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6日訊】大陸的民間自發維權，在不斷測試官方的容忍底線的過程中，一點一滴地擠壓官權和擴張民權。現在，知識界的民間維權正在由分散走向聚合，由擦邊球走向直言不諱，由勇氣匱乏走向勇氣初現，萎縮了多年的社會良知正在逐漸覺醒。這些進步皆是民間維權運動日漸長大的信號：1,道義勇氣正在不斷增長，已經代替了一壓就裝死的怯弱和聰明，而越來越敢於嚐試對官方鎮壓公開說「不」，表現為一種來自道義支撐的大智慧！2,民間維權的聲音也不再限於分散的個人發言，而是群體性的伸張權利。比如，對極為敏感的一系列文字獄的民間關注，掀起了網絡維權的一個接一個高潮，劉荻案和杜導斌案尤為典型。

絕非巧合的是，發起「我們願陪劉荻坐牢」活動的杜導斌，在簽名還沒有截至之時，就真的坐了獨裁的黑牢，而民間各界對杜導斌案的強烈反應，其模式與劉荻案非常相似，而且動員規模更廣泛、道義感更強烈。國內率先發起了網絡簽名，接連出現一個聲明和一封致溫家寶的公開信，簽名的人員組合中，出現了少見的體制內外自由知識份子的合流；在國外，出現知名漢學家、華裔學者的集體簽名信、海外民運組織、諸多中文媒體成立的「保衛言論自由人權同盟」、多個國際人權組織、獨立中文作家筆會和國際筆會……合流的現象，簽名者也跨越了美國、歐洲、澳洲、香港、台灣。截至11月23號，在聲援導斌的兩份文件上簽名的人數，已經高達1600多人。

「願陪劉荻坐牢」的杜導斌真的坐牢了。令人振奮的是，當杜導斌被捕後，民間維權非但沒有被嚇倒，反而出現了公開張揚的前仆後繼，那種罕見的勇氣，既令人揪心，更令人振奮。身在國內的王怡、趙達功、北冥等人，發出「我願陪杜導斌坐牢」的聲音，那種「用我們的身體，填滿他們的監獄」的決絕，頗有魯迅所謂的「自蹈死地」的意味，與新青年學會四君子在法庭上的精彩自辯一樣，都表現出一種清醒而冷靜的大義凜然。從王怡接受採訪時所透露的心態上看，這勇氣絕非鹵莽行事，而是對可能降臨的災難，從心理上和技術上已經做了充分準備，並將自己的經驗公開與別人分享，從中透露出民間非暴力反抗的堅韌。

反抗強權和捍衛自由的勇氣，只有落實為個體踐行，才有真正的力量和效果。這勇氣，既來自個人良知，更來自個體之間的相互激勵，二者的合流形成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民間正氣。這正氣，必以堅定信念、鄙視怯懦和高度凝聚為前提，它的出現再次驗證了監獄關不住自由、暴力擊不垮良知的普世公理。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民族，可怕的不是物質貧困，而是靈魂的陰暗或良知的貧困。所以，聖雄甘地才公開宣稱：「我寧願冒千萬暴力的危險而不願使一個民族萎靡困頓。」

在後極權時代的寡頭獨裁之下，權力在官府而道義在民間的格局日益凸現，哈維爾提倡的「無權者的權力」——活在真實中的道義正當性和良知勇氣——正是民間維權的最大資源。它不是任何有形的物質富有，而是無形的精神源泉，在西方是履行「神聖天職」，在中國是踐行「天地良心」。只要民間擁有了「得道多助」的底氣，民間維權就開始走向成熟：從事可能帶來危險的維權善業，決不偷偷摸摸而是公開化的坦然；不訴諸轉瞬即逝的仇恨和激進，而訴諸於堅韌長久的寬容與漸進；不追求人為的宏大綱領和一夜巨變，而致力於自發經驗的積累凝聚和制度改造的點滴進步；不搞無原則的機會主義權謀，而堅守普世道義的底線原則；不求立竿見影的即時效果，而著眼於長治久安的民間社會的發育；不在體制內政改停滯的現實面前徒然悲歎，而始終保持對民間力量自發擴張的樂觀信心。

凡是獨裁制度下民間自發的非暴力維權，特別是對處於不得不偽善階段的恐怖秩序的挑戰，民間除了道義正當性之外，再無其他可以長期憑藉的基礎性資源。在此意義上，民間維權的中堅力量，必須表現出先講是非而後講效益的道義堅定性，甚至就是一種只問耕耘而不問收穫的大義凜然。惟其如此，民間維權才會樹立起人權的尊嚴，才會具有一種平靜、理性、樂觀的自發堅韌：民間維權所追求的優先目標，定位於人性尊嚴的恢復，而非仰望救主的卑微；推動民權的漸進擴張和制度改革的點滴積累，而非一步登天和既得利益；以善意、理性、和平的方式持續地表達民間的權利訴求，當然也希望得到政府做出平等的善意、理性、和平的回應；我們不追求鎮壓和犧牲，更不想成為新的烈士，但我們決不怕鎮壓和犧牲——僅僅為了「願陪杜導斌坐牢」的悲壯儘快絕跡，為了中華民族不再需要反暴政的烈士。

2003年11月26日於北京家中(//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