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從孫大午案說起

周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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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25日訊】民營企業家孫大午在被羈押五個月後,不久前被宣判了,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期四年執行。這種判法此前在中國未曾有過。在宣判當天,幾十家中外媒體記者早早聚集在法庭外面爭相獲取新聞,而當地眾多百姓更將法庭圍了個水洩不通,看來絕不像是支持政府對孫大午「從重、從嚴、從快」處理,而更像是來聲援孫大午的。而在孫大午被釋回家後,大午集團即刻收到全國各地以及海外的眾多慰問電和慰問信,其中就有中國聯想集團首腦、國內外著名企業家柳傳志的慰問電。為甚麼會出現這種非常罕見的情況?其實,自從孫大午被捕時起,這樁案子就在中國鬧得沸沸揚揚,甚至引起了國外的注意。一個被當局拘捕的農民企業家引起如此關注,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孫大午被捕時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和「非法持有彈藥罪」,而宣判時再也沒有提及第二項罪名,那是慾加之罪。其實第一項罪名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孫大午,一介農民,靠自己的雙手從養豬、種植開始,逐漸擴大了自己的企業,成為包括種植、養殖、加工、教育等產業的集團,總資產過億元。為了企業的發展,在無法得到中共銀行貸款的情況下,大午集團不得不向當地農民借貸。孫大午依靠辦企業使當地的大批農民有了工作,變得富裕起來,但他從來不與官員打交道,更不會向官員行賄,這就犯了中國企業家的大忌,於是經常遭到當地政府及官員的整肅,屢屢被刁難、被罰款。他也早已成了貪官們的眼中釘。在這種情勢下,慾治其罪,何患無詞?

因此,有些論者認為,孫大午罹禍的根本原因是他沒有和共黨官員搞權錢勾結。這只是孫大午倒霉的原因之一,但這卻無法解釋為甚麼中共高層早已注意到了孫大午,並提出要「從重、從嚴、從快」整治。孫大午甫被捕,其子即言及孫是「以言獲罪」。這才是癥結所在。

孫大午不僅被邀到北京大學、北京農業大學演講,而且在演講中針對「三農」問題屢屢有批評言辭,更提及中國農民身上有「八座大山」,直指中共破產的農村政策,這才犯了大忌。

孫大午還口無遮攔地抨擊共產黨的領導與政策,屢屢對當局表示不滿,更使他遭到中共的嫉恨。孫大午說,「毛澤東使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卻又使全國人民在他面前跪下去了。」中國自由主義派領袖人物李慎之逝世時,孫在自己的網站上表示要讓李的「理想追求永繼」,「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並要求在中國實現民主共和國的夢想,要求共產黨「還政於民」、「還軍於國」。這些言論怎能見容於中共?想一想杜導斌、歐陽懿、何德普等爭取民主憲政的人士所遭的劫難,不都是以言獲罪的麼?因此,當局逮捕孫大午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謂「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不僅當庭被辯護律師駁得體無完膚,也遭到眾多法學專家的非議。

在中國這樣一個一黨專政的、踐踏民主的國家中,只要你敢於非議至高無上的黨,非議政府,就一定會遭到黨的迫害,無論你有沒有觸及法律。幾十年來這樣的例子可謂俯拾可見,不可勝數,孫大午不可能成為一個例外。

對孫大午案的最後的判決完全是走個形式,雖然辯護律師舉出實證徹底否定了定罪的依據,但依然被判刑,而且這種判法是經過黨政領導商定的,而不是根據法律,更不是法官所可變更的。你能設想一個沒有法制的國家能夠依法行事麼?

從孫大午案人們不僅看到老百姓表達出的憤怒,看到了各界人士的聲音,而且為孫大午辯護的律師竟敢在法庭上直言判處孫大午所依據的法律是「殭法」,甚至是「惡法」、「酷法」。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這說明了甚麼?而政府在孫大午案件中所受到的壓力也是可想而知的。當局想封鎖消息,但記者把它捅了出去,而且明裡暗裡非議政府的行為;眾多學者、法律專家對此案表示了關注、非議;眾多知名民營企業家發出了不同於政府的聲音。這說明在當今中國人們在覺醒、在抗爭、在為百姓爭取民主權利。本來政府以為孫大午的言論與行動會危及社會穩定,企圖整治一個孫大午殺雞給猴看,藉以穩定不穩的社會,不像審判何德普、歐陽懿那樣採取秘密的方式,然而當局沒想到由孫大午案更引起了社會的不穩。

孫大午被判刑後,他並沒有上訴,他當然知道上訴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宣判之前,他以及律師已經知道了結果,不可能推翻的,倘若推翻了,那政府的臉朝哪裏放?他也許對未來充滿了信心,在思考如何為他所設想的「第三共和國」而改變鬥爭策略。在獄中的幾個月他看了幾百本書,也許從中受到了某些啟發。他也許看到了今天的中國再也不是昨天的中國了,當局無視民主、法律而拘押他,判他的徒刑,但在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切使他看到了某種希望。

轉自議報(//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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