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3日訊】編者按：

杜導斌文章的觀點，或許尚有討論商榷之處，但他獨身黑夜之中，直面黑暗絕不後退的道德勇氣，卻是堪使吾輩仰視而慚愧不已。從今天起，大紀元網將逐日重登杜導斌先生的文章，直到他獲得自由，能夠重新再次為大紀元撰稿為止。

新加坡，所謂儒教民主國家的代表，認同自由民主價值觀念，有民主的外殼，實際上卻是威權主義當道。香港是否應該向儒教民主的“孤本”新加坡看齊，由“先進”的民主政體退回到非民主亦非完全專制的道路上去？

已經公開披露的23條立法草案，具有“牛頭馬面”的特徵，我只能說，新草案是民主與專制相互妥協的産物。在終極價值層次，非常奇怪地，專制政權與民主陣營達成了民主自由平等等信仰共識。在程式層次，23條草案正反映出北京死死抱緊反民主的威權主義遊戲規則這根救命稻草，對真民主誠惶誠恐草木皆兵的末世心態。通觀葉劉淑儀披露出來的23條立法草案要點，上面有清晰的當代北京非驢非馬意識形態的烙印。

對政治組織活動的諸種限制集中表現了北京的誠惶誠恐草木皆兵。爲什麽大赦國際這樣的政治組織能夠在民主國家裏自由活動？有時還是與駐在國政府觀點對立。持反對意見的政治組織正是社會須臾不可或缺的保障民主和自由體制安全運作的防火牆。民主自由的一套遊戲規則之所以合理，就在於它允許公民根據自身利害等原因自主改變政治選擇。國內持反對意見的政治組織不僅不應該在香港取締，在國內存在和活動本就是他們的憲法權利，取消和限制的法律直接違反了憲法。政治組織與國內外同類組織自由交往是政治組織之所以是自主政治組織的原因，從取締外國政治組織和不允許與外國政治組織聯繫的規定我們可以推理出兩個十分荒誕可笑的結論：其一是，由於外國領事館也是政治組織，豈不也在取消之列？其二是，港府當局乃至北京當局與一切外國政治組織的聯繫也當在取締之列。由於北京既得利益集團自身獨裁利益的驅動，積習難改，雖然有香港政體50年不變的公開承諾，但事實上，自從香港回歸以來，北京就一直在極其頑固地採取步步爲營的戰略，緩慢地蠶食和黑化香港的民主自由。由害怕自由而限制自由，通過暗箱選舉和輿論操控，對反對派的打壓，短短5年過去，香港的民主但很快出現灰色化的趨勢。所謂50年不變，其實第五年就已開始變味了，任此趨勢發展下去，自由香港還有保鮮50年的可能性麽？

回歸後的香港本就是安全的，這安全無須加強，進一步的加強是以犧牲港人權利作代價，增加的成本和造成的浪費，還是由港人承擔。藉口安全而“師出有名”的23條立法，說到底是爲中共政治局永遠掌權服務，而不是爲國家和爲香港服務。23條立法草案告訴全世界，中央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爲香港公衆服務，而是役使香港成爲北京威權的工具。通過23條立法，北京強迫香港確立了這樣一套規則：香港解決衝突的最高規則便是服從于服務於北京，即使這服務服從是以犧牲全體港人利益爲代價。23條立法不是一個和平解決港人利益衝突的規則，而是一個將衝突託付給暴力解決的規則。在民主制度中，解決不同意見的規則是相對多數原則，23條確定的卻是寡頭獨大原則。23條立法保證北京的強權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動党一般始終成爲贏家，相對之下，港人則成爲永遠的輸家和馴服工具。超出民主範圍是顯而易見的。

促使北京和港府當局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執意通過23條立法的動機，除了上述方面，還因爲：在政治經濟文化諸多方面，北京均較香港低一大截。北京對此的態度不是設法變革自己趕上去，而是先把先進的拉下來。爲了防止香港進步太快無法管制，爲了威權千秋萬代一統江湖，也就顧不得那麽多，什麽手段都不妨使出來。將一套反民主的程式強加于自由香港，不過是專制政權對香港政治殖民的第一步，遭到了反抗，不得不適當縮小步伐。然而，北京改變香港民主政體性質的深層動因不可能因這次挫折就偃旗息鼓，最終目的還是要使得自由香港成爲披著民主羊皮的“儒教民主”地區。

然而，野蠻征服文明的企圖，最終總是被文明同化。北京能夠如願嗎？

(2/15/2003)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