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5日訊】 1、“骨肉親情難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鄧曙華100元，龔澤民欠我50元，我在信用社給周吉生借1000元，王小文欠我1000元，礦裏押金1650元，其他還有工資。”
——這是湖南婁底一個叫聶清文的礦工的遺言。聶還在帽子上對妻子蓮香說要認真帶好他們的孩子，孝順父母，“一定會有好報的”，還叮囑妻子一定要將他火葬。
2003年4月16日下午5時許，聶清文所在的漣源市七一煤礦在井下水倉擴容掘進時發生突水事故，他和16個同伴井下被困。6天後，救護隊員終于打通救援通道找到他們中的16個人，但人已經死了。在聶的遺體附近，救護隊員還發現了一頂用粉筆寫有遺言的安全帽。聶清文的弟弟聶斌文是惟一一個看到遺言的親屬。他說，當時有人不准他看，在他强烈要求下泪眼模糊地看了一下。時年38歲的聶清文是礦裏的一名安監員。有一次他在井下進行安全檢查時，發現瓦斯突出便跑到作業面，把工友轉移到安全的地方。聶斌文說，有人證明，這次聶清文是救人死的，他是先到井下檢查瓦斯，出來以後發現冒水，跑到裏面去喊人困在裏面死的。聶的家屬正在奔波，請求政府批准聶清文爲烈士。
“截止11月底，全國共發生各類事故883421起、死亡120890人。與去年同期相比，事故起數减少100048起,下降10.2%；死亡人數减少3463人,下降2.9%。預計全年事故死亡人數可以控制在13.64萬人，比去年减少3000人左右,下降2.15%。”
2003年12月15日，國務院安委會副主任、安全監管局局長王顯政在全國安全生産電視電話會議上披露上述數位。
2、“中國新年期間，從中山等地傳入廣州一種怪病，該病潜伏期極短，一天發病，很快發展爲呼吸衰竭，當天死亡，無藥可治。目前，已有多人死亡，不少醫務人員也受到了感染。”
——2003年2月8日當天（中國新年長假後上班第一天），這一條消息借著手機短信以一種驚人的速度在廣州傳播。根據廣州移動的統計，僅8日一天，短信流量就達到了4000萬條，9日4100萬條，10日4500萬條。短信的發送多在親朋好友之間，而節後單位恢復正常上班，更加速了資訊在各個群體間的傳播。
從2月9日開始，有關“熏白醋、喝板藍根能預防怪病”的傳言興起，市面上已現搶購端倪。10日，搶購風達到高潮，幾乎所有的藥店都人潮涌動。平時一大包十元以下的板藍根一下子飆升到三四十元，羅紅黴素、抗病毒沖劑在短時間內即告脫銷。普通的白醋，竟成了士多店最緊俏的商品，價格節節攀升，從10元至80元、100元，就在當日，有攝影記者拍到了那張“白醋1000元一瓶”的歷史照片。後來，這個怪病有了一個統一的稱謂“SARS”——人類必須面對的妖魔。此後，有兩位醫生的名字不能忘記，一是蔣/彥/永，他說“不這樣做(披露SARS真相),中國可能會多感染很多人，是要死人的“；另一位醫生是鍾南山，他說“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
3、“我的剛兒……”“都怪我，不該讓他出去上大學，如果他不讀這麽多書，不那麽認死理，也許就不會死了……我看過他的尸體和尸檢報告，他死得真慘啊……”
——2003年6月5日，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湖北青年孫志剛在廣州被故意傷害致死一案在廣州市中級法院、廣州市白雲區法院和廣州市天河區法院三地同時審理，18名被告接受審判。孫志剛的父親在記者對面坐下，剛說了一聲就再也說不下去了，採訪幾度中斷。上面斷斷續續的話就是孫父哽咽著說完的。
孫志剛死于非命事件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也引發了許志永、俞江、滕彪3位法學博士的思考，他們以公民身份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了一份建議書，要求對1982年出臺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有關條款進行審查。2003年6月20日，國務院總理家寶簽署國務院第381號令，《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被廢止，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這是公民依照立法法的規定挑戰不合理的法規的一次成功實踐，這次實踐對最終廢除不合理的法規起到了實質性的推動作用。可貴的是他們在曾經有“槍打出頭鳥”和“各人自掃門前雪”的傳統的過度，勇敢地邁出了屬于公民權利的重要一步。
4、“三歲幼女被活活餓死的謎底終于解開了，經記者多方查證，小思怡的母親李桂芳不是失踪了，而是因在成都金堂縣盜竊、吸毒被公安機關抓獲，隨後被送往戒毒所强制戒毒去了。而小思怡被獨自鎖在家中的時間不是一周而是長達半個多月——李桂芳早在6月/4日就把孩子獨自鎖在了家中，距離孩子的尸體被人發現足足有17天！”
——西元2003年6月22日，成都商報記者李亞玲——也是一位母親，向全世界披露了一個重大的讓所有活著的人都不能不落泪的新聞，成都一個吸毒女的三歲女兒活活餓死在自己家中，她的母親被公安采取强制措施，失去了人身自由和對親生女兒的監護權，這個三歲女孩終于被活活餓死，慘不忍睹。
成都三歲幼女活活餓死在家中，誰之過？萬惡的舊社會，沒錢的人賣兒賣女，希望兒女有個活路。萬幸的新社會，沒有人賣兒賣女，兒女們都應該有自己的活路。我想，我們眼前的這個社會應該是後一句這樣的——却不料還是有意外的不幸發生……
5、“人爲什麽要有思想？有思想是多麽的難受！單身號房的囚犯，就成了拉磨的驢子！”
——2003年11月1日，孫大午被人民法院“判3年徒刑，緩刑4年”後，離開看守所，自由回家；10月28日，湖北網路作家杜導斌也像5月27日孫大午一樣離開了家——“被抓”，失去了自由。一抓，一放，都是爲了言論與思想，尤其是孫大午一時間成爲最廣大紙媒體及網路媒體的關注焦點。但是，在孫大午釋放後會見記者時，他的家人千叮囑萬囑咐“不要再說了”，但他還是堅持說了，“人爲什麽要有思想？有思想是多麽的難受！單身號房的囚犯，就成了拉磨的驢子！”說完這話，他選擇站了起來，可以想象他不會再次倒下。
6、“我的人生追求並不是想成爲一個思想家、學者或是文學家，並不要求自己能寫出類似《紅樓夢》這樣的鴻篇巨制，而是要做一個敢于說真話的人。”
——2003年10月30日，余杰在南京點名開駡“北大現在處于低谷，清華學生有知識、沒文化，二月河教人做奴隸，王朔是小作家，不愛惜自己羽毛的魏明倫無心創作戲劇和雜文”。
駡只是餘杰的一種語言風格表現形式，餘杰提倡說真話，敢于說真話，其實是在映照當今中國只有贊美界，而沒有批評界。批評界的缺席導致當今的社會、官場以及學術界，都存在著相當嚴重的說假話現象。很多人以至于跟風說假話，不說真話，怕說真話，恨說真話，堅决不說真話。2002年發生的山西繁峙礦難，當地領導人策劃毀尸滅迹，隱情不報，傷天害理，並重金收買包括新華社記者在內的11名記者“輿論不監督”，最後“醜聞”掩蓋不住而事發，真相大白，震驚全國。對于受賄的11名記者來說，他們爲了不說真話，寧願放弃自己的尊嚴與人格，把自己處于被金錢“豢養”的地位，當官的怎麽說，自己就怎麽做，天塌壓大家，所謂記者堅守的良知和“爲民請命”、“爲民喉舌”的崇高職責，只是當作一種假像，或者作作樣子而已。
餘杰公開倡導說真話，不僅僅是針對那些掌握“喉舌權利”的記者，掌握話語權的作家、劇作家們，而且還包括社會大衆。余杰經常在文章中舉例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裏那個敢說皇帝沒穿衣服的人，他說讓他心靈震動的是只是一個孩子說了真話，而那麽多的成年人都“喜歡”在皇帝面前裝聾作啞。餘杰身體力行，對那些想成爲思想和理論家的代表潑冷水：當衆說假話，編假話，實在是誤國誤民；人人倡導說真話，實際上是每個公民的天賦權利，捍衛這一權利，與我們每個公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如果人人放弃說真話，實際上就是放弃自己的信仰、意見或言論表達自由，又是對別人尊嚴的冒犯和對個人基本天性和基本權利的否定。
7、“我不後悔接這個電話。”
——2003年2月25日零時22分，湖南電臺經濟頻道夜間談話節目“心靈之約”主持人羅剛接進了最後一個熱綫。一個自稱是日本留學生的人以談中日友好的名義打進了電話，却用蹩脚的普通話讀了一封信：“我是一個日本人，從小在書本上，在爸爸媽媽嘴裏我就知道，支那是一個很低劣的民族。等我到了長沙，我才發現支那人比我在祖國所知道的，在書本上所知道的，從爸爸媽媽先輩們嘴裏知道的，比我想象的，更低劣，支那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民族。……知道我爲什麽叫你們支那人而不是中國人嗎？因爲你們不配，在我們眼中，只有唐朝人才能叫中國人，而你們只是支那人……”在節目進行當中，該電臺領導曾經兩次給羅剛打電話要求中斷節目，但是羅剛依然給了這個“日本留學生”三分半鍾。
已經被電臺開除的羅鋼事後說，假使重來一遍我依然會接這個電話。我會接，不是因爲我偉大，我想犧牲，是因爲我忍不住……這種有點冒險的電話可能就是在打擦邊球，我每天都在打這樣的擦邊球，可以說，這是我的特色。我沒有預料到的是，第一，大家仇日的心態要比我意料的大得多。第二，我沒有想到當天我的節目會有這麽多的聽衆，這件事情、當天的錄音帶會一傳十，十傳百。
開除前，羅剛還被要求寫了檢查，隨後他和當天的節目導播被湖南人民廣播電臺開除。至今，羅剛仍然相信這是一個日本人做的。他說，在網上，80％的人都認爲這是一個日本人幹的，所以他就是日本人。這件事的真相就是，他就是日本人。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仍然會跟我的兒子說，你爸爸當年曾經接過一個日本人的電話，當天晚上所有的人就像演了一場戲，這場戲是如此真實。大家的情緒不是真實的嗎，我的憤怒不是真實的嗎，他的無耻不是真實的嗎，他的言論在日本不存在嗎？如果是其他國家的人說的，我想大家都不會相信，他印證了這樣一種事實啊！
8、“日本買春客在我們國耻日裏來尋歡，竟然受到我們酒店數百名小姐的招待，其惡劣程度實在令人髮指！”2003年9月16日，河南省某醫療企業的老總趙廣泉目擊這起發生在珠海國際會議中心大酒店的醜聞，感到非常憤怒。他介紹，當他來珠海國際會議中心大酒店參加一個醫院改制及投資高峰會，于16日淩晨零點45分左右到達酒店報到時，看到大堂及電梯間裏擠滿了小姐，粗略計算了一下，這一夜陸續進來的小姐有近500人，顯然是來自娛樂場所的陪侍小姐。這些日本客在大廳裏就與這些小姐摟摟抱抱，即使在電梯間也把手插到小姐衣服裏亂摸，場面不堪入目。17日下午三點多，趙先生到酒店大堂訂回程機票，看到很多日本人也在那裏，他們正準備在大堂合影。趙先生通過他們的翻譯與其中4個年輕人聊天，得知這個旅游團來自日本各地，共有380多人，全是男性。年齡最大的37歲，最小的只有16歲，有的還是學生。趙先生問：“你們來幹嗎呢？”他們大笑起來：“我們就是來玩中國姑娘的！”
隨後還有連鎖反應事件發生：10月29日晚，西北大學外語學院舉行第三届外語文化節演出。一名日本外教和三名日本留學生在表演節目時，胸前佩戴紅色胸罩，小腹部位系有倒扣的紙杯作生殖器狀，並將藏于胸罩內的紙屑抛灑向觀衆席，有極爲下流的舞蹈表演動作。西北大學在場師生對此十分不滿，當即制止了他們的演出。30日中午開始，西北大學上千名學生在學校留學生樓前舉行示/威，其中有幾百人上街游行，對日本留學生的下流舞蹈表演行爲表示强烈憤慨。
9、“我沒有做什麽驚天動地的事，只是盡了一個公民的義務。”郭光允八年舉報程維高，被開除黨籍，蒙受了兩年勞教之灾，可謂歷經坎坷。原任石家莊市建委工程處處長兼（造價）定額站站長的郭光允，1987年，郭光允在辦理一項工程手續中，因堅持原則得罪了市建委副主任李山林，遭到其打擊報復。從1988年開始，郭光允對李山林的問題反映一直沒有停止。1994年，郭光允直接寫信給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反映李山林問題，勸說程維高不要相信和重用李山林。結果却是，程對南京二建主導石家莊建築市場大加贊賞，表揚李山林思想開放，是開拓性幹部。1995年8月，郭光允寫信向中紀委反映河北問題。然而，暴風雨來了。同年9月開始，郭光允每天被帶去有關部門詢問，讓其交代是否寫信誣陷省領導。1996年陰曆臘月廿九，有關部門以郭光允“投寄匿名信，誹謗省主要領導”名義將其勞教兩年，開除黨籍。郭光允說，“勞教所裏誰都知道我是政治犯。”
經過上百次到北京上/訪，2000年郭光允被平反，恢復黨籍，但是保留黨內警告處分。郭對這個處分不理解，“既然沒有告錯，爲什麽還有處分。”2003年2月，石家莊市直工委代表組織向郭光允道歉，並撤銷了黨內警告處分。時至今日，郭光允對過去所做的事仍不後悔。對腐敗不滿而上/訪，其實是有的官員貪得太多，同時所導致最直接的後果是受害者更多。這個問題如果得不到重視，問題就更加突出。
10、“情欲是水，流過身體不會留下任何痕迹。如果那個男人愛你，他的眼裏就有憐惜；如果不愛，就只有情欲。”安妮寶貝的這段話，恰恰是2003年通過“博客中國”網站得以一夜走紅的木子美小姐的最佳注脚。有評論認爲，禁止這種買賣是容易的，但禁止性欲確實困難。有性欲而不做，或者做出來而不說，這是中國人的古訓。現在木/子/美打破了禁忌，有性欲，而且做了，也說了。真是讓人恨不得把臉捂起來。有些人，淫心四起，却指責別人不該穿著太少。有些人，拼命偷窺，看完後却大喊流氓。有些人天生一副滅人欲的樣子，却一不留神妻妾成群。
2003年11月30日，美國《紐約時報》指出中國公衆似乎對靠身體寫作的25歲性愛專欄作家木子美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木子美說，“我覺得我的私人生活很有意思，我不反對愛情，但是我反對忠心，如果愛情非要建立在忠心基礎之上，我寧願不選擇愛情。”某網站專欄作家寫道，“世界上最討厭的人不是寫色情文字的女性，而是那些假裝神聖的男人！”情欲屬于每一個人，自由取捨應該是每一個人的權利——只要不觸犯法律上的有關禁止性的規定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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