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4日訊】不能簡單地用民族主義、義和拳情緒來概括西北大學的事情。從經驗角度上看是狹隘民族主義情緒，但經驗總是建立在前因上的，西北大學的事情是發生在何種時勢背景上的呢？
我們的民族已處在從深層到表層，處處都在尋找出路這個臨界的背景上。僅為一種情緒不會有如此大的召喚力，我們民族已進入到在無所不在的方面尋求出路的時期，這種尋求就像漲滿了的水，它要在任何的薄弱點上尋找決口。甚至百姓的柴米油鹽都因矛盾的深層化而積累到為民族探尋出路的使命上來了。這種尋求已從理性的自覺普遍化到必然機制的水平。整體民族在尋找出路是這個時代的任務，已上升成為是它在推動人，而不僅僅是人在尋找它了。任何一個可以表達要求的機會都被這種要求所充盈，不會被放過。不過它發生的地域領域使它染上自己的個別色彩了。
中華民族已到了不給它以出路它就要爆炸的臨界點。
下述事實都出自這同一進程，它們都是「中華民族要求出路的表現」，不同的只是人類生活畫面的廣袤與複雜，它們各表現出自身的個別性色彩罷了：遼陽—-大慶工人的衛權行動；各地失業工人的罷工及其演化成與官方衝突事件；各地官商勾結造成的強遷上訪、強遷自焚；甚至香港「七一」遊行；各地農民不堪忍受橫徵暴斂發動的小規模暴動；賴長星案以來的中共上層的拉鋸鬥爭；從中共十六大開始的中共兩個中央的表面化；胡錦濤出任元首以來的個人表現；此次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氣氛，會後江狼的死皮賴臉……各地的礦難，爆案、金融陷阱……連同純自然災害的沙化、沙塵瀑、非典瘟疫……等等，其實都屬於民族在尋求出路這個進程，是這一進程的具象表現，本質上都是因民族沒有出路而引起的。某一具體事件當然是有它的直接導火索，它所展現的主觀願望未必是它的動力泉源。它可能與民族要求出路的進程一致，也可能不盡一致，甚至有某種掩映。
所以我們覺得似乎不能用具體的眼光來評判西北大學事件。這一事件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緒是它的臨界限制，在臨界限制背後有一種強大的思想暗流，是不是在對所有具體事件的研究中都應注意到這一點？須知，我們生存其內的這個社會到處都是「一觸即發」了，就看「發」的觸點是什麼了。問題在於如何讓這「一觸即發」連成埋葬黑暗的普天火焰。
當然，不能說我們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這麼大一個民族，其文化是不會被消滅的，民族不會亡。但沉積其機體內的矛盾太深太厚，它已漫延到機體的所有方面，不只是表層化，已經普遍化，徹底了：我們所能看到的，我們所看不到的；足可舉，卻不知何處落腳。國家是這樣，共產黨是這樣，地方是這樣，民眾還是這樣。
共產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透視出：到了從根本上給民族以出路的時候了，否則這個民族就要爆炸。會後透露出的消息可以看出，共產黨的兩個中央正絞勁，兩個中央的對峙恰恰是民族要求出路的證明，民族不可能從共產黨那裡找出出路；共產黨也不能給自己找出出路。喬石、李瑞環、尉健行等對江澤民的鞭撻與嘲諷，對胡溫的肯定，可理解為是從他們方面感知到這種出路的壓迫。到會者對江澤民個人，對「三個代表」，對上海幫的置疑，其實也是對出路的要求。江澤民實已無招架之力，他只是藉著自己不知個羞恥在那裡死皮賴臉，從常人到上層，也都是正人鬥不了潑痞，倒不是江澤民的能耐，而是他在常人之外，他是一個變態者，正常人無法與之相對……他的行為又恰恰證明他對出路的迫切—-需知：江澤民也需要出路！因為江澤民已經沒了退路，沒了出路，他才更無廉恥地不肯休息，他已清楚地意識到：他的上海幫也未必能給他後路：他的後路只能押在他的肉血上—-他不趁這二三年可靠地按排了兒子，無論權落誰手，他爺兒三的命能保不能保都大有問題。從江澤民自己方面他感到是被逼到了極點，他極力地在尋找他不被處死，不被審判的出路。但越找越窄，越窄越固執……
中國各階各層都在尋找出路，每個行動背後的動力：
只要能表現，能發洩也是好的！
事件的主導者並不必然地瞭解自己在幹什麼，或者至多瞭解可直觀的方面，並不洞悉自己得以其上的動力背景。
西北大學事件證明了中華民族已處在催生的臨界點上。對這一事件表現出的不成熟之處只能神領，意會，只能理性概括，不太適合用貶抑的詞來指責。
正是這種日益高漲著的自尋出路的動力，在每一天都發酵出數不清的事件，至於這些事件自身的色彩就看發生它的領域地域與直接矛盾了。任何能夠讓出路要求獲得表達的機會都不會被這個高漲著的進程所放過，都將被點燃。
它告訴我們「共產主義」是有限意識，它無法容納人的類價值，不讓中國自由地淌漾在人類普世價值裡已經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了。
十五年前八九民運所要克服的是什麼呢？就是共產意識形態對人類普適價值的限制—-那不是一場局限在我們民族的風暴，那是共產世界向人類的回歸進程，它證明的真理就是—-共產主義不適合人類！
埋葬共產，這個人類歷史任務一天不實現，鬥爭的烈度就加劇一天。
西北大學事件要求每一關心中國進程的人士應以更敏銳的眼光關注國內事態，要用「民族出路」這個背景來把握每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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