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6日訊】 白克爾（Jasper Becker）是西方著名記者和中國問題專家。1985年到1990年任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也曾經為BBC電視台、《經濟學家》和《觀眾》報導中國事務，後任香港《南華早報》駐北京記者站負責人。現在是英國《獨立報》駐北京的記者。他已經出版了三部關於中國的著作。這位在中國生活了多年的記者，大量報導來自西方記者不能涉獵的禁區，他後來出版的「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餓鬼：中國秘密大飢荒》），其冷竣誠實為他贏得了西方社會的聲譽，並獲荷蘭獨立非盈利組織人權調查項目「PIOOM」人權獎。此書在中國被禁。他近兩年前出版的「The Chinese」（《中國人》，與西方世界流行的一些有關中國的陳詞濫調「全然不同而且精彩十分」，被認為是」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被隱藏的故事」。
本文是對現任英國《獨立報》駐京記者，白克爾採訪的第一部份：從中國新聞自由狀況的角度，著重請他談談中國新聞改革勢在必行的趨勢、中國官方對新聞改革的矛盾態度以及中國新聞改革的模糊前景。
七，電子技術促進信息的獲取和流通
BJ：有一個變化，現在基本上你可以去到任何地方，你應該知道以前有開放的地方有不開放的地方。現在在中國有很少的地方一個外國人不能去。
BM：可您要去哪兒，兩週前您的提出申請獲得批准。
BJ：對，假如有一個特別緊張的情況，比如說發生一個大的事故：飛機掉下來了、有一些工人跟公安局打架（衝突）了、有一個大的社會矛盾，基本上他們就用這個規定（金相限制）。可是除了這些情況以外，我現在隨便在國內旅遊。可是假如在北京有一些人遊行了，比如居民不願意搬走，不願搬家，你去拍照，或者採訪，公安局或者安全局可以來抓你，說你非法在這採訪。所以他們可以給很多麻煩。所以這個基本的情況沒有甚麼變化。不過現在有很多人有自己的手機，自己的電話，他們也可以發E-mail，所以比較容易跟一些人聯繫了。以前這是特別難的。你自己沒有去，你就沒有辦法跟這些人（聯繫），得到一些消息。現在這個情況完全改變了。所以假如我不是一個攝影記者，我自己沒有甚麼必要馬上去到一個地方，我可以以後聯繫他們，聽他們的意見，得到一些消息。
BM：您受否同意這種說法，就是您現在獲取信息比過去方便，是由於裝備和技術的改善，而不是由於中國政府在新聞政策方面的改善？
BJ：對，政策沒有甚麼變化。比如說，一年、兩 年以前有很多法輪功人喜歡舉行一些活動，那個安全局就聽外國記者的電話，看他們的E-mail，所以他們還是用這些辦法控制外國記者。特別注意甚麼樣的人跟他們聯繫。所以整個制度和辦法沒有甚麼改變。
八， 政府部門官員對新聞改革態度不一
BM：中國官方現在仍然使用高壓手段剝奪民間言論的權利，比方說前一陣剛剛抓了一個經常在網上發表言論的民間知識份子叫杜導賓，這個事件已經引起新一輪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抗議。你覺得中國官方對西方的記者比對自己的記者是不是稍微寬鬆一些？
BJ：其實他們常常對西方記者的工作不滿意。他們批評我們說我們就喜歡報導不好的事情；他們攻擊我們說：因為你們做這樣報導，提出來黑色的方面，中國跟美國的關係不好，或者中國和歐洲的關係不好。可是同時，在外交部和新聞署，一部份人認為，這是一般的新聞工作（笑）。他們認為這個不是因為駐北京的記者做壞事，他們認為他們不能繼續搞一個做宣傳的新聞媒體，他們自己必須改變。
BM：您是說有一些中國官員 ……?
BJ：對，有一些中國的幹部，他們承認批評我們沒有甚麼用，他們的目的是在大陸自己搞一個新聞改革。
BM：看來中國官方內部對中國目前的新聞自由狀況還是有不同的意見？
BJ：我覺得現在他們開始做一個媒體的改革，但是他們不知道怎麼開始這個改革。因為現在基本上，所有的報社和其他的媒體都是為這個共產黨工作，所以共產黨負責人對這些記者的工作不滿意，他們可以改變（撤換）編輯，他們可以開除記者，他們可以給一個記者判刑，所以這個政治情況又沒有甚麼大的發展。可是現在他們願意媒體的商業比賽，所以他們現在考慮怎麼改變這個情況。因為按照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在四、五年內，他們必須讓一些外國的媒體在中國拓展，所以他們認為他們自己必須同等看待中國記者和外國的記者：在給消息上不能區別對待中、外記者，比方先給國內記者，然後給外國記者，或者不給外國記者一個得到消息的機會。所以他們必須現在考慮怎麼改變這個制度。可是一個原則是，他們還喜歡特別控制一些敏感的消息。同時他們必須改變國內媒體的組織（結構）。所以現在特別難說在三、五年會有甚麼樣的情況。
九．體制不變，中國新聞狀況去向難說
BM：就是說，您認為三、五年有可能有改變也有可能沒有改變。
BJ：對，因為他們還喜歡在中國實行獨裁。所以他們不讓一些消息自由（傳播）。可是同時他們也必須改革老樣子的新聞制度，宣傳制度。他們承認他們不能做老式的宣傳工作，他們必須按照國際的辦法改變。
BM：2008年奧運會在北京召開，您覺得那個時候即使中國政府不願意改變媒體做黨的喉舌的狀況，但奧運會在北京召開是不是會對中國媒體言論空間的開放能夠有一個積極的促進作用呢？
BJ：對，我覺得這是他們必須做一些改革的原因。可是他們（雖然）喜歡讓世界看到現在中國是一個發展的、比較自由的國家，但同時共產黨還必須緊抓所有的消息。所以這不是一個獨立的情況，這是跟整個政治改革有聯繫的。所以，假如他們沒有讓一些組織自由，沒有基本的自由，建立一個反政府的組織、一個獨立的工會那樣的組織，他不會給媒體一種自由，讓媒體隨便報導黨外的一些意見、黨外的一些政治活動。
十，中國記者比西方記者難
BM：您在兩種體制下做記者的經驗比較起來，您認為在中國這樣言論不自由的情況下做記者更難，還是在西方那種信息爆炸的地方做記者更難？一種意見認為，在中國做記者首要的是勇氣，在西方做記者首要的是專業訓練，您同意這種觀點嗎？
BJ：在這兒（北京）是比較難。可是比較有意思。當一個記者在中國是特別難！因為在這里特別危險。因為你必須注意在這個情況下必須說甚麼，在那個情況下你必須說甚麼。但是可能現在沒甚麼，但是一年以後會特別危險。因為政治氣氛已經改變了。所以今年可以這樣做，明年就不可以。這個變化常常比較難看。
BM：您是說由於政治氣氛變化，導致言論尺度難把握？
BJ：對。因為在英國，你可以完全依靠法律。你做一個敏感的報導，你不會有很大的麻煩：有很多人支持你，幫助你。可是在中國，你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有同行、有你的編輯、法院支持你。你是一個人。所以有一些比較勇敢的記者寫一些報導，然後當地政府覺得這樣的報導攻擊他們自己的地位，他們就找一個辦法抓了記者。有些記者被判刑了十年、十三年……
BM：您是指高瑜那樣的記者嗎？
BJ：對，高瑜和她那樣的人。所以中國記者的工作和西方記者完全不一樣。
十一，中國新聞環境增加駐華西方記者的使命感
BM：是不是西方記者特別願意到中國來工作？他們是不是自己覺得自己在中國的新聞工作特別光榮和重要？
BJ：對！我覺得可以這樣說。一般的他們都願意到中國來。覺得特別有意思。
BM：您也是這樣的？
BJ：對。我覺得特別有意思。因為中國是那麼大的一個東亞的國家。文化特別有意思！啊！也是因為這裡又沒有甚麼新聞自由！所以我的工作在這兒是比較重要的：你可以幫助很多人，公佈他們的意見，可以是他們反對一個獨裁。所以當然覺得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任務。
BM：我對您的這個採訪傳進中國大陸後，會影響您在中國的工作嗎？
BJ：No,No. I don’t think so.（不，不，我認為不會。）
BM：那就好。非常感謝您。
BJ：Thank you. （謝謝）
（全文完）
（依據2003年11月採訪整理，未經受訪人審閱）
源自《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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