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2日訊】
“流氓”一詞有狹廣二義。狹義指的是侮辱異性或亂搞不正當男女關係的人；廣義而言，指沒有生産資料（如土地、政權），喪失家園、沒有理性、不事生産又特有破壞性的流動人口。《中國流氓史》一書總結流氓的特點：一般無業，或爲流民，或被豢養，行爲惡劣，不講道德，不講規則。
魯迅在《流氓與文學》的講演中說：“流氓等於無賴子加壯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約有兩種東西：一種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種是墨子之徒，就是俠。這兩種東西本來也很好，可是後來他們的思想一墮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所謂流氓”。壯士、三百代言，皆日語，大概是痞子之意。在《流氓的變遷》中魯迅更深刻地解剖了流氓的特點：“以武犯禁”而“替天行道” 的是俠客，打著“替天行道”的大旗卻壞事做絕的是強盜；沒有做強盜的危險卻有做強盜的收益的則是流氓。
流氓不是中國特産。但這種人物自古以來中國特別盛産。有人說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流氓史，是流氓與流氓之間的非理性爭奪的歷史，無數次所謂的起義、革命，不過是流氓之間大大小小的群毆而已。《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則是典型的流氓傳奇和文學教科書。
時代發展了，流氓數量更多範圍更廣，“於今爲烈”了；手段更高內涵更豐，與時俱進了。無知無權無産者流氓，有知之士有權之官有産之大亨也流氓，所以流氓的定義也不妨根據實際情況作出調整。我以爲，所有不講規則不講道德沒有原則沒有操守、一切都隨著利益的需要而變化的人，所有不尊重生命人權和規避正義話語的人，不論有沒有生産資料、是不是流動人口，都可劃歸流氓系列。
流氓的特點就在於一個流字。一是流動，變化不定首鼠多端。魯迅說：“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而他的變化沒有一定的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稱爲流氓”；二是下流，既使有國家家園（政權），有土地家園，但如果沒有情感家園靈魂家園，精神下賤行爲下流，也屬流氓一族。
根據現代化的流氓定義，當今流氓充斥社會各個階層各個領域，無時不有、無處不在，放眼滔滔，儘是流氓，遍地流氓下夕煙。全社會都在痞子化流氓化：基層民衆、知識份子、官員、執法機關執法人員、政府都在流氓化。甚至國家也有一定的流氓傾向。
民衆流氓化。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大量出現公德敗壞、誠信崩潰、見利棄義、唯利是圖、巧取豪奪、唯權是附、只見眼前、不求長遠、欺詐成性、坑蒙拐騙等種種醜陋卑下的現象。國人紛紛在庸俗化野蠻化禽獸化也就是流氓化的小路上飛奔。而黑社會性質的流氓黑惡勢力的燎原，則是基層民衆流氓化加劇的特殊表現。因爲，流氓和無賴惡棍土匪強盜，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連體姐妹，他們的身份有時很難分個一清二楚的。
專家分析，中國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手段之殘忍，氣焰之囂張，令人觸目驚心；一些地方的黑惡勢力已經完成罪惡的原始積累，不甘於地下，開始直接向政治領域滲透。從近幾年披露的案件來看，有些地方的黑勢力團夥簡直到了無法無天、肆意妄爲的地步。20世紀末十年，中國司法機關連續開展了幾次大規模的「嚴打」戰役，尤其是到90年代中後期，警方每年要摧毀10萬多個各種類型的犯罪團夥。這些行動雖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並沒有遏制住黑勢力團夥瘋狂犯罪的勢頭。原因就在於，流氓黑惡勢力大多有權力的庇護。在反腐愈反愈腐的情況下反黑，必是愈反愈黑。
知識份子流氓化。知識份子古稱“士”，是一個特殊的承載著知識和道義的群體，是思想守護神、靈魂工程師。幾千年來，包括儒、道、釋在內的傳統文化培養了一批有知有道之“士”—-傳統文化精華的載體。這是中華文明五千年而沒有夭折的重要原因。陳寅恪說過，“哪個民族把士給打倒了,這個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
文革中，知識份子是被打倒，而今，知識份子是不打而倒倒向了流氓隊伍，實現了四化：商賈化政客化異化流氓化。如《國民素質憂思錄》一書所言：“即使真正在嘴臉上成爲痞子的還爲數極少，但精神世界裏的‘痞’———喪失人格、渴望墮落、厚顔無恥、出賣原則、逐利投機、褻瀆神聖、蔑視理想……已不能不說相當普遍”。痞，就是流氓之一種。
責任感正義心自由精神獨立意識成了稀有之物，知識份子群體中，彌漫著一股忽視人文關懷社會關懷的物質功利主義價值觀。他們或鮮廉寡恥唯利是圖苟同苟異黨同伐異，或揣摩聖意請功邀寵與狼共舞爲虎作倀，或有錢就是父有奶就是娘，或以不正當手段圖謀不正當利益。無綠“政治腐敗”，就大搞“學術腐敗”，不能親當兇手，就爭當幫兇幫閒並以此爲榮。經過文革空前的摧殘和八九暴力的踐踏，知識份子的精神凋零如花碾作泥，其水準降到了歷史最低點。同時，商業、媒體、藝術、體育等等行業從業人員也都在流氓化的道路上闊步前進。
執法人員和執法機構流氓化。執法人員和執法機構是一種比較特殊的公務員和政權機構，比起其他部門來，在公開公平公正方面存在著更高的要求。國民在社會上遭受冤曲，在其他部門遭遇了不公正，還可以求助於法律。如果執法人員甚至執法機構成了製造冤假錯案的元兇，社會穩定就失去了最後的保障。當今神州大地，城管大隊的執法暴力化、公安警察的土匪化、執法機關的流氓化，已成爲普遍現象，使老百姓失去了最基本的保護。
官員和政權流氓化。包二奶泡小姐養小蜜，已成官場常態。但我這裏指的並非是這個。官員也是人嘛，在現代開放社會，只要沒有搞權色交易，沒有動用公款消費女色，也就是生活作風問題罷了，既使流氓成性，象張二江那樣泡上一百零八個之多，也不過生性風流而已，就算流氓，也是極低層次的。官場上，低層次流氓只會搞錢搞女人，高層次流氓則擅于強姦政治強姦民意，擅於挂羊頭賣狗肉拉大旗作虎皮。比官員流氓化更值得憂慮的是政權本身的流氓化。
南京《周末》報4月17日報道，四川省富順縣縣委書記彭邦友向縣檢察院下達了一項“政治任務”，這件任務是查辦縣文物管理所所長王明章。從任務的性質看，王明章好像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但實際上，他只是爲保護該縣有近千年歷史的文廟而衝撞了彭邦友。富順縣文廟屬於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被譽爲“四川文廟之冠”。彭邦友要在文廟周圍建造高樓，富順縣多數幹部群衆都不贊同，身爲文物管理所所長，王明章多次當面向彭表示反對意見，在破壞無法制止的情況下又請新聞界作了報道。於是彭邦友要求縣檢察院查辦王明章的“政治任務”，一會兒要查經濟問題，一會兒要查瀆職問題，總之必須查出問題來。最後，彭邦友自己因受賄被檢察機關批捕，“由於這一意外，文物工作者王明章僥倖地贏得了勝利”。
劉洪波爲此大發感慨：“近年來，彭邦友之類的貨色人們見多不怪，他們在位之時，處處下達政治任務，整人可以成爲政治，受賄後命令下屬給行賄者辦事可以成爲政治，拉幫結派可以成爲政治，對他們態度不恭敬可以成爲政治，只要是他要做的事，無不可以上升到政治高度，只要是他佈置的任務，無不可以成爲政治任務。政治成爲魘其私欲的字眼，政治二字被敗壞成最下作、最虛僞的東西，人們對之表面有莊嚴神態，實際上不過視之爲污穢的兒戲”（《劉洪波:警惕！可怕的“流氓政治”》）。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教授在《關注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的新變化》一文中曾經指出：“基層政權的流氓化更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在一些地方政府，在一些執法部門，給人形象很不好。在縣鄉兩級政府中，有的甚至在面對一些棘手的問題時，故意招收一些類似流氓的人員。如一些地方在市政管理、計劃生育、收費等工作中就招收了許多這樣的人員。甚至有的官員明確講，我們就是要重用這些人，他們敢做敢爲。同時，近些年來對官員的紀律和道德約束鬆弛，一些官員把流氓形象當做瀟灑。在有的地方，官員免費嫖娼只算是小兒科，還有幕後策劃參股開妓院的以及其他的違法犯罪活動”。
孫教授指出的這些政權流氓化現象，本身仍屬小兒科，而且政權流氓化並不局限於縣鄉等基層。不少中層乃至高層官員與黑社會團夥合作，參與各種違法犯罪活動。已經曝光的幾個黑社會團夥案件，皆有成串大小官員捲入其中。近年來的幾個走私大案，有地方政府全軍覆沒的，有省部級大員牽連其中的，這方面已有過不少公開報道。
高層次流氓低層次起來當然也是如魚得水：“見錢就收，不給就借；見位就搶，見國就出；見機就投，見色就好！”。流氓政治産生政治流氓，政治流氓玩弄流氓政治，官員流氓化和政權流氓化相輔相成互相促進，使政治這一門高尚的關於管理公共事務的藝術，已徹頭徹尾墮落爲陰謀詭計的騙術和爭權奪利的霸術。
國家流氓化傾向。朝鮮、伊朗、伊拉克、古巴、利比亞等獨裁國家，在國際上素有“流氓國家”之稱。其共同點是：支援恐怖主義，援助恐怖組織，從事恐怖活動；迫害、殺害政治異議分子和本國百姓；研發核武、生化、導彈等武器；不尊重生命、人權，與民主自由價值爲敵等。911事件之後，利比亞領導人強烈譴責9·11恐怖襲擊事件，表示利比亞不再是“流氓國家”了。可見，既使是卡紮菲這樣的獨裁惡魔，對流氓國家的稱呼也是深以爲恥的。
我們一慣喜歡與那些國家流氓勾勾搭搭，並以充當它們的龍頭老大爲榮，對國際上正義的力量動輒斥爲反華敵對勢力，對批評的聲音勇於拒絕擅於狡辨：別人責我侵犯人權，我就斥人干涉內政；別人批我專制主義，我就罵人霸權主義單邊主義；別人指我頭上流膿，我就罵人腳底有瘡。總之是嘴尖皮厚，或咬緊牙關，隔壁阿二不曾偷，或反守爲攻，你們自己也肮髒。要不，表面上與時俱進，實際上依然故我，一些國際人權文件早簽署了，卻挂在半空中從不落實。這些表現，就很有流氓的味道了。
好在，我們雖有鮮明的流氓化傾向，整體上畢竟還欠缺火候，沒徹底“化”成。也就是說，與伊拉克、朝鮮之類真正的流氓相比，存在著一定的差距。例如，我們也迫害異見分子壓迫老百姓，但不象薩達姆那樣大規模殺害他們；我們也堅持社會主義，但已修正了，不象金正日那麽一絲不苟的純粹。
這一切根子都在於政治流氓化。政權的私有化（黨有化）導致了政治流氓化，政治流氓化之綱一舉，官員流氓化、知識份子流氓化、民衆流氓化乃至國家流氓化之目，就爭先恐後張起來了。如朱大可所說，“流氓是極度醒目的道德標誌，它的大規模滋長，宣喻了一個動亂和罪惡時代的降臨”（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任其發展下去，我民族的靈魂和正氣將完全腐蝕消亡，離一個全民流氓國家流氓的時代也就不遠了。那時，中國將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氓窩甚至土匪強盜窩。
魯爺說古時候流氓由儒俠墮落演化而成，我以爲那樣演化成的多爲市井流氓，至於政治流氓的老祖宗，似乎應屬法家—-傳統文化中最陰惡下流最不尊重人性和生命的部分。這種流氓文化隨著專制王朝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能量越來越大，表現形式很多，如流氓群毆式的王朝更叠, 流氓內鬥式的權力鬥爭, 流氓組織化的黑社會等，都是。流氓意識已經內化爲中國人的國民性，流氓哲學、流氓精神已深入古今政客的血肉之中。
與一母同胞的強盜土匪相比，流氓顯得“陰”一些，喜歡“術”、“計”多一些。四十年代，秦牧寫過一篇《流氓經》的雜文，他所說的流氓經，就是所謂的三十六計。他說，體現于三十六計中的那種破壞一切、利用一切、自私第一、小我至上的生活哲學，有一個共通點，就是流氓精神。秦牧罵的是早已過時的國民黨，可把他的話與現實相對照，依然若合符契、句句真理，令人興今夕何夕之感。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流氓們耍的花招、玩的計謀仍是那一套。這真是民主的國家各有各的不同，專制的政權都是相似的。眼看著三十五計又都陸續快耍完了，我們也不妨仿秦牧先生歎息一聲：“玩水者死于水，耍流氓本領者死于流氓本領，觀衆已經慢慢散去，戲快要收場了！我最後想說的只是馬敘倫先生早已說過的一句話：‘不要把墳墓掘得太深了’”。
與國民黨時代相比，當今政治流氓和流氓政治的文化背景更豐富複雜些，墳墓勢必要掘得深些。原有的傳統文化中的“法術勢”思想、世俗文化中的江湖流氓習氣與後進的馬列主義鬥爭文化相結合，形成了共産中國爲政權私有化服務的中國特色政治文化。馬克思主義、江湖流氓習氣本來也不算什麽很壞的東西，可是後來逐漸墮落，又苟合了邪惡的法家思想，就將其流氓性無限發揚光大起來、成了人間極邪極惡極下流。這就是中國流氓“於今爲烈”、政治流氓空前茂盛、流氓惡棍強盜土匪打成一片的主要原因。
流氓也分很多檔次的。低等小流氓，往往無情無義、無知無德、壞事做絕、六親不認！中等流氓，或無理而有情，或無情而有義，縱然也殺人也放火，在他圈子裏，卻是有情義有擔當的好漢子。高等大流氓，則難得一見。他們或能文能武，本領出衆，或敢說敢幹，膽識超群，或敢於玩命，豁得出去，或疏財仗義，管理有術，或恩仇必報，恩怨分明。他們違法亂紀卻恪守江湖規矩，作惡多端卻盜亦有道。這些人大邪中有大正、大惡中有大善，是流氓中的有“道”之士，雖然爲人行事機詐、狡獪、狠毒、決絕，其本事才幹氣質膽略德望，卻有人所不可及者。如“解放”前上海灘的黃金榮杜玉笙之輩，《教父》中的教父等，此類富有大氣的大流氓，而今已成絕唱矣。
中國既使成了最大的流氓窩，窩裏的衆流氓只怕擺脫不了一個“小”字，他們既使成了各行各業的大人物，仍擺脫不了小臉小鼻子小心眼小花招小手段小丑樣小人味小家子氣，不論政治流氓商業流氓還是文化流氓藝術流氓乃至足球流氓，概莫能外。
(2003、5、11)
注：本文中提及的有關文章和書籍：
《中國流氓史》陳寶良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3年3月第1版
《國民素質憂思錄》解思忠著，作家出版社1997年出版
《警惕！可怕的“流氓政治”》作者：劉洪波 發于《每日商報》
《關注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的新變化》 作者：孫立平 資料來源：《中國學術城》網站
《流氓的精神分析》作者：朱大可。資料來源：中國報道電子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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