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日訊】越來越不講理的社會
近來，一些關於老百姓上訪的新聞讓人感到恐懼。例如上訪的人在天安門自焚，警察驅趕、攔截、抓捕上訪者。老百姓上訪本來是講理的行為，上訪制度本身就是一個講理的制度。為什麼上訪會弄出可恐懼的事情呢？說明這個社會越來越不講理了。

不管現代化都包含哪些方面，社會矛盾協調機制的現代化，也就是有真正可以講理的地方，總是不能夠少的。自古以來，講理用的是舌頭（與筆頭），不講理用的是拳頭（石頭以至彈頭都是拳頭的延伸），造反、革命或者鎮壓、屠殺本身都是理講不了或者根本不講理的表現。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用舌頭排斥拳頭，使人們養成一種習慣於講理的行為文明。

現在，上法院討說法的老百姓越來越多了，但是，到什麼時候，法院外的矛盾協調總是更加經常。如果去法院討公道很難，法院外找說理的地方也難，社會矛盾就一定會不斷積累，結果也就很值得憂慮了。這就讓人想到信訪制度。這個制度對於協調現實矛盾，保持社會的安穩實在太重要了。我贊成關於上訪方面的現行規定，而且應當說不管是否出於自覺，上訪的老百姓絕大多數是能夠按規定做的。但是，接訪方面就成問題了。

上訪無用，上訪者仍不絕於途
二○○二年一月五日的《法制日報》發表了新華社記者傅興宇的報道。他在大連市政府信訪辦進行了三天觀察，平均每天的來訪群眾達一百五十人次以上。記者隨機詢問了其中四十多位上訪者：「上訪有用嗎？」只有兩人回答「有用」，其餘全部回答「沒用」。記者注意到，「多數上訪者到信訪接待窗口，幾句話就被打發走了。」幾句什麼話呢？筆者在省城工作，因為路熟，僅去年一年就曾四次帶外地朋友到省裡有關部門的信訪辦，親自聆聽過接訪人員的「打發」語言：「去旁邊的郵局將材料寄給我們」——為什麼辛辛苦苦幾百里路，人來到這裡卻不能面交材料呢？而勉強收下材料的，連個「收到」憑據也不肯給，只說「回去等答覆吧」；「你這個不歸我們管」「去哪兒？」「最好去……試試」；「你既然去過北京了，應當直接將上面的意見告訴縣裡，」「縣裡要是肯聽上面的我就不來你這裡了」……對於新華社記者有關細節的敘述我是毫不生疏的。那時我對朋友說：要是我是記者，我就經常跑各部門信訪辦。朋友苦笑說：那樣沒幾天你就要走人了。

有多少老百姓幾次、十幾次甚至幾十次幾百次地奔波在去京城、省城的上訪路上呢？據估計，全國平均每天去京城上訪的有近萬人次，每天去省城的加起來有幾萬，那麼到縣裡上訪的，全國每天應當有好幾十萬人次吧，全年呢？起碼上億了。

中國老百姓很信任上訪制度嗎？未必。新華社記者曾在報道中這樣分析道：「上訪者對信訪部門不信任，從根本上說，是信訪這個黨與政府聯繫群眾的橋樑、社會穩定的『減震器』，在情感、作風、機制和效率等方面，遠不適應普通百姓告狀、解難的要求。」但是，為什麼多數人已經不信任了，而上訪者還絡繹不絕呢？別處找不著說理的地方啊！

只有民主制度才能解決問題
產生群眾找不著說理之處的根本原因，是民無權而官有權。因此解決這個矛盾的根本辦法，就是從制度上確立現代民主政治。德國政府一領導人，只因為在俄羅斯對他的秘書責問了一句「我的魚子醬上飛機了沒有」，就讓輿論之光照得辭了職；而回敬他「這不屬於我的職責」的秘書似乎根本不擔心什麼歧視報復，更沒有日復一日沒完沒了地上訪。因為民主國家如果有誰敢那樣做，早就被選民拋棄了。

在中國，曾經為上訪者平反昭雪的胡耀邦，自己後來卻找不到說理的地方，就是因為沒有民主制度作保證。只靠個別領導人的善良或「民主作風」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原載《爭鳴》(//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