就可以以「自由主義」的名義為所慾為地「不道德」了。是的，文革模式提供了「偽道德殺人」這種負面經驗，但事實上這種偽道德恰恰是不道德的，因此這種警惕如果發展為取消道德判斷的程度，真是南轅北轍了。我不知道這個常識是怎樣顛覆的，大致是思想殭化和狡猾共同締造的吧。在這裡向這些殷海光先生的信徒們重複一下殷海光先生的教訓也許是非常必要的：
「在目前的社會風氣之中談道德，不是被人譏為迂闊，就是容易被人認為虛偽。的確，在談道德的人物中多的是這兩種人。可是，我們不能因此就不要道德。有沒有人因為市面流行假鈔票而根本不用鈔票？稍一反思，現在的道德問題實在嚴重。」（殷海光著《中國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聯出版社2002年出版，下同）
殷海光還同時引用海耶克（哈耶克）的觀點重申傳統道德原則對自由社會存續的意義。當然，我不是說所有的反批評都是新的謊言，只是其中有部份自由主義憤青是因為長期生活在謊言文化中而變得太愚蠢了。
其次，在當下，真問題是「道德低姿態殺人」（一方面冷漠殺人，另一方面毀滅批評者）而不是甚麼「道德高姿態殺人」，彷彿「不道德」比「道德」更「道德」（這樣說不等於我就是道德的）。我覺得無罪惡感並以「道德殺人」來自衛是一些知識份子的新犬儒：先是道德高姿態驕人（這一點他們好像記憶力特別差），受批評後又道德低姿態殺人。
第三，我們批判的方式從來不是「我是你非」的批判方式，而是「以是論非」的方式，這點幾乎很多人都不明白。與此相關的：我希望我自己也時時看清楚自己的局限性，犬儒是我們時代共同的罪惡，我應該警惕這種罪惡也傷害我自己——我存在這種問題，我自己當然也是批判的對象。
我很遺憾我的批評導致了我與「知識界」的「決裂」，這些文字沒有使「朋友們」有罪惡感，反而讓「自由主義」有了「憤怒感」。但是，出現這種局面使我進一步認識到信仰對思想的重要價值。蘇格拉底應該是「只問是非，不管一切」的。但在唯物論世界，在一個平面上，由於問題世界如此不同，想短時間內達成一致是非常困難的。人們應該清楚，「重疊共識」（《政治自由主義》（美）約翰．羅爾斯（Ｊｈｏｎ Ｒａｗｌｓ）著，萬俊仁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歷史前提是：人們對「重疊共識」這一觀念存在先驗的共識。
知識份子的悲觀狀態並沒有沖淡網絡自由給心靈帶來的鼓舞。這一「讓反方發言」的新自由仍在發展中，我願意寄予厚望並希望以身臨其境這種方式表達我的盼望。袁木式面孔開始在網絡自由中被賦予了某種喜劇效果的同時也開始破碎和風化，這對於這張面孔背後的政治軀體的解體同樣是有象徵意義的。不過比較我們自己的面孔和發言人的面孔，也多少應該使我們放棄敵人意識，並在鼓勵網絡自由的同時，致力於從個體責任角度拆除謊言中國因惡貫滿盈所贏得的詛咒。但是想走出這種精神困境僅僅依靠「五四傳統」是不夠的。「五四之子」殷海光先生在談到「知識份子的責任」時說：「甚麼才是中國應走的道路？……關於這些問題的解答可以濃縮成八個字：道德，自由，民主，科學。」這一總結對「五四」的功利主義自由觀是一個很大的發展。但遺憾的是，由於殷海光先生主要是哈耶克和羅素的信徒，因此，在「道德」這一至關重要的維度上他沒有走太遠，他沒有闡明「內部鞏固」（ｉｎｎｅｒ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的希伯來傳統，而缺乏這一傳統，「內部」是無法「鞏固」的。也許比較一下《哈維爾文集》（崔衛平譯）和《悼念李慎之》（丁東編）兩本著書是有意義的，讀者應該看到，知識份子的道德擔當問題，特別是拒絕謊言的問題，是哈維爾文集關注的主要對像之一，而《悼念李慎之》的作者們卻很少談到知識份子這一道德問題。因此，我相信，中國抗議、拒絕和戰勝「政治謊言」的道路是漫長的，作為「時代的眼睛」（殷海光）的知識份子應該在全社會、特別是自己身上看到「章啟月的眼睛」和「袁木的臉」，這是「責任時代」的道德起點。
2003年11月9日星期日
（《民主中國》2003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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