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2日訊】(美國之音記者田紅報導) 中國政府今年宣布實施了對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費藥物的決定，但是，有專家對地方衛生部門能否有效監控防治工作抱懷疑態度。另外，中國艾滋病工作者認為，政府對造成地方艾滋病危機的直接責任者多採取默認態度，至今還沒有人因為防治艾滋病不力而被免職。 *免費治療措施執行令人懷疑*

12月1號是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確立的“世界艾滋病日”。根據中國衛生部最近公布的數字，中國目前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4萬人，其中包括病人8萬例。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高強最近表示，中國政府計劃投資22點5億元人民幣，主要用於加強對中國中西部地區採血站的管理。在示範地區，凡是因輸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患者都能獲得免費治療。

美國《紐約時報》在河南一個村子所做的採訪報導說，截止到今年10月，中國政府的統計顯示，有近5千3百名患者開始獲得免費藥品，但是其中大約百分之二十後來告訴衛生官員，因為受不了副作用反應已經停止服藥。村民們還反映，地方官員認為艾滋病人不應該在村子裡接受治療，所以把當地診所搬遷到村外，現在有的病人得步行二三十分鐘去拿藥，診所還經常不開門，病人一個月拿一次藥，然後就幾乎和醫生失去了聯繫。《紐約時報》說，用藥需要指導和跟蹤檢查，可是中國醫療系統不健全，專家們對地方上能否有效監控政府這項免費治療措施的執行抱懷疑態度。報導引述艾滋病專家何大一的話說：“這和賑濟飢荒不一樣，不是說你把吃的送到了就一走了之。”

*賣血脫貧的恐怖後果*

90年代初，河南省地方政府曾經一度鼓勵當地農民向血站賣血。違反基本操作規程的血液收集方式，例如不使用一次性針頭的做法，最終導致河南地區至少幾十萬人感染艾滋病。

中國民間艾滋病活動人士胡佳說，90年代初發起的賣血項目名義上是為了當地人脫貧致富，其實真正賺到大頭錢的是河南省衛生廳這樣的部門：

胡佳：“他們不是為了當地經濟、當地農民，他們是為部門利益，就是河南省衛生系統的部門利益，真正賺到大頭錢的是河南省衛生廳這樣的部門，他們賺到數以億計的錢，然後他們把很多血液製品的機構引進河南，其中也有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有上海的，河南省直屬衛生廳批准的這些血站大賺其錢，這種時候，農民得到的只是小頭。”

胡佳說，河南省地方官員應當說是直接責任人：“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差別，有非直接責任人和直接責任人的差別，像河南省就是直接責任人，下邊的衛生部門、向河南省衛生廳這樣的部門，更是當年賣血政策的罪魁禍首。現在等於是說上面的人想要邁動步子，低下的人仍然想要真相陷在泥裡，不想讓它拔出來，因為他們自己也明白，其中發生的很多事情是天理難容的。”

*中央政府管理責任不可推卸*

不過，曾經在中國發起“愛知行動”的萬延海強調，不能簡單地認為“中央開明，地方邪惡”，雖然中央可能沒有參與當年的賣血產業，但是在管理方面中央還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另外，萬延海說，應該注意到，中央政府很長一段時間對地方部門壓制艾滋病報導的做法採取了默認態度。

萬延海說：“中央政府在發生艾滋病和賣血的地方態度也不是很積極，應該說是地方政府更加積極地壓制了對艾滋病方面的報導，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央政府都採取了默認態度，甚至於不希望報導這些事，後來，在國際壓力下、在艾滋病流行的形勢下面，中央政府可能才變得積極了一點。”

*沒有一名地方官員被追究責任*

英國《星期日電訊報》的報導說，河南省當地人對造成艾滋病悲劇的地方官吏深惡痛絕，可是至今卻沒有一名地方官被追究責任、受到懲罰。對此，北京愛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萬延海說，中國因為艾滋病問題丟掉官職的不是因為這些人防治艾滋不力，而是因為參與防治工作而丟掉了官職，這種情況和薩斯危機中央罷免官員正相反：

萬延海：“說明在艾滋病領域，中國政府有著長久的對艾滋病工作者的人權的迫害、對於衛生信息的掩蓋，即使是在薩斯的嚴重的教訓後面，看上去中國政府吸取的教訓還不是很多。”

*我們需要幫助但沒法依靠政府*

《紐約時報》採訪到的河南省一名艾滋病人這樣對記者說：“我們需要幫助，但是看起來卻沒法依靠政府。”英國《星期日電訊報》的文章則援引一位中國年輕艾滋病工作者的話說，中國和西方國家不同，在中國，“政府官員不怕人民憤怒，他們真正怕的是自己的上級，怕被上級查出來自己受到懲罰，所以才要遮遮掩掩，想讓問題自行消失，想等若干年過去，所有這些患艾滋病的村民都死了，問題也就不存在了。”

然而，愛知行研究所的萬延海表示，在河南等艾滋病重災區以外的地區，比如上海，目前已經發現了因為使用帶病毒血液而感染艾滋病的病人。萬延海說，中國政府對當年這些血液的銷售流向至今仍然保持沉默，這是對中國民眾健康的極大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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