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30日訊】(美國之音記者田紅報導) 中國河南等地90年代初參與賣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多是青壯年，現在很多人開始發病，他們去世後留下大量孤兒。有艾滋病活動人士呼籲，艾滋孤兒的救助要有民間齊心協力，更要靠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來自中央政府的壓力。 *中國面臨艾滋病死亡高峰*

12月1號是“世界艾滋病日”，【多維新聞網】引述《南方周末》的報導稱，中國政府計劃在今年的“世界艾滋病日”以中英文正式發布《中國艾滋病防治聯合評估報告》，報告將透露，中國正面臨艾滋病發病和死亡高峰期，“在河南、安徽等省的一些重災區，2001年後開始出現病人集中發病和死亡。”

*艾滋孤兒本身並不一定患病*

河南很多村莊90年代初參與賣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多是青壯年，現在病人死後，留下了很多孤兒。2001年5月，【法新社】報導了河南上蔡縣文樓村艾滋病人和家屬進京請願的事件，其中有兩名因為父母死亡而淪為孤兒的形象尤其令人難忘。

湖北省入選衛生部艾滋病臨床專家桂希恩教授說，一般把因為艾滋病而喪生父親或者母親或者是雙親的兒童都稱為“艾滋病孤兒”，但是需要澄清的是，艾滋病孤兒基本上自己沒有病。

桂希恩：“我見到的艾滋病孤兒目前基本上都是沒有病的，這個理由也很簡單，因為他們的父母如果死亡是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而這些小孩子如果是在父母得病之前出生的，他們就不會受到感染。”

*不應歧視艾滋孤兒*

桂希恩教授說，艾滋病三大傳染途徑之一的“母嬰傳播”通常是指有病的母親在哺乳期傳給小孩。桂希恩說：“這個前提是，她在懷孕前後、包括在懷孕期間、分娩期間或者是餵奶期間，過了這個階段，母親有病，也不會傳給小孩，所以我們叫‘母嬰傳播’，不叫‘母子傳播’，不叫‘母女傳播’，就是因為這種傳播只限於嬰兒時期，或者在懷孕時期。”

而即使是母嬰傳播，感染率也不是有些人所想像的百分之百，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感染科主任桂希恩教授說，他們曾經調查了90位感染艾滋病毒的母親在感染之後所生的113個小孩，結果發現有40個感染。由此可見，母嬰傳播率是百分之三十多。多年從事艾滋病的研究和救治工作的桂希恩教授表示，人們對艾滋病傳播途徑了解不夠，所以對艾滋孤兒有顧慮、存在歧視。

*艾滋孤兒心理陰影*

美國之音聯繫到河南商丘地區睢縣一位名叫趙振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趙振是當地自發組織的幫助艾滋病患者的“愛心互助組”成員，他說，艾滋孤兒可能不會接受採訪。趙振說：“他們(艾滋病孤兒)因為心理都不很健康，所以他們跟你說話，他們也說不太多，有時候我們問，他們都不說話。”

記者：“您說他們心理不健康，這怎麼解釋呢？”

趙振：“他們都知道他們的父母是因為縣裡開的血站、因為賣血者染病而死的，他們都認為是縣、國家把他們害死的；再說吧，他們又受到各方面的壓力，像學校的壓力，來自學校方面的壓力，來自其他同學的壓力，還有來自社會上正常人的壓力，還有來自感染者本身的壓力，還有來自村莊其他人的壓力，各種親戚的壓力，他們的思想壓力很大，再有他們更面臨著生活、生存的壓力，這麼多壓力把他們壓在一起，所以他們(艾滋病孤兒)的心理特別不健康。”

趙振說，當地大部份艾滋孤兒心理狀態都不是很好，沒有正確的人生觀，這一點從大的方面來看，將來對社會也是個危害。趙振說，他們在河南睢縣自發成立“愛心互助組”，目的之一就是想幫助艾滋孤兒。

趙振說：“有許多孤兒都出去做童工，但是打工單位、用人單位不要他們，他們怎麼生活呢，靠什麼吃飯呢？所以出現了許多問題，所以我們做這個工作的原因也是不想再出現太多的孤兒和老人，我們幫助孤兒、幫助老人，結果越幫孤兒越多，沒辦法。”

*愛心互助組得不到政府幫助*

趙振說，他們“愛心互助組”不僅得不到政府部門的幫助，反而被認為是瞎搗亂。他說：“因為我們幫助孤兒和老人所用的各種物資需要政府部門出，現在政府部門經營財政特別困難，上面也沒有撥款，所以一下子給他們政府這麼大的一個包袱，政府也消化不了，所以他們非常痛恨我們，老覺得我們給他們搗亂、瞎胡鬧，結果政府部門也特別反感。”

*朱進忠愛心收養五十多艾滋孤兒*

在河南省商丘地區柘城縣的雙廟村，也有一位像趙振一樣本人是艾滋病感染者同時又富有愛心的人，他的名字叫朱進忠，朱進忠從附近地區收養了50多個艾滋病孤兒。趙振說，朱進忠所在的柘城縣，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兒都敢於公開承認，但是，美國之音通過電話和朱進忠聯繫上以後，朱進忠說，他的電話有人監聽，可能會被掐斷。

記者：“您收養了多少艾滋病孤兒？”

朱：“五十多。”

記者：“是多長時間之內收養的呢？”

朱：“從2003年的2月份，從我們附近的鄉村、鄉鎮。”

記者：“你們每天的日常生活都做什麼呢？”

朱：“生活嘛，(笑) 他們每天吃過飯以後就都去上學去了。”

記者：“周末呢？”

朱：“周末就都呆在一個大家庭裡，吃吃喝喝，有的時候作業做完了以後，就在一塊兒玩耍。”

記者：“這些艾滋病孤兒年齡有多大？”

朱：“ 最大的14歲，最小的5歲。”

記者：“那您的經濟來源靠誰呢？”

朱：“經濟來源都是一些志願者他們捐的。”

記者：“都是民間的艾滋病活動人士捐的 ？”

朱：“對。還有好多志願者親自到我們這地方考察，考察以後看到確實是這樣的情況，他們都是含著眼淚而去的。”

記者：“您本人是什麼時候感染的？”

朱：“我本人是在94年到95年之間。”

記者：“是因為賣血？(雜音)喂？”

*艾滋孤兒反映疫情嚴重*

北京的民間艾滋病活動人士胡佳在接受採訪時做出了這樣的解釋：艾滋孤兒問題實際上從側面反映了河南艾滋病問題有多嚴重，這就涉及到地方官員的責任問題，所以他們不願意向外界公開。

胡佳：“因為你知道，你調查出來有多少艾滋孤兒的問題，就涉及到艾滋孤兒有多嚴重，其實從側面就反映出了河南的艾滋病問題有多嚴重，從側面的數據上就必然帶出了‘他為什麼成其為孤兒’，就是因為他們父母去世了，他才叫孤兒，或者說他只剩下單親了，他才是潛在的孤兒，那麼，這一切都意味著河南本身的艾滋病問題，那你要是追根溯源，艾滋病問題是怎麼產生的？不就是河南當年不負責的賣血產業產生的？還是官員的責任問題。”

胡佳說，他本人的電話可能也受到干擾，所以採訪錄音效果不好，但是，即使這樣，他和一些民間志願者也不會停止人道工作，他們的計劃之一是鼓勵城市白領階層開展“一幫一”的活動，救助艾滋孤兒。

胡佳：“城市白領呢，讓他們很多的年輕人都參加進來，每個人去支持一個孩子，是完完全全有能力的，可以承擔這個孩子的養育費用、受教育費用。另外，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這個白領他可以和這個孩子建立起一種情感的溝通，有感情的交流，甚至比簡單地獲得資金支持更重要。”

胡佳表示，民間艾滋病工作者願意在中間起牽線搭橋的作用，但是這項工作是非常複雜的。

胡佳：“因為在我們出去做的時候，我們要真正到村莊去，和當地的感染者和村民一起來統計這個村莊的艾滋孤兒的現狀，有多少人，他們多大年齡，什麼性別，身體狀況如何，入學的情況怎麼樣，還得到學校去統計這個信息，他們是否是真正學習成績好的，是否品學兼優求上進，因為資源實在是非常有限，所以，我們只能支持那種家庭真的很困難，然後本人學習狀況非常好、有志向的孩子。”

胡佳表示，民間活動人士在地方上統計艾滋孤兒的時候，縣級、鄉級政府都不是很支持，生怕內部的問題被揭露出來。胡佳說，艾滋孤兒的救助除了要有民間的主動突破，還得靠中央政府的壓力，靠艾滋病患者站出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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