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0日訊】1998年9月4日的《南方周末》報道了山東泰安一個駭人听聞的案例：以當地派出所所長為首的一幫民警刑訊逼供，致人死命之后竟然埋尸滅跡。這些公安人員令人發指的野蠻行徑，比起中世紀的殘暴來有過之而無不及，讓人難以相信是在20世紀末的社會主義中國發生的。司法机构的腐敗是社會腐敗一個最明顯的象征。司法机构本來應該是社會正義的代表，然而當它蛻化為正義的對立面時，民眾將對整個國家机构喪失起碼的信任。
1994年10月8日，張現春、張桂榮夫婦途經泰安市泰山區徐家樓鄉大白峪村時，被誤認為是偷自行車的小偷而抓進了徐家樓派出所。一進審訊室，警察就用鐵棍、電警棍輪流毆打兩人。張桂榮親眼看見丈夫被打得滿地打滾，一聲聲死去活來地慘叫。審訊張桂榮的是派出所所長馬洪慶，他把電警棍開得冒著火花，電擊得張桂榮嗷嗷直叫。他還十分下流地電擊張的乳房和下身，把張踹倒在地用腳踩大腿根部。痛苦、恐懼、羞辱使這位32歲的普通農婦搗蒜似地向馬洪慶磕頭求饒，但馬洪慶依然殘忍地大打出手。第二天早晨，警察故意放松看管，讓張桂榮逃走。張家上門詢問儿子的情況，派出所的回答是：你儿子跑掉了。從此，張現春生不見人、死不見尸。
原來，當天派出所所張馬洪慶、指導員張亞成、聯防隊員張某和段某對張現春進行了持續6小時的殘酷拷打。因為張現春拒不承認偷了自行車，所以他們又將張帶到院子里練摔跤，輪番摔打。馬洪慶一伙摔累了，又強迫也是被抓到派出所來的村民邵某繼續摔打。邵某剛剛被馬毒打過，看到張現春的慘狀，心有余悸。馬狠狠地踢了邵一下，逼迫他下手。晚11點，張昏死過去。值班民警宋某將張送到鄉衛生院，醫生發現張瞳孔放大，判斷是顱腦外傷，建議送市中心醫院搶救。馬洪慶、張亞成一伙赶到醫院，從醫生處得知救活的希望很小，害怕張死在醫院里，罪責難逃，便編造理由將張強行從醫院里拉出，送到馬的同學在郊區開的非法診所。在不具備搶救條件的個體診所，張現春于上午9時死亡。馬洪慶為逃避罪責，在离派出所不遠處選了一個大坑，先將張的尸體埋進去，然后安排20多名聯防隊員，以上級檢查衛生為名，命令他們將這個2米深、30余平方米的大坑填平。張現春的冤魂就這樣深深地被埋在了地下。
案發之后，披著警服的歹徒們被送上了法庭，等待他們的是怎樣的審判呢？人們拭目以待。泰山區公安分局向受害人張桂榮賠償18万人民幣。然而，她相親相愛的丈夫再也不能复生了。《南方周末》在報道的標題中，有這樣的一句話“蒼天有眼，他們的罪行暴露于蒼天之下”。我對這种說法很不以為然。什么是蒼天？我們難道寄希望于看不見、摸不著的“蒼天”來主持正義？作為現代社會的公民，不應該對“蒼天”念念不忘。蒼天是靠不住的，蒼天有“眼”的時候畢竟是少數，蒼天所看到的罪惡也是少數，而蒼天又有多少沒有睜開“眼”的時候呢？沒有被蒼天看到的罪惡又有多少呢？与其把正義的裁判權賦予蒼天，不如切切實實地進行法制的建設。蒼天是保護不了我們的，從包青天的時代就是如此，今天也一樣。中國人民的“蒼天夢”做了多少年，至今還沒有做完。其實，能夠保護我們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的，是一整套健全的現代法律制度。制度不健全，執法者沒有受到應有的監督，自然會為所欲為，“我是警察我怕誰”成為執法人員的口頭禪。一旦警察們認同“我是警察我怕誰”的觀念，公民的權利就毫無保障地被擁有權力的人粗暴地踐踏。依靠所謂的“蒼天”，還是人治時代善良的幻想；只有依靠現代的法律机制，才能使我們走上真正的法治之路。關鍵在于，使警察有所“怕”——警察本身也應當受法律的約束，法律應當成為讓他們“怕”的東西。可惜的是，如今的警察根本就不怕法律，因為法律掌握在他們手上，而不是掌握在所有公民的手上。
1998年7月17日的《中國青年報》報道了哈爾濱市呼蘭縣許堡派出所借“掃黃”為名，非法拘禁100多個村民，榨取15.7万元的惡性事件。呼蘭縣是天才女作家蕭紅曾經生活過的地方，看到這個名字，我就想起了蕭紅的名作《呼蘭河傳》。本來這是一個讓我仰慕的地方，但看到報紙后，我被震惊了：怎么還有這樣的派出所、這樣的執法者？他們跟舊社會的東北土匪有什么區別呢？他們比土匪還要卑鄙無恥下流，土匪是明火執仗、明槍明刀地搶劫、綁票，而派出所則是借用正義的名義和國家的力量來搜刮民財。這是對正義、對國家最大的侮辱。長此以往，如何使人民對國家、對法律產生信任感？國家權力机關的土匪化，是一個現代文明社會最不能容忍的現象。這些執法者將無辜的村民當作“嫖客”和“賣淫女”，成群結隊地栓在一起強迫跑步示眾。不消說他們抓的是無辜的村民，即使是嫖客和賣淫女，難道就能夠任意侮辱嗎？妓女和嫖客也有他們應當受到尊重的基本人權。
記者在采訪派出所所長付文廣時，這個有警齡16年的警官說，自己錯了，對不起党多年的培養。可是說到具體錯在那里時，他卻啞口無言。他想了半天說：“為什么抓人，我也說不清。要說錯，就是輕信了民警的報告，定性不准。”至于罰款的標准，付文廣則說：“所里經費緊張，就想多罰點還帳。誰罰多，誰罰少，也沒有具體的標准，富的人家多罰點，窮的人家少罰點，討价還价都通過辦案的民警進行。”言下之意，他還慈悲為怀，頗有關怀窮人的好心，這跟古代殺富濟貧的俠客倒還一脈相承。有16年警齡的警官，居然是這么樣一個法盲，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事發以后，該派出所居然還通過縣委宣傳部新聞科某科長編造自我表揚的稿件，到党報上發表，并且以此來威脅上訪的群眾。
以上兩個典型案例說明，當今中國由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轉型是一件極其迫切的事情。當警察們都認為“我是警察我怕誰”理所當然的時候，法律也就成了執法者手中的玩物。說警察素質低、說人民素質低，都只是看到了表面的問題，更加重要的是，在全社會根植起一种真正的“法”的精神，一种“我們都是公民，我們都應該遵守法律”的精神。現在，人們很喜歡談論“愛國主義”，我卻認為，如果國家的法律不能有效地保障公民的權利，那么“愛國主義”只能是空中樓閣。正如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他的名著《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所說：“法律不能重新點燃已經熄滅的信仰，但能使人民關心自己國家的命運。法律能夠喚醒和指導人們心中模糊存在的愛國本能，而在把這种本能与思想、激情与日常習慣結合起來時，它就會成為一种自覺的和持久的感情，……每一代人在一個國家出生時，是作為行將掌握立法工作的新人而出現的。”在中國，我們需要做的是，樹立“天大地大法最大”的觀念。對警察而言，不是“我是警察我怕誰”，而是：我是警察，我所做的一切受法律的約束；對民眾而言，不是“我是百姓，我怕警察”，而是：我不違犯法律并且運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有了這樣的前提，國家才會變得可愛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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