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我也願意陪杜導斌、劉荻、楊子立坐牢!」

丁子霖、蔣培坤夫婦關注杜導斌

劉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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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4日訊】這段時間,身在南方老家的丁子霖先生和蔣培坤先生,經常給我打電話,詢問「劉荻案」和「新青年學會案」的最新情況。今天下午,我與二位先生又通了電話。他們夫婦從收音機中知道了湖北作家杜導斌先生被捕的消息,聽到大陸知識界公開關注杜導斌案的報導,就趕緊打電話給我,想讓我代二位先生在開放式的的公開信上簽名。

可惜,我是夜貓子,晚上寫作,上午睡覺,沒有接到丁、蔣二先生的電話。二位先生著急,又把電話打給了余傑,讓他通知我。余傑也打不通我的電話,就給四川的王怡打電話,告知丁、蔣二位先生的意願。直到下午起床再次通電話,二位先生對我的晚起稍有埋怨,我也向二位先生道歉。之後,二位就談起了杜導斌案,向我詳細詢問了導斌的情況,還問起「新青年學會」案的二審情況,以及劉荻案的最新進展,希望這些年輕人和其他人能夠免於牢獄之災,希望通過越來越擴展民間抗議,儘快結束這個反人權反自由的制度。

為此,丁、蔣二位先生向那些仗義執言的知識份子表示敬意。

凡是關注中國的六四慘案和人權現狀的人,大都會知道被稱為「天安門母親」的以丁子霖先生為代表六四難屬群體。她們的骨肉至親慘死於中共的屠殺中,孩子們倒在血泊中,母親們卻在恐怖政治的高壓下站起來,而且,她們是在倒下就不允許再站起來的地方,流著淚站起來的。十四年來,為了見證歷史、伸張正義,這群母親進行著堅韌頑強而又卓有成效的抗爭。

投身於八九運動的王丹們把自己稱為「六四一代」,八九後成人的余傑們把自己稱為「六四的孩子」。我想,比余傑年齡稍大的任不寐、余世存們,與余傑、王怡、楊支柱、陳永苗等屬於同一代的楊子立、杜導斌、羅永忠們,以及小於他們的劉荻們,都會不拒絕「六四的孩子」這一稱謂。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六四是他們共同的「成年禮」。在恐怖政治仍然橫行的惡劣環境下,這種公開宣稱自己是「六四的孩子」的「成年禮」,對於覺醒了的有良知有學識的年輕一代來說,既意味著觀念的覺醒,也意味著對道義風險的自覺承擔,更意味著六四薪火的代代相傳。

丁、蔣二位先生之所以如此關注這些年輕人,不僅是因為二位先生的兒子殉難時只有17歲,更在於他們多年來投身於中國人權事業的親歷,他們太知道:敢於公開站出來的難屬群體,是怎樣由一個人逐步擴大到一百五十多人,知道來自難屬群體之外的任何一次公開聲援、一筆人道捐款、甚至一句私下的同情,對於這群失去親人的母親來說,該是多大的激勵和安慰。我曾親眼見到:丁子霖先生讀了余傑的「我是六四的孩子」的自白時,是怎樣控制不住地流下熱淚。

關注基本人權和反抗獨裁權力,太需要更多的人站出來,需要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扶持和相互聲援,形成一種相互激勵、相互安慰的民間維權格局。正如丁老師對我說過的那樣:無盡頭的噩夢,讓越來越多的母親們懂得了一個常識——保衛每一個人的人權,就是保衛我自己的人權。任何一個人的人權受到強權的侵犯,都是對每一個人的侵犯。保衛人權與所有人相關。如果自由是天賦人權,那麼保衛人權就是每一個公民的天賦責任。

對中國的人權事業來說,集體責任是不存在的,因而談論它是無意義的,正如自由只是個體的,責任也只能由個體承擔。天安門母親就是一個個具體的母親,杜導斌為聲援劉荻而兩次發起的網上簽名運動,也是一個個具體的國人;此次為杜導斌鳴冤的仍然是一個個具體的國人。這是一種責任,每個人的道義責任,逐漸增多的個體的自覺擔當,就會形成壯觀的民間維權洪流!使中共政權感受到來自民間的日益加大的道義壓力!

如果說,自由制度的真諦在於:個人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前提,那麼,在無自由的制度環境中,每個人為爭取自由而反抗暴政的點滴積累和彙集,就是每個國人走向自由的真正希望之所在。

最後,丁老師在電話中說:「當年,我沒能陪兒子去死,令我的後半生陷於無法挽回的愧疚之中;今天,願意陪劉荻坐牢的杜導斌真的被關進黑牢,我也願意陪杜導斌、劉荻、楊子立坐牢。」

2003年11月4日於北京家中(//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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