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1日訊】我剛剛看到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做的一個研究報告，其核心結論是說互聯網之所以從１９９４年以來在中國得到飛速發展，從幾個高校的聯機到今天將近七千萬人口的網民，中國政府在政策上的推動和資源上的投入是主因，然後民間企業力量也起了關鍵的作用。

報告的數據很充實，分析和結論也非常清楚。不過我到是想在這裡引申地問一下，政府和企業如此大力推動互聯網的發展，它們對網絡是怎樣看，又要通過網絡達成什麼樣的目的呢？表面上看，答案似乎不複雜，政府也好，企業也好，都把網絡看成是實現自己既定目標的工具，政府看中的是對社會的有效控制和促進經濟的成長，企業看中的是商機和盈利。

不過互聯網可不是一般的技術工具，而是一種有著”內在自由性”的威力巨大的新興傳播技術和媒介。網絡傳播有一些和傳統大眾媒體如廣播，電視，報紙沒有的特點，比如去中心化、平等和高參與度。通過網絡，可以超越地域，甚至時間的局限，讓現實社會權利結構中處於邊緣和弱勢的群體發出聲音。

在網絡中，每一個聲音都是平等的，每一個用戶對如何使用網絡都有一定的自主和控制權利。傳統階層社會的權威和權力中心，在數字化的虛擬網絡空間就成了被嘲笑和顛覆的對象。邊緣節點的選擇也可以對中心發生影響。比如說，官方的媒體網站，可以充斥大量”輿論導向”下過濾的信息，可是網民可以選擇不去訪問這樣的站點，而是在自己喜歡的網絡論壇上發表自己的看法，聽不同觀點的交鋒，傳播自己想要傳播的信息給自己選擇的網友。這樣一來，不僅由黨國宣傳部門組成的傳統審查控制體制在網絡空間開始失去了效力，官方媒體要想爭取讀者，也必須改變自己的內容，向讀者的趣味和選擇接近。

其實，中國的領導者們如果有意政治改革，那麼沒有比互聯網更好的試驗平台了。由政策鼓勵的從下至上，從試點到推廣，不正是中國的經濟改革走的路子嗎？讓農民發揮自己的力量為自己的經濟利益而努力，從包產到戶於是有了農村改革；又從鼓勵個體戶，發展市場經濟於是有了城市的改革。對外開放是引進外資，對內搞活就是把經濟活動的權力從計劃經濟的中央集權體制中解放出來。

借助網絡，中國政治權利結構的變革同樣可以延續這一思路。對外開放的也應該是文化，觀念和信息，首先就該撤了國家網關上的防火牆，對內搞活的第一步就應當是讓言論的權利從專制的控制下解放出來，還給人民。如果說需要特區試驗的話，言論自由的特區就可以是互聯網。自下而上，節點影響中心正是網絡傳播的基本特點，而信息的自由流通，民意及時順暢地得到表達也為社會的穩定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世界上還有那個擁有核武器，能送人上太空的政府虛弱到青年人寫幾篇文章就要以”顛覆國家”罪名逮捕審判的呢？不是還常常聽到中國不能實行民主的一種論點是說中國人教育水平底，經濟收入少嗎？且不說這樣的”理論”經不起歷史和現實的證偽，在網民的人口組成面前，連成立的前提都不存在了吧。

確實，中國政府主導了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進程。而這一開放進一步導致了今天互聯網在中國的高速發展。那麼政府希望互聯網給中國帶來的究竟是什麼呢？難道設立網絡警察，建立信息過濾的”防火長城”還有逮捕”新青年學會”四君子，不銹鋼老鼠劉荻，網上文俠杜導斌等等做法，就是二十一世紀可以持續下去有中國特色的數字文明嗎？

在我看來，互聯網在中國的高速發展，決不僅僅是中國步入全球化經濟的一個標誌，更重要的，是為中國１９８９年６４屠殺後停滯的政治改革進程，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啟動平台和催化劑：由市場和網絡的雙重動力推動媒體改革，擴展新聞和言論的自由，網絡也幫助聚合起不同訴求，不同領域的民間力量，從維護基本權利到促進社會公益事業，逐步建設起法制下的公民社會，催生民主政治。順應，而不是壓制這一進程，才應是中國當政者的明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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