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5日訊】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澤東一百一十周歲冥壽。對借毛澤東的神主牌推展“新政”的中共新領導人來說﹐他們會怎樣對待這個紀念日﹐是個饒有興味的問題。毛澤東已經“駕崩”二十七年了﹐據說也已經從神壇回到人間﹐但是中共當局除了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毛的功過定調﹐就禁止中國老百姓公開評毛﹐不要說“非毛”了﹐就是進一步探討該決議所批判毛的錯誤也被禁止﹐例如反右﹑大躍進﹑文革等等。但是中國的學者沒有就此停止研究﹐他們也利用各種機會﹐以打擦邊球的技巧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

公元二○○○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了一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以下簡稱《紅太陽》）。是被壓抑多年之後﹐中共黨史學術界中石破天驚之作﹐可惜出版界和學術界尚未給予足夠的重視﹐只是以口碑形式流傳﹐筆者不吐不快﹐但是從閱讀到這次修訂完稿﹐也幾乎花了近兩年﹐實在慚愧。

評毛將是中共政改動力

《紅太陽》的作者高華﹐是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歷史學博士﹐長期研究中共黨史﹑民國史﹑中國現代史。可喜的是他今年還不到五十歲﹐來日方長。中共雖然禁止“老一輩”評毛批毛﹐但是江山代有才人出﹐長江後浪推前浪﹐有高華這樣的年輕人出現﹐被顛倒的歷史遲早還是要再顛倒過來。當然﹐高華不是一個人﹐他也吸收了不少國內外學者﹐特別是國內學者在艱難環境下小心翼翼所作出的黨史研究成果。而這本“大成”﹐也只能在香港出版﹐哪年哪月﹐一旦中國可以廣泛﹑公開的評毛﹐必將成為推動中共進行政治改革的巨大動力。

本書共有十五章﹐從第一章《毛澤東與原中共中央歷史上分歧的由來》﹐到第十五章《“毛主席萬歲”—-延安整風的完成》﹐也就是毛澤東從上山落草到一統全黨的過程。全書七百多頁。

這個從一九二七年敘述到一九四五年的歷史﹐是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從崛起到成功的歷史。書中所敘述和分析的只是毛澤東在黨內鬥爭中用什麼權謀取得成功的。他在黨內的成功奠定了奪取國民黨政權的基礎。一九四五年以後是他成功後如何鞏固權力﹐直至死亡﹔由於更是“現代”﹐也就更為敏感﹐出版的困難也就越大。但就是這前半部﹐不但是黨內和“革命根據地”內的“與人鬥爭﹐其樂無窮”﹐也奠定了日後中共統治中國大陸的一套政治架構和手段。

而在毛澤東的整人過程中﹐當時的中共領導人也有不同的嘴臉﹐這些人以後都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當時的表現同後來的表現也是一脈相承的﹐這又為我們提供另一個了解中共領導人的窗口。文革及以後他們的遭遇和表現同延安時期大多都有必然的聯繫。

過去在黨史中迴避的AB團屠殺事件﹐實際上也是毛澤東所為﹐以後延安時期的審幹﹑整風和搶救運動﹐以及中共建政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基本上是沿用同一手法﹐構成了中共政治運動的恐怖特色﹐也是毛澤東控制全黨全國的重要手段。毛澤東批判王明“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其實這才是毛澤東自己的寫照。在AB團事件中批評毛澤東的項英﹐因為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中殉難﹐以後在中共黨史中就一直被戴上“右傾”的帽子﹔而周恩來則一直在戰戰兢兢中過日子。

紅色恐怖的活生生圖景

本書以翔實豐富的史料和眾多的典型個案將延安“搶救運動”的酷刑和慘狀及整風運動的活生生圖景淋漓盡致的展現在讀者面前﹐使筆者回憶起反右和文革時的“紅色恐怖”﹐看到這幾個章節的那晚居然做起了惡夢。也使我想起曾在文革中坐牢﹑多年前離開中國﹑現在澳洲任教的經濟學家楊小凱﹐他第一次來香港大學擔任訪問學者時﹐因為香港離開大陸太近﹐以致開始幾個晚上都在做惡夢。可見這個“精神奴役的創傷”對這一代人的深刻影響。其中有些人還受到肉體創傷﹐甚至被秘密殺害。例如對黨內“托派”的處死方式有集體被刺刀捅死﹑馬刀劈死﹑活活打死﹑集體槍殺﹑集體活埋﹑任憑狗咬﹐以及用木榔頭把腦殼砸爛等等。令人髮指的還有﹐延安和平醫院還用三個活生生的“反革命分子”做醫學解剖。因此能在那個恐怖機器中倖存並且爬上高位者﹐實不必對他們的人性寄以太多的期望。

下面一段是書中對當時延安情況的描寫：“在康生和個單位審幹小組施行的精神﹑肉體雙重折磨下﹐大批『特務』被製造出來﹐人們互相『揭發』﹐甚至許多夫妻也互相『咬』對方是『特務』。各單位﹑學校的『日特』﹑『國特』﹑『叛徒』魚貫上台自首﹐有的還被樹為『坦白』典型﹐胸佩大紅花﹐騎在馬上﹐風塵僕僕地巡迴各地現身說法。一九四三年夏秋之後，各機關、學校大門緊閉，門口由警衛把守，延安的人們已中斷互相來往，‘誰也不敢理誰’，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紹信才能辦事。入夜，延安萬籟寂靜，聽不到一點聲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毛澤東一統全黨有兩個關鍵時期﹐一個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一是一九四一年以後的延安整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聯合了國際派的張聞天﹑王稼祥﹐對付其他國際派﹐奪取了黨內的軍事領導權﹐這是第一步。在延安整風時﹐毛澤東則同劉少奇結盟﹐反對這個尚有影響力的國際派而一統全黨﹐特別是奪回對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解釋權。毛澤東如何發現劉少奇﹐劉又如何充當攻擊王明的馬前卒﹐主動靠攏毛澤東﹔以及兩者開始還有點分歧﹐其後又如何完全一致﹐書中都有詳細的資料分析。而彭真因為是劉的愛將﹐因此也有他在延安的發跡史。

領導人不同遭遇和角色

在延安整風中最受毛澤東寵信﹐也最會揣摩毛意的是康生。被稱為毛澤東手中“出鞘的利劍”﹔康生在文革中再受毛澤東的重用﹐正是因為文革就是當年整風運動的翻版和發展。康生是壞透的中共黨棍﹐然而中共把延安整風中的壞事全推給康生﹐就同文革把壞事全推給林彪和“四人幫”一樣。實際上延安整風運動中﹐除了毛是第一號人物﹐重要事情都要他點頭外﹐劉少奇則是第二號人物﹐他甚至是秘密機構“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的主任﹐只是他深居簡出﹐也許是更加深沉不露而已。

中共建政後第一個被毛澤東收拾的中共地方實力派領導人高崗﹐也是在延安被毛澤東特殊重用﹐用地位﹑權力﹑名譽將他緊緊拴住。所以高崗在中共建政初期同劉少奇爭權﹐以為毛澤東支持他﹐最後才明白他被毛出賣了。

而王明自始至終沒有怎麼對不起毛澤東﹐他沒有打擊毛澤東﹐打擊毛澤東的是博古﹐他開始根本沒有把毛澤東放在心上﹐到他發現毛澤東“坐大”以後﹐甚至還討好他﹐但是毛澤東一直沒有放過他﹐把他作為主要敵人打﹐因為他是國際派的首腦﹐不搞臭他﹐不鬥垮他﹐毛澤東就無法牢固建立他對全黨的控制。

毛澤東最不放心的軍事將領﹐除了張國燾就是項英。書中沒有敘述毛澤東是如何逼走張國燾的。但是對皖南事變則表達某些同中共傳統的不同看法﹐那就是遠在延安的毛澤東給項英“前後矛盾﹐變化無端”的電報指示。項英在進退失據下發生皖南事變﹐項英被自己的警衛殺害。毛澤東一箭雙雕，既指責項英右傾機會主義﹐又指國民黨搞摩擦﹑不抗日。書中說﹐“在項英地位岌岌可危的時刻只有周恩來能體諒項英進退兩難的苦衷”。也許因為項英其實是周的替死鬼。我們如果了解張國燾的西路軍是如何覆滅的﹐就可以看出毛澤東完全是用同樣的手段借刀殺人﹐那時也是一會要西路軍西進打通“國際路線”﹐一會又要他們在貧瘠地區建立根據地聽任兇狠的“馬家軍”來剿滅﹐然後把責任推給張國燾的“分裂主義”，清除黨內軍內這個勁敵。

至於毛澤東對周恩來如何又利用又打壓﹐自然也是不可少的內容﹐這裡就不贅述了。

箝制傳媒控制幹部手法

毛澤東通過這場整風運動為他建政以後控制國家﹑控制幹部和控制人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控制傳媒﹐箝制民眾的思想。

高華根據對當時延安傳媒﹐特別對喉舌《解放日報》的研究﹐認為該報總編輯陸定一和當時的中宣部代部長胡喬木已經建構了毛澤東新聞學的框架﹐“最顯著的特徵是將政治功利性視為新聞學的本質﹐而否認新聞具有超階級性屬性的觀點。”主要有幾點﹕

1﹐ “黨性第一”的原則。胡喬木說﹐黨報“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中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也就是“黨性”要充斥在傳媒的每個細胞裡。

2﹐ 反對“虛假真實性”的原則。陸定一提出了一個有名的口號﹕“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考慮上面的第一個原則﹐“事實”和“立場”哪一個重要也顯而易見。

3﹐ 新聞的快慢必須以黨的利益為原則。他們說﹕“該快的快”﹐“該慢的慢”﹐“有的壓一下才發表﹐有的壓一下不發表”﹐一切必須聽命於黨的領導機關和最高領袖。

4﹐ 運用報紙指導運動的原則。在運動初期和達到高潮的一段時間內﹐集中報導﹐形成宣傳規模﹐用以教育幹部和群眾﹐震懾和打擊敵人。

5﹐ 新聞保密和分層次的原則。供領導幹部閱讀的參考消息就是那時開始發行的﹐這也是領導人的特殊權利之一。

現時一再發出的新聞改革呼聲都衝不破這五個框框。

二﹐控制幹部﹐使之服從領袖。

1﹐ 以政治學習來洗腦。內容是聽報告和學習文件﹕聽報告是聽領導人報告或傳達報告﹐學習文件有二十二個“幹部必讀”的文件。後來發展為學習毛澤東著作﹑鄧小平著作﹑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等等。

2﹐ 交代問題和相互揭發。交代問題即所謂“向黨交心”﹔相互揭發則以“小廣播”為題﹐包括黨的機密﹐對國內外大事﹑本單位等有背離中央精神的私下議論﹐人們一下陷入“紅色恐怖”之中。

3﹐ 建立幹部檔案制度。面對來自五湖四海的幹部﹐要他們寫自傳﹐詳細填寫履歷表﹐存入檔案﹐而且要反覆寫﹐看有沒有漏洞和矛盾。還要寫“反省”筆記﹐並且建立抽查制度。中共建政後發展為要寫每個階段的思想小結﹐然後組織評定﹐存入檔案。

4﹐ 等級制度逐步完善。王實味當時已經指出延安“食分五等﹐衣著三色”。大﹑中﹑小灶制度一九四○年就在全黨推行。接著還有以幹部級別為基礎﹑由領導介紹批准的婚姻制度﹐以及領導幹部的保衛制度等等。領導幹部一旦犯政治錯誤﹐他們享有的特權也隨著消失﹐因此助長他們倒向權勢而昧於事實和自己的良心。

利用政治運動一統全黨

三﹐建構完整的政治運動模式。

1﹐ 引蛇出洞﹐摸底排隊。“站隊”正確與否﹐此時見分曉。一九四二年春寒料峭時﹐毛澤東發出整風動員報告﹐引出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結果他們都挨整﹐王實味最後還被殺。五七年上當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上釣的是跳出來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八○年代以胡耀邦為首的改革者也中箭落馬。

2﹐ 另起爐灶向原來的權力機關奪權。文革初期毛澤東以中央文革小組取代政治局﹔在延安整風初期﹐一九四一年九月成立“中央高級學習組”﹐一九四二年六月乾脆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領導運動﹐取代了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大部分職能。中共十六大後的兩個司令部如何一統﹐可能也會參考這個模式。

3﹐ 採取激烈手段﹐達到目的後再道歉。中共的政治運動方式向來是熱發動﹑冷處理。先用逼供信的精神與肉體折磨的激烈手段獲得“成果”﹐然後據說是避免處理時傷害太多人而冷處理﹐甚至用道歉﹑平反等方式緩和矛盾。延安整風後期的一九四四年﹐面對不滿的幹部﹐毛澤東被迫在一些場合脫帽道歉﹐但是拒絕承認“搶救運動”為錯誤運動﹐避免政敵“翻案”。毛澤東在文革後期也說文革是“七三開”﹐鄧小平也只認為反右是“擴大化”。且看六四屠殺和鎮壓法輪功會怎麼說。

搶救運動的中止﹐在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莫斯科來電﹐前共產國際（已經解散）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在斯大林授意下批評毛澤東過火的黨內鬥爭﹐任弼時等也認為不能再搞下去了。其實毛澤東最心知肚明﹐怎麼可能整出百分之八十的特務﹖總之﹐運動停止﹐對受害者進行甄別。劉少奇因為大事頌揚毛澤東而進入他的“理論噴湧期”﹐當然也少不了周恩來對毛的頌揚﹐於是毛澤東思想定於一尊。中共的五個核心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正式定位。於是召開中共七大﹐“紅太陽”照耀了全黨全軍﹐延續了二﹑三十年才下山。 （信報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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