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5日訊】王申酉冤案發生在“兩個凡是”統治之時。照理，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王申酉之平反應該指日可待。但是冤案之平反卻拖了四年，到1981年4月3日才實現。

王申酉1977年4月27日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上海市革委會常委會只討論了短短的六分鐘。爲了討論王申酉冤案之平反問題，上海市委常委竟開了19次會。金鳳估計，19次會每次如以三小時計便有57小時，合3420分鐘，是6分鐘的570倍。真是“古之所無，今之罕有”的怪事。

上海市委常委開這麽多的會，因爲對王申酉冤案平反問題分歧很大，爭論激烈。一種意見是，王申酉是理論上有成就的青年，爲探索真理而獻身，應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地宣傳。一種意見是王申酉是追求真理的好青年，政治上應該平反，但也不必大事張揚。又一種意見是，王申酉在政治上、思想上還是有“嚴重錯誤”，判死刑是重了，卻依然是個“思想犯”。

第一種意見當然正確，且有利於提倡解放思想，獨立人格，鼓勵爲真理而奮鬥。而這正是中共當局所害怕的。其不被採納可以理解。

第三種意見實際上是中共的傳統辦法。一個人被處分，不會沒有錯，即使平反了，也要留條尾巴，以顯示中共領導永遠正確。但是在八十年代初，十一屆三中全會不久，胡耀邦正在抓平反冤假錯案，如果照此辦理，不但不得人心，甚至引起民憤。

看來第二種意見占上風，平反但不得張揚。一張揚，不是有損於黨的“偉大、光榮、正確”了嗎？從《王申酉文集》一書的出版所遭到的曲折，障礙可見一斑。

金鳳1980年秋到上海，參加上海幾家報紙、電臺和新華社分社的“聯合調查組”，採訪有關王申酉一案。她以激動的心情盡力完成初稿，打了小樣，送給當時主管宣傳的鄧力群。鄧力群的回答十足令人憤慨。他居然說，“大作拜讀了，寫得有感情，不要公開發表了吧。藏之名山，傳之後世吧。哈哈！”文章就這樣被鄧力群封鎖了。奇怪的是鄧力群早已不掌權了，但是他的“藏之名山”，卻注定了這本書的命運。

四年之後，1984年，金鳳又把稿子改了一遍，北京一家出版社表示願意出版。不幸該出版社剛創刊的雜誌上，登了一篇犯禁的文章，雜誌夭折，出版社負責人作檢查，再也不敢冒風險，出版成爲泡影。

又隔三年，1987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願意出版，副總編朱正親自編輯妥當。不料，“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開始，出版部門亦被波及，湖南人民出版社遭查封，朱正亦被撤職，文集的出版又流産。

1999年深圳一家出版社表示願意出版，但又無疾而終。
這本書始終未能在大陸出版，直到2002年夏天才在香港高文出版社出版，距離金鳳寫出初稿已經22年，距離王申酉被處決已經25年。恐怕是出版史少有的吧！

從王申酉冤案之平反和《王申酉文集》之出版可以看到中國憲法中所規定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之遭扼殺到什麽程度。中共當局對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真理的追求害怕到什麽程度。過去以“惡毒攻擊罪”這一“莫須有”的罪名殘害多少思想先行者，今天繼續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另一“莫須有”的罪名拘捕，判刑多位伸張正義、追求真理的網路作家，充分反映了中共當局的心虛和沒有自信心，難道幾篇文章就能顛覆國家政權？那政權也未免太脆弱了。

《王申酉文集》之不能在國內出版，中國沒有言論出版自由是根本原因，正如李慎之在談到他的文章不能在中國出版時所說，根本原因在於“專制主義仍在統治也。”
胡錦濤、溫家寶執政以來，屢言尊重憲法權威，以人爲本，“新三民主義”、“三貼近”，最近胡錦濤又肯定了民主的普世價值，將推進漸進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最近溫家寶又把“發展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人權”作爲當前要做好的第一件事。人民要“聽其言，觀其行”，要求看到的是實效。希望胡溫之言能夠兌現。目前，不妨以取消因思想言論治罪，消除“良心犯”和“文字獄”作爲“漸進民主”的第一步，以取信於民。

(2003.12.22)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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