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30日訊】公民維權終究要走向政治維權，公民沒有政治權利，憲法賦予公民的其他權利就不可能有保障。2003年——被一些學者稱之為公民「新民權運動元年」，許多個案影響了當局決策，似乎顯示了某種程度上公民與統治集團互動的關係，「胡溫新政」看起來也有其「新」的一面。

孫大午非法集資案件，引起學界對金融法的討論；孫志剛被活活打死一案，導致廢除收容法；蔣彥永敢於說真話，戳穿衛生部和北京市政府高官謊言，導致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市長孟學農下台，為戰勝SARS做出貢獻；被譽為「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高耀潔醫生頂住壓力，全心全意救助愛滋病患者；還有為維護拆遷戶的權利而呼喊的鄭恩寵；上海市民胡愚文天天到公安局申請遊行；對「乙肝歧視」的行政訴訟；……等等，不勝枚舉。這些個案都是公民自覺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利，毫無疑問對中國的政治改革形成了民間壓力，可以說是一種「新民權運動」。不過，我總覺得把分散的個案集合起來，而沒有主動和有意識的政治上遙相呼應，稱為「運動」還是勉強了點。

政治改革依然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言論自由依然是中共的禁區。在「新民權運動」（姑且這麼說）興起的同時，中共加緊了對政治人權的迫害，如果說2003年是公民新民權運動元年，那麼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這一年是因言治罪最嚴酷的一年。在這一年行將結束時，12月1日，陝西異議人士顏鈞被判處兩年徒刑，罪行就是所謂「煽動顛覆國家」，具體說就是因為寫文章批評共產黨和專制制度，這無疑是給方興未艾的民權運動當頭澆了一瓢冷水，當局在誤導國民將民權與公民的政治權利割裂開來。

在中國，「人權」是個政治敏感詞語，而「民權」卻還能被當局接受，「民權」畢竟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聯繫起來，而人權則成為純粹的政治權利了。這種民權和人權的對立，大概就是中共當局所謂的「底線」了，意思就是只要不觸動一黨專制和專制制度，允許民間的維權也就成了專制暴政的遮羞布了。

我當然贊同中國知識界在偷偷摸老虎屁股的舉動，王怡、秋風、陳永苗最近在《新京報》和《新聞週刊》上發表系列維權文章，試圖通過宣傳和推動民間維權運動，打「人權」的政治擦邊球，從而達到促使當局政治改良的目的。但當局很清楚，當局可以藉此來緩和社會矛盾，並證實中共的確是「三個代表」，讓國民霧裡看花似的感受「胡溫新政」，感激當局賜予民間維權的自由。

今年杜導斌、羅永忠、顏鈞等十多名政治異議人士因言治罪，「胡溫新政」開了一個壞頭，而且預料明年對異議人士的鎮壓將更為嚴厲。政治維權如此艱難，對民間維權運動我也不十分樂觀。因為我堅持認為，沒有政治權利的公民，其他個案維權很難形成運動。上海的胡愚文先生給中共當局出了道難題，申請反腐遊行遲遲不能批准，如果胡愚文先生堅持申請，結果只能是兩個，一是永遠不批准，二是將胡愚文繩之於惡法。

2003年12月30日(//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