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6日訊】每個國家邁向現代化都必然要經歷農村城市化這一社會轉型過程，但中國農民在這一過程中所受的煎熬毫無疑問比任何國家都要劇烈，也更漫長，更重要的是，這種煎熬並不會隨著這一代農民的老去而消失，而是作為命運的符咒傳遞給人數成倍增長的下一代。
　　
　　這種煎熬來自於多方面：第一，中國現代經濟部門的擴張無法容納如同天文數字般龐大的過剩農業勞動力；第二，在城市裡打工的大多數農民工中，其微薄收入只能維持本人的低水平生存，無法在城市裡扎根。由於以上兩個原因，他們無法割斷與農村的聯繫，鄉下那少得可憐的土地是他們生存的最後一線指望。
　　
　　但是中國20世紀後十年開始的「新圈地運動」將農民們這點可憐的希望擊得粉碎。因為這次「新圈地運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他們賴以生存的耕地－－另一目標是中國大大小小的城市的「舊城」，然而不管是農村的耕地還是城市居民的舊房，這次新圈地運動涵蓋之處，都導致許多人的生存狀態嚴重惡化。一些事例足以說明失去土地的農民面臨的命運：
　　
　　四川省自貢市郊紅旗鄉、鳳凰鄉農民種糧食蔬菜加上副業收入，人均收入曾高達2,000元，較為富裕。但1993年厄運降臨，該市高新技術開發區廉價徵用該鄉10平方公里土地，一次性發給18歲至40歲農民安置費8,000元，40歲以上的每月發放生活費54元；1997年，農民又失去了住房。到如今，許多農民的安置費早已用完，3萬多農民的生存成了問題。這些失地、失房、失業，苦不堪言的農民，生存狀況每況愈下，農民們不得不要求政府解決問題。然而政府給予他們的回答竟是出動警察，抓捕了不少農民。
　　
　　類似的事例在全中國都有發生，曾被媒體報道過的就有上海浦東新區三林鎮新橋村，雲南省昆明市白德邑村。而且每一事件背後都有當地村幹部的貪污腐敗問題，中國土地制度的缺陷在土地徵用問題上暴露無遺。
　　
　　農民失去土地，意味著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數失地農民無法找到工作，因為城市居民的失業問題也越來越嚴重，那裡根本沒有農民們的生存空間。而中國政府的政策總是遲到：在戶口對改變農民經濟地位已經沒有多少實質意義的情況下，中國的一些省市才開始「改革」城鄉戶口制度，撤除城鄉人口流動的壁壘。現代「娜拉」－－中國農民終於可以「出走」了，但「娜拉」出走以後怎麼辦？農民們進入城市以後的生存狀態，實在無法讓人不感到悲傷：新華社記者曾對湖北農民工彭紅平跟蹤採訪 115天，發現在這段日子中，彭紅平有工作的日子只有45天，一共只拿到現錢415元；3個月內為11個老闆打過工，沒有一個老闆兌現過工錢上的承諾。而目前全中國流動進城就業的農民工有9,400萬人，像彭紅平這樣住不起房、吃不飽飯的農民工不在少數。
　　
　　如此一來，土地對農民的生存意義更加重要。與90年代不同，農民們捍衛土地的決心大得多，他們的維權行動付諸實施後，各地流血衝突不斷。中國政府不得不承認，侵害農民土地權益已成為當前侵害農民權益的最突出問題，而且呈現加重的趨勢，主要表現在土地徵用中，低價強征強佔農民承包地，截留、扣繳農民的補償安置費用，不解決失地農民的就業安置；在土地承包和流轉中，強制調整或收回農民承包地，強迫農民流轉承包地，非法改變土地的農業用途，截留農民土地流轉收益等方面。為此，農業部於今年8月派出6個檢查組，分赴黑龍江、浙江、河北等12個省份，重點檢查12類嚴重侵害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益的行為。但是在利益集團盤根錯節的情況下，這種檢查一般都流於形式。只要中國當局維持現有的農村土地制度，不治理政府腐敗，失去土地的農民將會越來越多。
　　
　　中國農民面臨他們的前輩們從未遇見過的問題：1949年以前，農民們能夠以家庭為單位，依靠土地維持一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而在他們被「解放」後的50多年後，他們將成為徹底的無產者：無地可種；無業可就；無處可去。
　　
　　幾億失去土地的「三無」農民，將成為中國大地的震源。這種來自地底的吼聲已經越來越清晰可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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