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9日訊】中共的宣傳机构有這么一個特點：一件所謂的“丰功偉績”，非得進行鋪天蓋地的宣傳，非得宣傳過度，讓大多數公眾感到像吃多了肥肉而反胃一樣。中共的宣傳部門對自己的愚昧毫無知覺，即使有所知覺，也由于專制制度本身沒有“糾錯”功能，而只能一錯到底。此次關于“神州五號”上天的報道以及太空人楊利偉在全國各地的巡回活動，即是又一明證。我在電視上看到這名像木乃伊一樣“航天英雄”，除了拼命向領袖效忠以外，他連一句人話也不會說了。我不會為他而感到驕傲，我只會對他充滿了怜憫——他不過是又一個被工具化的“雷鋒”而已。

就在“神州五號”升空前夕，聯合國負責人權事務的高級官員訪問中國，嚴厲譴責中國政府對基礎教育的漠視。朱鎔基政府曾經宣稱要將教育經費提高一個百分點，但几年以后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不升反降，跌落到了百分之二以下，不足聯合國推荐比例的三分之一。据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調查，在世界一百五十三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均教育支出排序中，中國大陸名列第一百四十五位，也就是全球倒數第八位，低于非洲窮國烏干達等。据今年二月國家教育部公布的《中國教育与人力資源問題報告》數据顯示，十五歲以上國民受教育年限不到八年，也就是說不到初中二年級的水平，而此水平美國、日本等國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達到了。

中國真的沒有錢嗎？非也。為了辦奧運會，中國將投入三千億人民幣，而一年的教育經費僅僅是三百億人民幣。也就是說，辦一次奧運會的花銷等于中國十年教育經費的總和。同時，“神州五號”的研制計划總共耗資一百八十億人民幣，有關決策者瀟洒地大筆一揮，卻對捉襟見肘的教育經費“雁過拔毛”。在廣大中西部地區，适齡儿童失學情況相當嚴重，九年義務教育形同虛設。如果按照中西部地區的孩子完成一年基礎教育需要一千元人民幣來計算，一個孩子完成九年義務教育總共需要九千元人民幣；那么，“神州五號”的這筆經費，足以讓兩百万适齡儿童完成他們的基礎教育。我想問的是：在今天的中國，到底哪一項投入更加重要呢？我也是納稅人中的一員，但我卻沒有權利過問國家的稅收如何使用。

極權主義體制由于自身缺乏足夠的“法統”，就需要不斷地制造“富國強兵”的假相來維系其權威和面子。辦奧運會是這樣，女排比賽是這樣，送太空人上天也是這樣，在極權主義國家中，一切都是為了一個至高無上的目的——那就是“政治”。此“政治”就是少數特權者的地位和面子。出于同一原因，昔日的蘇聯政權將航天工業和軍事工業放到至高無上、优先發展的位置。在冷戰時代，聰明的美國總統里根洞察了蘇聯制度的這一致命弱點，拋出“星球大戰”計划，与蘇聯在天空領域展開激烈競爭，終于拖垮了蘇聯的經濟。就美國而言，航空航天業与其他產業齊頭并進，它帶動了其他行業的興起，是國民經濟中的支柱產業；而對蘇聯而言，其航空航天業疏离于其他工業門類，是一個封閉的、無法民用的“面子產業”，它只能不斷輸血而沒有造血功能。所以，最后蘇聯的命運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學者霍布斯邦曾經分析蘇聯體制崩潰的原因，他有一個形象的比喻：當蘇聯經濟發展大車向前走了一段距离之后，由于其引擎結构設計特殊，駕駛人雖然一再猛踩油門意欲加速，引擎卻不快反慢。它的動力設計，本身包含著將其力量消耗殆盡的結构。在六七十年代，雖然蘇聯一度在天空、軍工等領域方面超過了美國，但終因缺乏后勁，逐漸走向衰退。霍布斯邦的診斷書是精妙的：“其政治和經濟管理制度的僵化和用意識形態教條控制人們思想導致的思想活力与質量的下降，在一個思想創新和制度創新極度缺乏的社會，人們是不可能隨時适應和解決不斷出現的新狀況、新問題的。”因此，縱然擁有一支基數龐大（數量超過美國）、職業素質良好的科技隊伍，依然沒有辦法挽救蘇聯社會在諸多方面（當然也包括技術領域）的停滯狀態。

昔日，中國出于更加僵化的意識形態的原因，嘲諷蘇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今天，中國自己卻又走上了蘇聯的不歸路。雖然沒有冷戰的壓力，但基于某些領導人的虛榮心和愚民們的“民族自豪感”，中國不惜勞民傷財爭當“天空第三國”。這個座次來之不易，卻毫無意義。它不能挽救極權主義制度的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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