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6日訊】此次中國總理溫家寶訪美，自始至終均以一副“溫情脈脈”的姿態面對世界，迥异于此前呆板僵化的中共統治者。在談及台灣問題時，溫家寶引用詩人余光中的名作《鄉愁》，說“那一灣淺淺的海灣，是中國最大的國殤、最大的鄉愁”；在与僑界人士會面時，又引用詩人艾青的詩句說：“為什么我的眼中飽含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在講話的結尾，溫家寶還頗為煽情地說：“我愛我們的祖國和人民，我愿意為中國的富強、民主和文明而獻出自己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

溫家寶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我想追問的是：這种表白是不是他內心深處真實的情感、他能以此感動自己？抑或是一种表演的姿態，僅僅為了感動他人？我在電視上看到了溫家寶先生大談愛國主義的場景，也看到了華盛頓豪華酒店里的美酒佳肴。此時此刻，我卻想起了我在獄中受難的朋友楊子立。在宴會上吹噓愛國易，在監獄里堅持愛國難。

“新青年四君子”楊子立、徐偉、張宏海、靳海科也都把自己看成是愛國者。他們的政治立場各不相同——楊子立信仰自由主義，徐偉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而在張宏海的思想中有相當的民粹主義成分，但在“愛國”這一點上，他們都是相通的。正因為這种相通，使得他們在這樣一個物質主義和實用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時代里，依然堅持五四時代文化思想啟蒙的理想，致力于探索中國變革和進步的真理。他們或者深入建筑工地給民工講授語文和法律知識，或者主辦個人网頁宣傳民主和憲政的理論，或者騎著自行車數百公里到農村作社會調查……雖然生活在貧寒之中，他們卻以青年人特有的純真和朝气感動了身邊許多的人。然而，僅僅因為組織了一個學術沙龍性質的“新青年學會”，他們就被特務机關秘密綁架，在關押了近三年之后，以“顛覆國家政權”的嚴重罪行，分別被判處十年和八年的有期徒刑。

正是溫家寶先生領導的愛國政府，實施了對這四位愛國青年的逮捕、囚禁、審判和虐待。我不禁想問：既然大家都是愛國者，為何會有如此天壤之別的命運呢？一群愛國者為何要對另一群愛國者下此毒手？難道愛國也是一种“專利”，只允許溫總理一個人愛，而不允許楊子立等平民百姓愛？我還想起了八十年以前組織“新民學會”的毛澤東和組織“覺悟社”的周恩來。在那個“万惡的舊社會”中，毛澤東和周恩來并沒有因為組織學會而受到北洋政府的逮捕和審判。他們的學會吸引了許多熱血青年的參与，成為五四之后兩個重要的學生社團。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社會，新一代青年卻連這一丁點的權利也被剝奪了。組織一個只有几名成員、討論文化啟蒙和政治改革的“新青年學會”，居然成了“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新政權難道比舊政權還要脆弱和心虛嗎？要是毛澤東和周恩來轉世，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重新組織“新民學會”和“覺悟社”，他們的下場會比“新青年學會”諸君好嗎？

然而，我又發現，溫家寶先生顯然不是把“愛國”作為自己的“禁臠”。在美國訪問期間，他一有机會便用“愛國”來感化和吸引海外華人華僑。与這些號召自相矛盾的是，在國內真正去愛國的四個青年，卻要在監獄之中度過他們最寶貴的青春歲月。不僅如此，就連他們的家人也受到特務們的騷擾和恐嚇。楊子立的妻子路坤長期被特務跟蹤和竊听電話，特務們威脅其所在公司的經理不得雇佣她，威脅其房東不得向她出租房屋。這就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的下場——不僅自己深陷大牢，而且連單純的妻子也不得安宁。我想詢問溫家寶先生：這樣的國家，誰還敢去愛呢？

在我的心目中，楊子立們比溫家寶們更愛國。中共政權將“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加諸于四個愛國青年身上，比南宋政權將“莫許有”的罪名加諸于岳飛身上還要荒謬和可恥。自由主義先驅殷海光曾經說過：“國家是屬于人人的國家。屬于人人的國家，人人對于國事當然有發言的權利。如果我們批評替國家辦事的人沒有把事辦好，這當然不能視同‘危害國家利益’。‘危害國家利益’的帽子是不能隨便亂加的。如果說把問題徹底談明白就是‘危害國家利益’，那么說假話騙人，把真正嚴重的問題掩飾起來，就算是‘維護國家利益’嗎？國事辦理的好坏，与國人息息相關，因此大家應須發抒意見。這正是民主政治的常軌。”非常不幸的是，殷海光所描述的近半個世紀前發生在台灣的事情，再次發生在半個世紀后的大陸。

溫家寶先生在美國大打愛國牌，在其高亢昂揚的言說背后，我卻發現了某种虛弱和蒼白。究竟什么樣的國家值得它的公民去愛？“愛國”究竟是自發的還是需要去號召的？网絡作者“心不太急”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國家既不抽象也不神圣或神秘，它在本質上只是公民實現自己福利的手段，如果這個‘手段’的專職工作人員拼命提倡和鼓吹公民們要愛這個‘手段’，甚至把作為實現福利的手段而存在的‘組織’當作最高价值、最終目標、并不惜一切代价去‘愛’、甚至置作為最高主權者的公民的性命于不顧也要‘愛’，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這個實現福利的‘手段’已經出了問題，或者這個‘手段’已經被通過委托而產生的專職工作人員擅自占有、壟斷、劫持而异化為只為他們提供牛奶和面包的‘私器’了。如果這個‘手段’在建立之初就鼓噪‘愛國’，那說明它一開始就是蒙騙公民的‘私器’而非‘促進普遍福利’。”因此，他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一個國家需要不需要民眾被動地去‘愛’，也就成為檢驗這個國家好坏的標准了。”這就是關于公民個體与國家和政權的關系的常識，希望溫家寶先生好好學習學習這些常識，在號召海內外的中國人“愛國”之前，尊重每一個公民愛自己和愛國家的權利。

——兩千零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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