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日訊】筆者不久前受邀赴美國訪問，在丹佛大學就這一話題作了一場演講。本文是根據這次演講的提綱和會場交流的記錄整理而成的，整理中有所補充，它只涉及到筆者思考中的若干問題和一些判斷，希望能拋磚引玉，與致力於思考當前中國現狀的朋友們更深入地討論。

一、對改革20年及現狀的反思

中國的轉型是對改革前的社會性大幻覺的一次檢驗，但轉型本身又產生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兩個新的大幻覺；由幻覺的形成到幻覺的破滅，20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始終不脫痛苦和浮躁。

1.改革前的幻覺及其破滅

1949年後直至改革以前，中國人的第一次大幻覺是曾經相信毛時代給出的生活意義。在那種極權主義的管制下，絕大多數人其實生活在一種自己並不覺得不自由的「好地獄」裡，然而人們甚至一度真誠地以為，中國就應該「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那時，除了少數專政對象，社會個體成員之間、干群之間、工農之間確實互稱「同志」，好像彼此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民眾也真的是國家的「主人翁」；但城鄉之間的那種制度隔閡、幹部和老百姓之間的懸殊地位差別，其實是顯而易見的，不過人們對此卻熟視無睹。終於，長期實行絕對平均主義的收入分配造成了普遍的絕對貧困和社會生活的單一殭化。於是，對人性和慾望的追求開始嘲弄極權帝國並要求改變。畢竟人們不願意永遠生活在貧困中，這是最基本的、不可抗拒的生命權利。正是在這種求變的壓力下，極權體制開始鬆動，中國不得不開始了求變壓力下的改革開放。但是，轉型本身是對統治者的折辱，也是對被統治的民眾的人性要求、生命意識和生命權利訴求的考驗。從這種意義上講，中國的轉型也是頗為痛苦的。

2.80年代對改革的幻覺

在轉型開始後的80年代，社會中充滿了理想主義，民眾期待著自由和機會，而經歷了高度極權下重重悲喜劇的統治階層也對國家權力的性質有所反思。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階段，一切似乎都在試驗、探索當中，「摸著石頭過河」成了常態；由於改革前的全面殭化落後，幾乎要在所有方面衝破極權體制的束縛，因此，人們的思考曾經是比較寬的，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農會、工會、公民社會、中產階級到政治體制改革等都有所涉獵，而比較一致的共識就是要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直到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講話提到，「要快，窮了上千年了，要快干啊」，這些十分平實的話仍然能感動許多人，因為此話的基調順應了80年代社會上形成的共識。當然，也有一部份人（如老左派）在哀歎他們失去的「好地獄」，也許還有一些理想主義者希望中國能向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回歸，不過，絕大多數民眾所關心的其實是現實的利益，並且對中國的轉型充滿了期待。

以農村聯產承包制為代表的第一階段經濟改革確實給中國帶來了繁榮，改革政策的效果如此明顯，似乎「一改就靈、全民受益」。民眾有了過好日子的盼頭，政府和知識份子也認為中國進入了歷史上不多見的充滿希望的年代，以為這一次可能真的是「撥亂反正」、中國將會邁進真正的好社會了。於是，80年代的中國出現了第二次大幻覺。這一次除了中國人自己以為將要夢想成真外，關心中國的國際社會也多以為，中國不再是由純共產黨意識形態統治的國家，中國變成了開明的、可能向民主化轉型的社會。

然而，無論是在統治集團內部、還是在民眾中，對轉型的目標和手段的認識其實並不一致。更大的問題還在於，決策者甚至對一些重要政策的政治社會結果也不甚了了，「不管是甚麼貓，能發出錢來似乎就是好貓」。發獎金使工人受益，增加財政補貼使農民受益，「富裕起來」的實用主義號召一呼百應，用直接可見的經濟利益來滿足民眾的要求，似乎也抓住了全民的心思，好像這就是「改革」的核心所在。也許統治者們一開始並不明白，如此「轉型」的本質，其實不過是用類似於經濟上行賄的手段來換取統治的合法性；它可以使極權統治部份地解體，但卻很難使制度重建走上軌道；其實，這種功利主義策略能否長期有效地維持運作，本身也是有疑問的。雖然全國到處都在講「發展是硬道理」，但「走一步看一步」的藉口實際上掩蓋著一個事實：20多年來，中國社會究竟應該如何發展、中國制度轉型的長遠目的到底是甚麼，這始終是個當政者迴避、民眾糊塗的問題。

如果說，統治集團對發展和轉型目標的態度是刻意模糊化，那麼，他們對如何將幾十年極權體制積累下來的公共財富轉化成自己的資本、資產的魔術和重要性卻瞭然於胸。早在轉型初期，他們就開始利用手中的權力尋租、撈取實惠，於是，走私、批條子、官倒、辦公司，很快就熱火朝天起來。這就是秦暉先生所說的「大家長掌杓分大鍋飯」。既然「大家長」不允許其權威和權力受到任何挑戰與監督，那麼，在瓜分「大鍋飯」的「改革」過程中，「大家長」自然處於最有利的位置，而「以權搶錢」、把中國的公共資源「分光吃淨」，也必然成為中國式「改革」的特色。

所以，如果檢討一下80年代中國轉型的經驗教訓就會發現，儘管那時全社會曾一度充滿了樂觀向上的氣氛，政府、知識份子和民眾之間好像也能積極合作，但在擁護支持改革的背後，卻明顯地存在著社會性膚淺認識和浮躁情緒。例如，統治集團表現出自私和短視，政府對改革設計往往顯得盲目和無所適從，知識份子對西方體制抱持著理想主義態度、對改革的前景充滿了天真幻想，而剛吃了幾天飽飯的民眾則表現出對政府的依賴和感恩、以及對改革前景的種種一相情願。一方面，部份統治集團的精英已經開始「以權搶錢」；另一方面，絕大多數民眾卻依然堅定地相信，「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不會餓死人」。在「改革派」知識份子中出現的占主流地位的「改革意識」也相當簡單，即把極權統治下的「改革」理解成讓各級政府、各社會階層皆大歡喜的「放權」，一方面鼓吹中央政府要不斷放權分權，一方面又指望著在「好政府」的引導下市場機制能自發地形成、良好的社會制度會自發地出現，這種「改革意識」完全忽視了轉型時期必須約束和監督政府和官員行為這一根本問題，以為沒有政府體制本身的轉型也能實現正常的市場機制和良好的社會制度。

直到80年代的最後兩年，人們才開始意識到，改革過程並不像是原來所想像的那種烏托邦式的喜慶；相反，在改革過程中出現了種種問題，統治集團的部份精英爭搶公共資源的自私行為日益暴露。當現狀與幻想的矛盾浮現到台面上後，青年學生走上街頭要求懲辦官倒，一些知識份子精英則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但是，知識份子卻無法有效地獲得工人、農民的支持。工人、農民階層一方面享受著已有「改革」的「甜頭」，同時又對知識份子呼籲的進一步改革心存疑慮，因而基本上未聲援知識階層。面對來自知識份子階層的壓力，鄧小平接二連三地懲處了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領導人，向保守力量讓步，最後出現了悲劇性的「八九事件」。「六四」的槍聲驚破了中國知識份子對極權下「改革」的種種幻想，也打破了國際社會的一些幻想，人們意識到，中國還是一個非民主的專制國家。「六四」事件的實質是改革者在企圖建立公共權力時遭到了私權力的抵抗。

3.90年代再次出現對改革的幻覺

與開明專制分享權力的理想主義改革道路失敗後，黨內理想主義者、知識份子與政府和民眾的蜜月期結束了，90年代的中國社會走上了更為世俗化的道路，而80年代尚潛隱不顯的「以權搶錢」等「改革規則」終於公開浮出水面，制約著制度轉型的方向。在小平南方講話後掀起的經濟投機高潮中，轉型與改革的受益者範圍明顯縮小，只有政治權貴和與政治精英相勾結的經濟精英才能從中獲益，而工人則開始下崗，農民收入持續下降；極權下的專制開始顯露出其經濟後果，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被導向只有利於一小部份權勢集團及其附庸的方向。

但在90年代上半期，人們並未意識到這一點；相反，原始資本積累的奧秘、消費主義時代來臨的神話、「下海」或開闢「第二職業」的時尚，對民眾尤其是知識階層產生了很大的誘惑。在財政、銀行、外資、私營經濟的支撐下，在各類資源資本化的過程裡，娛樂、影視、房地產、股市、網絡等領域以及少數都市裡相繼出現了畸形繁榮。知識階層的多數為自己能在政治、商業精英的「以權搶錢」遊戲中「分到一碗羹」而沾沾自喜。他們除了繼續熱衷於扮演政策諮詢者的角色之外，還忙於做「儒商」、「傍大款」、擔任公司顧問、充當律師，甚至學會著做出版家、主持人乃至「演講專業戶」等；而青年學生們則忙於「考級（電腦、英文、會計等技能的資格等級）」、掙錢、出國。

不少知識份子以為，這些出於逐利動機的活動會有利於市場的發展、社會空間的擴大、公民社會的形成，會在「八九悲劇」之後引導社會紮紮實實地往好的方向發展。按照這種觀點，似乎只要改革的口號不變，只要經濟還在發展，中國就會自然而然地不斷朝著現代制度邁進；而在這一過程中，不但統治者會贏得政績和社會支持，中國的民主也必然會來臨。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曾主導過極權的中國，此時它又被中國的一些精英分子拿來為自己的淺見和私利辯護，他們力圖用馬克思那斷言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經濟決定論來證明，如今在極權下追逐金錢就會導出民主社會。這就是90年代中國出現的最大黑體{又一個大幻覺}。

其實，對工農民眾來說，90年代是改革開始以來他們真正遇到挫折的時候。特別是城市居民中的普通職工，他們過去一向以為，在專制體制的等級或差序格局裡，自己有一個穩定可靠的位置，會得到政府永遠的關照，所以也具有相當程度的「家國一體」意識，非常認同社會主義體制的溫情主義政策（如「鐵飯碗」、「大鍋飯」、「父職子承」、公家分配住房、公費醫療等）。然而，從90年代中期開始，股份制改造、房改政策等一系列政策開始把普通職工從社會主義體制裡拋出去。成千萬工人被迫下崗、失業後，他們才終於發現，在專制體制下自己其實根本就一無所有，那個曾依賴過的社會主義並不真正屬於他們；一旦統治精英想甩掉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的沉重包袱，工人們就只能自己來肩負生存的全部嚴酷和未來的不確定性。與此同時，在農村裡，土地政策束縛了農民，逼農致富的折騰傷害了農民，而基層幹部為了私慾而亂攤派又坑苦了農民。在上述關於中國的「繁榮與進步」的大幻覺面前，被權勢集團拋棄的工農大眾驚得目瞪口呆。

儘管工農大眾開始從自己的角度懷疑這種幻覺，但中國社會中出現的認識黑體{第三次大幻覺}還是有很大的市場，而且在過去幾年中達到了頂點。加入「幻覺製造大合唱」的不僅有長於做戲的政客，還有時刻都在進行「歡樂總動員」的所謂「大眾文娛」（其基調常常與極權時代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之類的呼喊十分相似），以及一臉學問的知識階層，此外還有國際社會中對「中國模式」讚不絕口的政治家、商人和經濟專家。他們找出各種現象來說明中國社會似乎正不斷進步：私營經濟成份越來越大；這個意識形態方面仍然嚴密控制的國家在力保穩定的前提下正在推行積極的社會轉型；社會生活從政治化轉向越來越世俗的消費娛樂化，共產黨也從革命黨轉變成為只關注權力和政府功能的執政黨；中國的開放度越來越大，對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參與越來越多，標誌性的事件如申奧和入世成功就像考「托福」成功一樣意味著中國的國際地位獲得了國際社會的承認；而「中國威脅論」在西方國家的出現好像也從反面有力地證明了這一幻覺的真實性。此外，俄羅斯及東歐國家轉型中的困境也被恰到好處地用來警告中國的民眾：中國老百姓的生活還算是有福的。

4.為甚麼還是幻覺?

如果把改革前社會對毛時代的認同以及80年代出現的對改革的盲目期待稱為幻覺，大概能為比較多的人接受；但把90年代的改革仍然視為幻覺，就可能會引起很大的爭議了。這恰恰是本文要著重討論的。

以為90年代的改革或制度轉型代表著社會的進步，實際上只是一種一相情願的幻覺。因為90年代中國的轉型並未使國家和社會朝著良性發展的方向演變，也沒有沿著80年代提出的理想主義式改革道路壯大社會的健康力量。相反，在整個90年代，國家和社會良性發展的可能卻一直處於逐漸萎縮中，官場嚴重腐敗，為政者只圖利於執政集團而棄大多數國民之命運於不顧；社會上唯利是圖之風猖獗、道德淪落、是非不明，理想幻滅、政治犬儒主義盛行；為了維持繁榮和穩定的表象，對媒體和互聯網的管制越來越嚴，任何形式的批評都不被允許，對獨立知識份子的打壓達到了1979年以來最嚴重的程度。從這些方面看，整個國家和社會距離國際公認的現代文明越來越遠，甚至可以說，起自80年代的現代文明精神在中國的普及延展已告終結。如果從推行真正的改革的意願和能力的角度去看，不太可能再指望當局實行符合現代文明的政治改革舉措，所以中國的有組織的轉型大體上已經結束，以後至多隻是在現行體系中做一些適應性調整而已。如果坦陳直言，許多人會承認，可以預見到的不是一個穩定、可靠而有希望的未來，而是一個充滿了政治經濟風險、社會不滿和社會動盪的前景。

如此前景的初兆其實早已露頭，只是那些把眼光局限在少數繁華都市的觀察家未予注意罷了。從農村來講，10多年來上億的農民工在城市間流浪而找不到穩定的工作、收入和歸宿，而他們在家鄉的那其餘5、6億親友則務農虧本、生活日益窮困，還指望著進城的農民工掙錢回家應付農村鄉鎮官員的攤派和巧取豪奪；鄉土再也不是農民安逸的家園，日益凋落衰敗。從城市的情形來看，內地省份多數中小城市裡大部份企業早已瀕臨或已經破產，個別地區失業率高達30％以上，而且看不到經濟復甦、就業回升的希望；國有企業的破產和事業單位的萎縮使城市居民對政府的依賴和對農民工的排斥大大增強，80、90年代對外來勞動力的開放心態已成過去，北京的「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等在城市居民的默許下已被驅散，城市裡農民工的子弟學校則遭到多方歧視。當前正熱烈討論的社會保障體系其實只考慮到城市居民的需要，即便如此其資金也無來源，現在領著或將來等著領退休金的數億城市人口的未來生活並無著落，如此就更談不上顧及農民和邊緣弱勢人群的基本生存權利了。

近年來，社會價值的逆向演變也十分明顯。在80年代下半期和90年代上半期，市場經濟、「下海」對人們特別是年輕人曾有相當大的吸引力，走出極權體系的陰影、做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公民的理想曾經讓許多人心動。但現在這種心態已經完全改變了。由於目前個人創業的空間極窄，政府只關心給官員和教授漲工資、吸引資本家入黨，因此已經營造出一個常人難以規避的利益集團「磁場」。社會上的主流價值觀重新向「官本位」或「精英本位」復歸，人們對官位、職務、身份、地位越來越看重，也更加「自覺」地接受民眾永遠是「臣民」的觀念。知識精英多不以真正的學術能力或學術成果示人，相反，驕人的是主任、顧問的頭銜、「江湖地位」以及「上級領導的重視」，結果，偽造或剽竊他人學術成果、在學術成果評定中「互惠」、製作逢迎官場需要的文字等，就越來越「普及」了，學界倫理的敗壞前所未有。隨著上述價值觀和政治犬儒主義的盛行，眼下的所謂「新新人類」（20歲上下）把入黨當成了時尚，把「五星紅旗，我為你驕傲，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一類的夢囈唱得深情無限。在這種虛偽的流行價值觀的背後，是一種原子式個人主義，民眾只在意個人小利，不關心也不願意介入公共事務和公共生活。

一些從經濟學角度看問題的學者總是強調，中國私營經濟的迅速發展會自然帶來現代文明的重建。他們忽略了一個史實，在中國歷朝歷代的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裡，私營經濟本來就是經濟和社會的支柱，那時民間社會也十分繁榮活躍，但是，帝制王朝和民間社會卻不斷走向對立而不是政治和解與合作，社會衝突最後只是造成改朝換代和政治經濟停滯。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今天雖然中國的私營經濟確實有很大發展，但它仍不脫權力經濟的陰影，甚至在規模上也遠沒有恢復到歷代王朝的水平。在一個極權國家，私營經濟的擴大並不必然意味著市場機制的支配地位，也不代表著民間社會的活躍和獨立。去年以來不斷曝光的股市「基金黑幕」表明，在中國的市場經濟中大量活動的信息是不公開的，即使公開了也未必真實，依據虛假信息去高度讚揚中國的市場經濟會誤導民眾。

從政治角度看，正統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極權政治正在轉變為黨派利益集團導向的意識形態和統治模式，國家利益、民眾權利被分解轉化為統治利益集團的掌中物，國有資產和公有制事實上已演化成「黨產」和「黨營經濟」，媒體則被規定為「黨的喉舌」，政府權威、「中央的聲音」等等就這樣與「三個代表」一類的說辭互證合法性，就像「莫非王土」等與「天子」互為因果一樣。於是，上海市一方面因其新建市容而令參加APEC會議的貴賓和外國記者吃驚，另一方面又會把總書記偶而寫的一首詩譜曲演播並編入小學輔導教材，兩者之「和諧」恰恰反映出中國社會在政治文化層面的實質性進步到底有多大。

一個正常的現代社會系統應由國家、民間社會、個人等多層結構支撐，但當下的中國仍是一個國家高踞其上、個人臣服卑下的傳統政治結構，只是少了帝制下和毛時代的「三呼萬歲」之類的程式而已，而所謂的「民間社會」則只能存在於戲子娛樂領域。在尋求統治的合法性方面提出「德治」、「三個代表」等說法，雖然比只講經濟、避談政治的做法進了一步，但政治統治的合法性是由統治的實質而不是由說詞來界定的，就像歷代王朝的專制本質不會因皇帝自稱是「真命天子」就有所改變一樣。在政治體制方面最關鍵的是共產黨內的組織和任命制度，這些制度不做根本改變，就只會複製出與原來的體制完全相同的體系，而且還會不斷扭曲學術、大眾傳媒等體制，進一步強化統治集團精英的權力壟斷意識。更多地參與國際事務並不必然會改變本國的政治結構和政治文化的本質。

現在看來，中國的制度轉型過程從來沒有長遠而積極的政治目標，而只是在經濟領域內按照實用主義原則單兵獨進。本來，制度轉型過程需要社會各階層的合作和共識，但自私的統治階層為了不失去壟斷性地位，瓦解了社會成員的任何有組織的努力，寧可讓社會陷入無組織、混亂、無法無天、毫無規則的「叢林」狀態；更為可歎的是，統治集團有意識地操縱利用了各個被統治階層的自私和短視，結果每當歷史的關鍵時刻出現時，總是某個或某些階層被損害或獻祭犧牲，而其他階層卻袖手旁觀。比如，80年代末，當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蓄積著不滿時，得不到其他社會階層的支持；而到了90年代後期，當工人農民對政府、企業主、鄉村基層幹部的不滿日益上升時，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中也很少有人去關心下層民眾的利益，他們甚至以為所謂的「原始積累」有血污骯髒是理所當然的。

二、中國精英們的態度和選擇

筆者最近兩年寫過一些文章，如「關於九十年代的漢語思想──應《文化中國》網站學術委員會之請而作」、「八九一代是醜陋的：我的一點意見」等，基本上表達了我對精英們複雜的心態。在前一篇文章中，出於某種策略的考慮，我基本上是盛讚知識精英們的努力，即他們完成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破題這一歷史性任務。80年代中國的時代精神乃是精英們與民眾合作、以人道主義消解極權主義；90年代雖有背叛、分裂，但基本上知識精英中的一部份仍努力在以自由主義消解專制主義；在新的世紀裡，我希望邏輯的演進能成為現實，即應繼續推進自由主義對專制下的社會文化生活的消解，並努力用個人主義來消解中國人的「依附型集體主義」。很遺憾，這一邏輯展開的過程卻遇到了強有力的反動，出現了更大規模的精神流亡、更大規模的分裂，尤其是在政治哲學、社會學等人類認識世界的知識工具領域裡，後現代思潮和反全球化思潮的影響相當大。於是用魯迅的話來說：理想消失了，熱情消失了，只見得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沉淪。因此在筆者的後一篇文章裡，我表達了文人式的感受：我為中國痛惜。在那篇文章裡，我批評了「四五」一代人，同時也反省我歸屬的「八九」一代人（即1989年時約20歲上下）。

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代際差異非常明顯。中國文明應對危機和自新的事件、際遇和思路層出不窮，相應地產生了代際疏離和交替：康梁孫黃們跨代；然後是陳胡魯蔡等「五四」一代；再後是顧准、李慎之等「一二九」一代；以後是消失為極權主義螺絲釘的「四九」和「五七」一代；接著是知青或「四五」一代；最後是「八九」一代。目前，在中國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前者正管理著這個國家，而後者則塑造著這個社會。

1.「四五」一代

目前，「四五」一代基本上是在做「善終考」的功夫，即磨洋工、混日子，他們最有朝氣、最具創意的歲月是在早已逝去的70、80年代。現在，他們當中的平民們基本上已經下崗，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較為艱難；因為年輕時「上山下鄉」，沒有受到正常教育，缺乏足夠的知識和技能，很難中年創業、「從頭再來」，因此不易獲得新的謀生、就業機會。

「四五」一代中的精英們除了少數人被邊緣化以外，大部份人都生活得如魚得水。從70年代末到新世紀來臨，他們幾乎抓住了社會轉型中形成的每一個熱點，從「進城熱」、「參軍熱」、「上大學熱」、「出國熱」、「辦公司熱」、「進大學回爐熱」、「進體制提乾熱」，直到「網絡熱」、「股市熱」、「分割社會資源熱」等等，他們利用時代給予的便利，獲得了當代社會中差不多所有方面的物質果實。因此社會學家孫立平等稱這一精英群體為「不落空」階層。

這一代的精英們在國家體制和利益集團裡佔據著很好的位置。但就創造性而言，他們也已經「下崗」；他們與「五七」一代一樣，接受了現行體制的規範，不再創造性地貢獻思想、資本或社會改造力，而只是按步就班地工作與獲取，基本上是在消費資源而非開發資源。他們當中也有些人意識到中國社會存在著嚴重問題，但即便是最廉正、最有責任心的官員往往最終也為社會中瀰漫的惰性所惑，有近憂而無遠圖；用他們的話來說，局勢無非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或者「年年難過年年過，而且過得還不錯」。

現在「四五」一代的知識精英中也有一些邊緣化了、但仍有些許責任心的人，這類知識份子寫了大量文章，但其中最好的也不過是為外人研究提供了材料和觀點，更多的則是文字垃圾，是無政見的「持不同政見者」、無建設性策略的「反體制者」。即以中學教育問題的討論為例，按照現代社會的解決辦法，是需要在家長、教育當局、學校、師生中作大量調查分析，才可能實證地影響公共輿論和公共決策，但一些知識份子懶於調研卻動言成論，其觀點往深裡說至多不過是個人意見、驚人驚世而已。

2.「八九」一代

現在，「八九」一代人正在搶佔地盤、加入體制和統治利益集團的陣營，雖然現在還只是地位較低的「合夥人」。從「網絡熱」、「媒體熱」的興風作浪和對「虛擬經濟」、「知識經濟」的鼓吹，可以看到他們是如何理解生命和社會的。

非常有趣的是，這些趨時趨利的行為卻被解釋為「與時俱進」。他們的倫理是，「愛自己就是愛國家愛社會」，那些原本只不過是為了改善個人處境的行為卻被刻畫成是更本份地為中國作貢獻。他們也和上幾代精英一樣為自己辯解說：中國社會的進步有賴於恆心和漸進；孟子雲，無恆產者無恆心，所以唯有他們的活動才是真正平實的努力。然而，他們卻忘了孟子此言的下半句：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惟能。在古代中國，有「士」這個階層聯繫著上層社會和下層社會；而在當代中國，不但中產階級沒有出現，連聯繫上層和下層的理想主義知識精英也正在消失中，像拉美等國家一樣，中國社會上活躍著的是所謂的專家、大資本或專業人士。

3.當代中國多數知識精英的依附型人格

筆者在上一節開頭曾提到，中國的轉型是對統治者的折辱，也是對普通人的生命權利意識的考驗。通過以上分析描述可以看出，儘管統治者不得不承認他們建立的那個舊體制是沒有生命力的，必須作出讓步、實行改革，但被迫讓步的羞辱似乎並未改變他們的自私、專橫及愚妄，獨裁專制使他們高居權力之位而不能自覺，更不能自被迫改革的羞辱中學得向善或成就自己的人格、功業。同樣，中國轉型的一波三折雖然一再考驗知識份子和民眾對生命權利意識的認知，但經過考驗的社會認知似乎始終只折射出自私和短視，考驗並未喚出良知、使他們站起來做一個有性情有關懷的現代公民。

由於政治權力操縱下的轉型使利益的分佈極不均勻，官吏選拔制度的約束造成了精英群之間流動的阻塞，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始終無法實現「精英同質化」；相反，不同類型的精英群彼此分隔、各職所司，政治精英操縱政策、製造國家認同，企業精英運營財富，知識精英生產知識、觀念和符號。這種精英政治文化類似於上個世紀的北洋政府時期，或當代為人詬病的拉美、印度型社會。

中國的精英尤其是知識精英尚未獲得「人的自覺」，尚未開智啟蒙進入「人的狀態」，他們基本上仍是依附型人格、「奴隸」品性。從他們對公共事務的關懷即可瞭解，他們平時以敬業為理由而對專業外的事務視而不見，對身邊、本地的社會性問題袖手旁觀；但又唯恐天下平安無事，偶遇大事尤其是國際性事件就爭先恐後地站出來表態、發言，表現出十足的「文人的政治」或「第三世界的思想夢想」。「911」事件發生後，我們一再看到這類平日很少露面的知識精英跑出來慷慨程詞，並且擠作一團、罵人、「推搡」，彷彿不如此就不能通過「道德正確、政治光榮、思想深刻」的「偉大」出口而獲得「昇天成功」的機會。

4.良知派知識精英的局限性

當然，也有一些失意精英們站在「以權謀錢」遊戲的邊緣發出抱怨。另外，還有一些空懷理想的精英們處在待機狀態或保持著批評姿態，他們代表著所謂「中國的良知」。

但良知派精英們也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首先，他們同樣是這個體制的產物，對權力、政府、壟斷型資源往往懷著「要債心理」。其次，當身處得利集團中的精英們多半已認識到，即使是西方的民主社會也存在著大量與理想主義不符的現象時，中國的良知派精英們往往仍對空洞理想的號召力抱有幻覺，自以為還能「舉一言而為天下法」；他們對政府和權力體系多半具有「畢其功於一役」的簡單化解決思路，對民主中國的前景認知仍屬烏托邦式的理想，他們並未給中國的社會進步生產足夠的思想資源。再次，他們總想在言論上佔領「制高點」，動陬訴諸公義，而在與權勢集團實際較量時則只願「呵佛罵祖」；同時，他們也遠離民眾，缺乏有效的行動手段，民眾於他們不過是藉以表達自己話語的概念，這些良知派精英常常不屑於獻身紮實的社會改造，不能靜心於民眾、社會的日常空間而有所拓展。

5.依附型知識精英的政治角色

總體上看，中國的精英是一個龐大的利益群體，由不同年代的人所組成；除了「四五」、「八九」這兩代的精英還掌握一些技術、知識和資本外（但總體上並未具備發明技術、創造知識、積累資本的能力），精英群體的大多數都只是在消耗著中國所剩不多的資源。從最近幾年的財政支出可以看出，政府的政策性支付正明顯地向精英群體傾斜，而且有盡力擴大受益範圍的特點。知識精英們也深喑此「賄買型政治」之奧妙，他們置理想於一旁，著眼於實利，為此而熱衷於幫忙、幫閒。

於是，當中國社會正處在轉型的險惡旅途中，社會結構急劇分化、官腐民窮之時，知識精英們自覺不自覺地扮演了幫兇的角色。從這個意義上看，知識精英們的功能正從80年代的啟蒙角色向中國古代歷史中的傳統位置回歸。知識精英一面在嚴格的等級制社會裏坐穩「上等奴隸」的位置，一面幫助統治者把當下中國社會的上下兩層結構穩固化。當「國家」為了維持自己的壟斷利益而剝奪民眾、甚至暴力相向時，知識精英們就出來諄諄教導被剝奪得一無所有的民眾，這是為了「改革」而必須付出的代價，你們應該「犧牲」為「國」。

我非常同情、理解中國的精英，因為自己也曾想求做這樣的「奴隸」；客觀地講，他們在爭取自己的利益方面還是做得很出色的。中國知識精英們的上述選擇其實是制度的產物，這種選擇方式的綿延恰好說明了中國式改革的不成功。

三、從轉型道路看中國的政治文化

近20年來的轉型只是100多年來中國追求現代化道路的一個時段，這100多年裡中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對文明和自身歷史文化的認識就是一個值得珍視的思想資源。但是，在西方強勢文明的對照下，我們舊有文明中許多有意義的內容變得可疑起來，使我們失去了自信心、歷史感和文明認同。對於先人的「天下為公」思想，對歷代的財稅、土地等政策及商業、文化制度，我們至今未能形成深刻的認識和同情的理解。

從孫中山、蔣介石到毛澤東、鄧小平，他們所推行的多少都與西方現代文明有關，馬克思主義其實也是西方文明的一個分支。中國人過去在西方文明的成就示範下，曾試圖藉助三權分立的憲政民主解決中國歷史上傳統的王朝週期律；此後又搬用蘇聯模式和無產階級專政，以建設一個全新的制度；待到這個模式失敗後，又再次希望能藉助現代文明的精髓，在中國的土地上通過改革來更新和重建文明；結果現在我們看到的仍然是一種向專制文化的回歸。

中國的改革雖然經歷了從中央集權經濟向多元主體分權的過程，但權力從來就未分解到民間；儘管中央政府有些「軟政權化」，但社會並未因此而分享到權力。要判斷目前中國的現狀究竟如何，其實不需要繞多少彎子，比如說甚麼「中國正和平地發展，是一枝獨秀的經濟大國，國力正在上升，會成為世界大國，將為世界進步作出貢獻，會為萬世開太平」等等，{20多年的改革很快就告別了理想主義模式而走進了這樣一個階段：轉型把中國截然分成了上下兩個階層，即統治者階層及其依附群體（這個依附群體是自己求作「奴隸」），以及被迫坐在「奴隸」位置上的被剝奪階層。現在，大多數政策都是統治者邀買其依附群體的手段，而種種宣傳和管制都不過是為了掩蓋「被剝奪階層」的真相}，如此而已。

也許正因為如此，中國上下分裂的矛盾，將導致未來對既得利益階層的清算仍如歷史上的王朝週期一樣，充滿血腥和殘酷。也許會令人最哭笑不得的是，中國或許有望藉助於西方文明的技術成就和「承諾的政治」而擺脫王朝更迭的週期律，但迎來的卻是「上等人」和「下等人」隔離的殭化社會結構。

中國的轉型過程中令人扼腕之情實屬多多，其中「摸」、「貓」一類的實用主義導致精英們喪失了對現代文明的反思能力也是一個重要方面。隨著「中國特殊論」、「德治」、「三個代表」、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新左派思潮的此起彼伏，它們已將現代文明的精神劫掠而去，而且以「鬧劇」的形式把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災難統統都栽在西方文明頭上。

可以說，現代文明在中國的積極傳播和影響已不再具有優勢。而在「摸論」、「貓論」等「理論」的影響下形成的無知卻產生了無畏的糊塗，並成為反全球化思潮的溫床。近年來中國的思想界常常圍著概念的遊戲和遊戲的概念轉，引出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討論。例如，不少人熱衷於談論民間社會空間的擴大、大眾文化的繁榮、自由主義對社會的支配力、個人主義現象的普遍化，甚至中國的市場經濟歷史久遠等等。這類討論往好裡說，不過是清流知識份子「深入」學習了西方理論後結合中國的情況談些體會而已。

當改革開始的時候，很多人懷抱理想，走進國家的體制裡，他們也曾豪情萬丈、公義在胸。然而，他們很快就發現，在這個體制裡要做一個正直秉公、為民請命的人，成本太高，高得個人幾乎難以承受。這個體制獨特的重要日常活動之一就是在威權主導下的「窩裡斗」，即通過向權勢者效忠而奪得或爭搶他人佔有的資源，這是陞遷、「發達」的一條捷徑。由此就形成了人們的依附型人格、合群自大的身份認同，形成了專制的政治統治文化和社會生活方式，形成了等級制下的做人模式。只有在權力和機構的等級階梯上不斷攀附向上，人才能獲得這種政治文化產生的「尊嚴」。例如，一個來自社會底層的人穿上了制服給某個有權力的機構當門衛，他就立刻獲得了建立在權力等級基礎上的「尊嚴」；當你去這個機構時，這樣的門衛往往不是客氣地問你「有甚麼事」，而是頤指氣使地喝道：「哪兒去？」他的如此問話當然不是出於敬業，而是源於享受權力的「快感」，是一種中國式政治文化生成的勢利。

中國的知識精英甘於幫閒，其實不過是與這門衛一樣，無法超越這種勢利罷了。不僅如此，只要甘於這種角色，他就會發現自己活得如魚得水了。今天的中國社會往往根據某項職業貪污腐敗的機會和能力來排列該職業的社會等級：只要你報上自己的職業，人們就明白你能掌握多少資源，因而就可以決定自己該與你保持甚麼樣的聯誼方式，是對你極為親熱還是對你較為冷淡。精英們若置身於體制內或利益集團內，生活是相當優越的。律師、教師、醫生、記者、公務員、財經官僚等，都有自己領域內的「山水」可以領略。精英們各有自己的勢力範圍，分別掌握著不同類型的社會產品或服務，因此也擁有相應的權力，從動手術的權力到帶「博導」的權力，從管告狀的直到管「有償」新聞的，他們的生活就像拉美國家的上層階級那樣舒適。在中國，即使做一個研究者、文化人之類的看客，其實也是相當輕鬆的，因為不但生活無憂，而且有那麼多的熱鬧可看。

四、問難

當這種格局形成並鞏固後，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就事實上結束了。今後任何有利於國家和社會的改革勢必觸動權勢集團的既得利益，而權力不受挑戰和監督的權勢集團當然不會有任何動力推行利於國而不利於己的改革，至於處於下層社會的民眾則在政治高壓下只能逆來順受。這次中道而止的轉型過程並未完成中國的現代化，而只是完成了中國的拉美化。社會重新回到了上下兩層的結構，占主流地位的文化價值觀已經定形，上層社會的生活水平可以提升到「後後現代」，其中一些人甚至可以神氣地嘲笑發達國家中產階級的生活既辛苦又簡單，不足為羨，而下層民眾則淪落到苟延殘喘的境地，與現代化的果實再也無緣。

我的批評或許比較尖銳，其實，國內很多人想得比我更明白，他們只是不說出來而已。即使有一些精英可能私下同意我的看法，他們也無意改變自己的人生，仍會依照現在的方式生活下去。魯迅有一句名言：老調子已經唱完。其實他到了晚年才稍有覺悟：在中國老調子是永遠可以唱下去的。今天，無論是「八九」一代還是「新新人類」，似乎都不想再唱「新調子」了。我自己屬於「八九」一代人，雖然選擇說出真話，但也得承認，這類的真話常常不太受歡迎。

中國的一些精英和許多外國學者並不滿意中國的現狀，但他們往往把共產黨當作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變量，延續那種從孔、墨時代開始的求於「人主」的辦法，指望仁慈的權威來施「仁政」，其思路本身也包含著某種權謀。因此，他們經常表揚中國政府的作為，好像哄孩子一樣，希望那「孩子」會因此而成為一個「好孩子」。我在美國訪問後最深的感受之一就是，美國大大小小的思想庫或研究機構們多年來幫了中國不少的忙，但所有這些都是幫助中國的上層社會。例如，他們動輒與清華大學、國家計委之類的機構合作，好像那些地方的專家、學者、教授代表了中國的公民社會。他們明明知道，這是在與一個集權體制的機構和代表打交道，但他們仍要求對方具有現代社會的地位、身份、職務，於是，中國體制和利益集團裡的「偽身份」就大派用場，這無意中加強了中國的現行體制和利益集團的主流地位和主流價值。我能理解這種勢利，但也實在感到有些無奈。

今後中國會如何演變呢？我的看法是，一種可能是重複中國歷史上興盛衰亡的老路，這次中道而止的轉型至少大大增加了這一機會。目前中國的上層社會表面上相安無事，但也如歷史上一樣，他們正各自想「拳經」。這些人並無建立在尊重生命基礎上的理想，而只有實用和利益的考慮；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會「鬧哄哄來好登場，有槍便是草頭王」。中國未來的另一種可能就是被鎖定在拉美化模式中，在這種社會裏人的社會地位是按其貪污腐敗的能力來排列的。目前的跡象顯示，中國似乎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會停留在這條道路上；但中國也與腐敗盛行的那些拉美國家有一點不同，那就是，拉美國家的社會和民眾畢竟還有某種程度的言論和新聞自由，而中國的社會卻只存在利益壟斷，根本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還有一條道路，中國人在台灣地區的政治實踐證明，中華文明是可以獲得新生的，雖然台灣的民主政治仍有待成熟。但中國大陸目前並未沿著這一方向努力。

面對今後中國的這種局面該怎麼辦呢？我在國內寫了一些文章，做過一些嚐試或努力，但很艱難。或許，我們可以做的或者有意義的事，不是單純去描述中國的現狀，而是介入中國社會的發展。

轉自中間論壇(//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