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4日訊】還沒有見人討論過“香港7月革命”。

香港今年7月，發生了具有革命內涵的事件。這方面沒有人提過、沒有相關的評論。本文就這方面作初步探討。

一提到革命，人們就直覺地以為是一個新制度、政權急速地取代舊制度、政權的外在表現。其實革命更多的是指實質，指某種固有的關係、思想、風俗習慣等被新的所取代；甚表現形式可以是激進的，也可以是緩和的。

香港7月革命事件，是指71大遊行在香港人民中間出現了否定了權由皇出、皇帝定欽差統治香港臣民、官代表民的固有的關係（意識）；代之以權由民出、統治者必須得到被統治者同意才合法執政的文化。即是說，71大遊行，使到香港民間意識形態起了革命性的變化。

現在探討一下香港7月產生革命對這一革命後續發展的影響及其前景估測。

英殖民地統治，本質上和現在由中共委官統治沒有差別。因為殖民統治給香港人自由和經濟繁榮的補償，所以香港人都安于順民地位而變革之求不大。港人現在之所以一反前態，不安于順民地位，有兩個本質性的原因。一個是香港人視為價同生命的自由權利受到威脅；23條立法是對香港人自由權利的赤裸裸侵害，為避害而奮起抗爭。一個是政權移交至今，香港人的權利和民主意識高漲；加上“港人治港”、香港人當家作主思想的刺激下，權利民主意識步步高，中共的欽差董建華及香港土共對主流意識敵對，因壓制而生反抗。

71大遊行是香港民間主流與官方主流兩種意識形態和文化的衝突。

香港7月革命只是民間主流意識的革命，而不是統治階層的革命，更不是權力制度的革命。現在民間主流意識革命要求促進權力制度革命。民間革命帶出很特殊的後果。

其一、在官民交鋒的施政第一線，是官退的妥協。

最直接和現實的影響是董建華政府變成了跛腳鴨政府。撤23條是顯例，就最近事件而言，律政司與四五行動的雷玉蓮和解、維港填海、撤回更改投票時間的官議等，無不是在官方讓（退）妥協之下解決的。這與前律政司劉淑儀惡形惡相、對民選議員擺鄙視臉時代比，真有天淵之別。在民意面前節節退步。因為這退讓營造出一個暫時的祥和局面。最重要的是這個退讓形成了一個官民良性互動的共識和協調動作。在中央方面也沒有硬幹，而是接受港府董政權受挫的事實，只在循舊例團結香港少眾孤立香港大眾；最近上京面聖潮就是其中的大動作。這實際上還是港民京官良性互動。這種良性互動將對香港和大陸起重大的垂範作用。

其二、藏在深層的、潛在的民間與統治集團的矛盾深化和尖銳了。

這種深刻矛盾在香港表現為官民對立，這個對立因民要還權於民，官則要永保既得權力。矛盾是制度性結構性的，這個制度和權力結構註定官民必然對立。所以，這對立不因上面所說的政府施政讓步妥協而改善。

這種深刻矛盾也必然反映到香港人與中央方面去。因為不肯退讓，不准政改加快的主意來自北京中央。在經濟幫助香港的掩護下，中央要員不斷干涉香港內部事務，。連公務員中立問題都要直接指手劃腳。最近中央對香港的直接干預空前增大，四大護法金剛公開反對香港人決定香港政改，是一個直接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和破壞一個兩制的表現。所以，71大遊行不反中央的現象或有可能成為為港京直接對抗衝突所代替。這種直接對抗的形勢發展，很值得人們關注。

香港制度及權力的主要訴求是代表給權者獨霸政治權力，而民間的訴求是權歸民有。就國際和香港形勢看，民間有理、有德、有勢，也有力，就整體形勢來說是進取性的。現在香港和大陸死守這一權力底線，所以官民矛盾難解。其次，因為這個權力是由皇給的，所以它必然沒有民意基礎、不能獲得民意回饋、與民的意願脫節。董建華當官以來“不做不錯，一做就錯”原因就在此。最近連頒個勳章給藝員也受到全港藝術工作者、委任一位官員（平機會的王見秋）、調整一下醫療機構（中大港大治肝機構的合併）等等小事都受到強烈的批評和抵制。這矛盾也因制度所限而無解決之道。

因此，香港人的政治及權力訴求就是加快政制改革：權由民出，全民普選全部立法議員和特首。但這是皇官方面不肯退讓的底線，所以看來隨時間推進，矛盾將深化和激化。我寫這篇文章的重點就是要說明：由今年71大遊行為啟端的香港革命，將會以香港政制改革的攻防戰為主要內容發展下去。這個攻防戰正在進行中。

這個革命的結果對中國來說是有標誌性意義的大事件。若香港人民爭取政制改革有成，將開創一個在一個極權利度下被公認為不可能的“民主政改”成為可能。在極權專制體制內培養出一棵民主之曲；它既然可以在香港“無中生有”，當然更可以在中國“由少變多”和“由小變大”。其意義是人們在今天無法想像的。

由上面所述，我們會發現：“良好互動的現實”和“潛在的嚴重衝突危機”又如何互動？

妥恊？一方壓倒一方？

這是今後觀察局勢的重點。

2003/12/20

源自《議報》//www.chinaeweekly.com/(//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